一周新闻聚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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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聚焦：黑窑奴工案民间向胡温中央问责（2）

▲红网-潇湘晨报6月19日发表报道《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 曾上书总理》（潇湘晨报记者 倪志刚 通讯员 胡盛英）

在中央的重视和舆论的关注之下，山西“黑砖窑事件”走上快速处理的轨道。

其实早在9年前，人称“小黑脸”的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去年，他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整顿黑砖厂违法用工问题。

6月18日，陈建教打开电脑，翻阅着网上关于山西黑砖厂“包身工”事件的新闻，看看有了什么新进展。“山西的黑砖厂，我在9年前就较量过一次。那次救出了150多名被困的民工。”

对于第一个求救电话，陈建教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98年的五一劳动节。”“这些黑砖厂的存在，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陈建教说。

山西榆次：解救150名砖厂“包身工”

1998年5月1日早上6点，陈建教接到石门县太平镇自生堰村村民林进佩从山西省榆次市东阳镇打来的求救电话，说他和6位老乡进了那里的一个黑厂 ——开白砖厂，进厂后钱被搜光，日夜干苦工，不准出厂转厂，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并有8名打手日夜看守，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6人个个挨了打，处境十分危险。那时候，陈建教是该镇的副镇长。“求救过程非常惊险，像电影里的一样。”

当时他们身无分文，林进佩早上利用下大雨的机会，悄悄跑出来用一块手表作抵押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还没说几句话，马上就说：“有三个家伙向我追来了，快点救我们啊！”接着就只听见打骂声，电话断了。

陈建教将情况核实后向镇领导做了汇报，并于5月12日北上山西榆次解救这批民工。

5月14日，他们赶到榆次市。早上8点，他们跑到榆次市人大常委会，向时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庞廷清汇报。庞拍案而起，说不容许榆次市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随即向市政府通报了情况，随后指派市人大秘书长、市劳动局副局长及市劳动监察大队长、东阳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和镇派出所所长一起驱车前往开白砖厂察看实情。

车到厂里，大家都被当时的场面惊呆了。陈的照相机咔咔地响个不停，民工们见状，丢下手中的工具，带着满身泥土跑来，嚎啕大哭。只有几个童工在厂方几个小头目的指使下，身不由己地东躲西藏。

砖厂是个体私营，周围一片空白地，没有其它建筑物，一条高低不平的简易公路通向这里，150多名民工大多数是被他们从太原骗来的湖南、四川和甘肃人。民工们被骗进厂，厂方将他们的钱财全部搜走扣下，再编班到组。每个班30多人，其中二人名为班长，实为监工、打手。全厂共有这样的监工、打手8名，日夜值班监视民工，就连上厕所也不放松。工作时间每天超过14个小时。

在当地党政部门的交涉下，石门6位民工终于逃出了虎口。当陈建教一行离开砖厂时，外省民工纷纷奔到车边，请求将他们带出去。看着100多名民工含着泪水的眼神，陈建教的心情十分沉重。

在返湘后的几个晚上，陈建教都没睡好觉，很快整理出一份长达5000余字并配有照片的《关于整治黑厂的建议》材料，用特快专递寄给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卢功勋。

在山西省的重视下，6月10日，当地公安机关提请逮捕3人，依法刑事拘留7人。6省150多名被困民工终于得到解救。

河北沧州：救助被卖湖南民工另一起关于黑砖厂的事件发生在去年，地点在河北。又一个神秘的电话再次揭开了一个黑砖厂的黑幕。这时陈建教已是新关镇人大主席。

2006年6月20日，石门县农业局原果茶站下岗职工陈小平年迈的父母哭着向陈建教求救，说儿子陈小平在外打工被人卖到一家黑砖厂做苦工已半年多了，音信全无，不知是死是活。

原来，两位老人在6月14日这一天，接到了一个来自吉林省的电话，那人自称与陈小平曾在同一个砖厂，他逃了出来。

陈建教马上拨通了吉林省那位民工的电话，了解的真相是：他们都是在外打工的民工，曾在北京火车站被举着紧急招工的一男一女拐骗进去的，招工的人跟他们说一家面包厂急需一批民工做事，活儿轻松，每月工钱1200元，还包吃包住。一心想赚钱的民工们随后被糊里糊涂带到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一个叫西姬庄村的砖厂。

这个民工说，砖厂养着一批监工，他们每天凌晨3：30起床，4：00开机做事，一直干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如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工钱却没有一分。他说他被打了两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深夜从围墙跳下，拖着摔得鲜血直流的腿，爬了几里路程才逃脱黑窝。

8月25日，陈建教按照吉林省民工提供的地址，赶到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以买砖为由到西姬砖厂探听虚实。他看到的民工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满身泥土。由于砖厂禁止民工与买砖的司机、老板交谈，陈根本无法找到要找的民工陈小平。第二天，陈建教同东光县有关部门迅速赶到西姬砖厂。终于找到了面如菜色的陈小平。

陈建教对他说：“陈小平，我是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今天来接你回家的。”惊喜顿时划过陈小平糊满泥土的黑脸，他激动地猛哭起来。周围的民工们也一窝蜂地围了上去，请求把他们也带出去，监工却扬了扬手中的三角带，吼道：“嚷什么，干活去！”就把他们吓了回去。

在陈建教的强烈要求和当地劳动部门的支持下，砖厂老板极不情愿地给陈小平算了工资账，从2月份干到8月份，7个月的时间老板七扣八扣地算到了1400元钱，其中扣除最多的一笔钱竟然是当初把他“买”来时花掉的500元钱。

2006年，他曾上书总理

陈建教，人称“小黑脸”，一个带着侠士色彩的传奇汉子，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湖南省第八、九、十届人大代表，2005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

他曾经卧底京城黑工地，救出大批被困的民工，也曾经卧底长途车，一手掌握了长途车上犯罪分子的底细，然后推动多省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

这个有着高度责任心的人大代表，在将陈小平救回后，联想起山西黑砖厂事件，感觉这些不是孤立的现象。

他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黑砖厂”，一下出来300余搜索结果，有黑砖厂暴打童工的、强迫工人劳动的、监工用皮鞭“管理”70余工人的、高三学生遭黑砖厂囚禁的等等，“西姬砖厂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继续繁衍。“这些黑砖厂的存在，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他说。

为了从总体上解决此事，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建议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

在信中，他秉笔直言：“这些'黑砖厂'难道当地政府、公安、劳动部门不知道吗？我想他们应该都清楚，就西姬砖厂而言，就曾出现好几起通过当地公安部门、劳动部门解救民工事件，如此虐待民工的'黑砖厂'无人过问，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吧！”

陈说，信写上去后，总理曾经做过批示，当时多个部门也进行过一些查处。“我会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他说，在中央的重视和舆论的关注之下，相信这次能够得到彻底整治。

[砖厂黑幕]民工只呼编号不喊姓名陈小平向陈建教详细介绍了砖厂民工生活的内幕：西姬砖厂约有70多名民工，都是从北京火车站、汽车站等处被人以每月1200元的工资、供吃住等条件诱骗来的，根本不知道该砖厂位于何地，一进厂就被搜掉了身份证和钱物。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吃的早、中饭是稀饭加馒头，晚上小半碗面条算是改善生活。十几名工人挤在一间约15平方米的破房子里，每张铺板上挤两三个人，房顶是用塑料搭的棚，热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窟。晚上能看到天上的星星。最苦的是雨天，外面大雨、屋里小雨，根本没法睡。

由于砖厂不提供水，民工们半年不洗澡是常事。有个民工实在觉得难受，就跳进土坑污水里洗一下，被监工发现后，一顿毒打，并扬言罚款100元，从此民工们在土坑里洗个澡都成了奢望。由于常年没水洗澡，80%以上的民工患上了皮肤病，身上只要有一处破皮，半年也痊愈不了。黑龙江的一名女民工腿脚溃烂五六处，每天拖着流着脓的腿仍被狠心的监工赶上工地。民工们身上长满了虱子，拉肚子一拉就是半个月。即便是病重也只能休息一两天，到第三天再不上班就不给饭吃。“三角带”是监工的武器，每天都有四五名监工手持“三角带”在砖厂里转来转去，民工动作稍有怠慢，监工就狠狠地抽，民工身上的肉皮马上就肿起来。最惨的是女工、童工、老人，干的是壮年男人的活，女工们月经期间没钱买卫生纸，到处捡拾监工们扔下的废纸，甚至用砖窑里糊过墙的壁纸。一名15岁的童工忍受不了折磨，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为防止民工逃跑，建起高高的围墙，围墙下是取过土的五六米深的壕沟。厂门口设置铁栏杆，五六名打手轮流值班，场区里设有制高点，每天有四五名监工“站岗放哨”，监视着民工的一举一动。

有个老民工曾告诉陈小平，说他已被贩卖3次了，这里的砖厂相互将民工卖来卖去，一般是干了一年半载后就卖到另外的砖厂。他们常常在起床时，发现不是多了几名民工、就是少了几名民工。

监工将民工编了号，平时做工时一般叫号不叫姓名，以至民工之间相互了解甚少。砖厂里还有十几名弱智民工，不知自己姓什名谁、来自何方。也有几名年轻的民工跑掉了，有吉林的、黑龙江的。至于民工工资问题，砖厂根本没有打算给，在这里干了半年或一年的民工，只有极少数拿到了几十块钱，大部分民工一分钱也没有。

在西姬砖厂里，也有少数“上等民工”，他们一部分是老板、监工们的亲朋好友，一部分是大老板、二包头等从自己家乡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些民工在砖厂里享受的待遇大不相同，吃的、住的都是民工里最好的，干的也是轻松活，每月照常拿工钱，且报酬大都在每月1500元以上。他们拿到工钱后在砖厂里买肉吃、买酒喝，而拐买来的民工们只能远远地看着。每逢有人问起砖厂里的情况，“上等民工”们就异口同声地说老板们是如何如何地对民工好，民工们的待遇是如何如何的高。

●失踪孩子父亲和维权关注者向胡温中央和山西地方当局问责

▲据《潇湘晨报》和《法制日报》报道，400父亲再发求助信 山西洪洞黑窑仅是冰山一角。

“轰动全国的洪洞虐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一千多个生命正在遭遇危难……救救我们的孩子吧！”20日，曾在网络发布求助信的400多位寻子父亲再次联名发出呼吁信，表示因为还有许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转移，呼吁继续加大解救力度，建议扩大查找范围，全国联动寻亲。

家长认为有些孩子已经转移。

6月5日，河南的400多名家长在寻子无果的情况下曾发过一篇《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的求助帖子。山西黑砖窑解救行动也由此拉开。但家长们认为，在他们的寻亲行动中，虽解救了100多名孩子，但大部分不是河南的。

这些家长大多数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孩子是被拐骗去了黑砖窑。多名家长介绍说，经已获解救的孩子辨认，他们有的孩子就是坐上同一辆车被拐骗到山西的。 19日，山西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为了逃避检查，一些非法经营者会提前将民工转移。这些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处理。”“这些孩子很可能已不在山西了。”家长们建议说，希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关部门扩大搜查范围，建立全国联动机制，尽可能地发动各种力量寻亲。

最高检官员赴晋调查渎职据消息人士称，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已派人到山西，重点督察临汾、运城、晋城等三个地级市及所属县（市）警方在黑砖窑调查过程中存在的不作为，或知情不报等渎职行为。记者19日分别从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政府和临汾市人民检察院获悉：洪洞县政府于18日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全国 12个省市向被解救农民工登门道歉。

洪洞县纪委前日首次对外披露，截至19日，至少有20名不同身份的官员接受调查。洪洞县纪委监察室任主任表示，国土资源局广胜寺矿产资源管理所所长魏雄（音）、环保所、工商所、派出所；县里的国土资源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大队长；县环保局、副局长、执法大队队长；县工会、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的官员正在接受调查。

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两位检察官启程赴晋，对官员渎职等问题进行调查。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就“黑窑童奴”向胡温中央问责》。文章写道，自从胡温上台以来，屡屡发生本该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灾难演化为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公共危机。比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机，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药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之所以如此，大都源于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如果没有良知者通过难以完全封杀的互联网对危机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温中央不得不作出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真是上帝送给中国民众进行自我维权的最好礼物。

具体到此次黑窑童奴案。尽管，黑窑童奴案曝光后，15日胡温作出批示。20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山西黑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山西省省长做了检查。然而，胡温中央决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错误来推卸责任，难道那些地方大员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吗？是，中央政府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胡温中央更不能以“地方隐瞒”或“不知情”来卸责。因为，仅从知情不为的做派上看，胡温中央仍然脱不了干系。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16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3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 100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惊人的黑窑秘密。4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并以“罄竹难书，惨绝人寰”为题进行了电视报道，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1000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6月5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400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6月11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6月15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才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从3月8日到6月15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400位父亲的网上求助，居然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有甚者，胡温中央的知情不为的时间，不是三个月而是将近一年。据《潇湘晨报》6月19日《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曾上书总理》的报道指出，早在1998年，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教先生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于胡温中央。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

如果中央政府对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迅速作出反应，违法犯罪的黑窑奴工就能够提前得到治理，即便无法完全根治，起码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让童奴少受近一年的虐待，使被拐骗、被绑架的孩子减少，官黑勾结的犯罪也能得到一定遏止。然而，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温家宝或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回音。

胡温中央如此对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在引发海内外震惊的黑窑奴工案曝光后，胡温中央难道不应该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认错吗？中央政府对省级人大代表的态度尚且如此轻慢，他们如何对待毫无权势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温上台以来，最爱表演的就是“亲民秀”，废除收容遣送、改变应对SARS的决策，人权写进宪法、免农业税，走乡串户，替民工讨薪、为农民卖桃、下矿井中过三十、穿旧旅游鞋、多次为民间疾苦流泪……通过垄断媒体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胡温多少还积累点亲民的形象。然而，亲民是脸上的和电视镜头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决策中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现行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他们一定要把维护独裁权力和特权结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他们也一定要把突出政绩、展示伟光正形象作为媒体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能让媒体变成专门挑刺的无冕之王；此次“黑窑奴童”罪恶的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温的问责诺言和亲民神话。

▲于幼军就黑砖窑案向农民工道歉，向全省检讨。国务院联合工作组联合山西省政府22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山西省长于幼军在会上代表省政府向在黑砖窑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其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

于幼军表示，近期发生在山西省运城、临汾、晋城一些黑砖窑的刑事犯罪和非法用工行为，侵犯了农民工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作为一省之长，于幼军表示难辞其咎，深感内疚和痛心，并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

到目前为止，山西黑砖窑事件共立刑事案件十五起，涉案55人，刑事拘留嫌犯35人，其中十人被批捕，另有二十人在逃，正全力追捕。

国务院联合工作组组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孙宝树在会上表示，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党中央、国务院官员十分重视，总书记胡锦涛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依法严肃查处。总理温家宝指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会同全国总工会组成联合工作组协调和指导山西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黑砖窑” 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孙宝树表示，6月20日上午，温家宝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工作组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初步调查处理情况的汇报，对进一步做好事件的查处和善后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自由亚洲电台：《黑砖窑事件：是继续问责还是禁止报道？》报道说，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惊中国举国上下。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百多涉案人员被拘捕，黑窑主的父亲已被开除党籍，已有数百名被困农民工获得解救。据多个媒体报道，山西地方政府对黑砖窑的情况并非不了解，但却让这样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长期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据中国媒体报道，山西洪洞县曹生村的黑砖窑窑主王兵兵的父亲王东记是洪洞县两届人大代表，曹生村的党支部书记，现已被免职并被开除党籍。另外，王兵兵本人、黑砖窑的包工头衡庭汉以及一些打手都已被捕归案。据英文的《中国日报》报道，目前总共在押的与黑砖窑有关的嫌疑人已达一百六十多人。与此同时，也有数百名被困的农民工得到解救，他们每人获得政府发放的1000元安慰金。

在这些黑砖窑里，被拐骗来的童工以及一些农民工生活在人间地狱。他们被迫每天工作长达大约19个小时，生活在臭气熏天的窝棚，长期不能洗漱，蓬头垢面，动不动就遭工头殴打，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就被活埋……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当地政府部门对这些黑砖窑的情况早就知情。丢失了孩子的家长知道孩子在黑砖窑做童工，要求解救，当地公安机关竟然置之不理。这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深思。

下一步会是继续追责，形成制度上的进步，还是媒体追到一定程度就要限制，这要看中央政府态度李大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研究劳工的学者刘开明说，山西历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官商勾结的问题：“山西整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方政府跟企业的合谋问题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这次事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思，就是地方政府的治理在未来中国可能要做很大的努力。”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原主编李大同则认为，黑砖窑反映出中国权力机构的麻木不仁：“这和政权的麻木有很大关系，就像河南的母亲到山西，山西根本不管，就说找你们河南去。权力机构就已经有很大关系。”

山西黑砖窑事件从六月初在互联网上披露出来以来，遭到无数网友的谴责，但是到目前为止，仅仅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受到行政处罚。路透社报道说，有人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呼吁人们在自己身上、汽车上展示蓝丝带，以表示他们对黑砖窑事件的愤怒、对受害者的支持以及要求严惩涉案的官员和有关人员的意愿。刘开明认为，到目前为止政府对黑砖窑事件的处理方式过慢、过软，官员问责制没有落到实处：“在中国政府官员问责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起来，象这样的事情是很多重的犯罪，因为第一牵涉到拐卖人口，第二是强制劳动，第三 是伤害，第四是非法拘禁。这些都触犯了刑律，这次老百姓都在盯着到底会有多少官员会为此负责。”

有人说，这是继广东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之后，以舆论力量推进社会进步的又一个典型事例。但是这个事件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社会的进步呢？李大同说，这全看中央政府：“下一步会是继续追责，形成制度上的进步，还是媒体追到一定程度就要限制，这要看中央政府态度，如果愿意作为契机的话，那么事情有可能像制度性的好的方向转化，但是也存在着继续往下追 的话加以干预，禁止报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人们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一个暴露社会、体制弊端的事件出现后，媒体大量报道、分析，但突然全部失声，令一个本来可以带来更大社会进步的机会失去了。刘开明对山西黑砖窑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否能够推动中国政府在体制上的改革也持怀疑态度。人们不禁要问：还要多少中国民众的血汗和生命才能换来中国政府从体制上对人权的保障、对人的尊重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经》杂志法律顾问萧瀚先生在《南方周末》发文《黑砖窑事件政府应承担国家赔偿》，文章摘要如下：

黑砖窑事件，受害人数众多、历时漫长(有长至六七年者)、后果惨不忍睹，对当地政府而言，显然已经不是“管理不力”区区四字所能搪塞的。……对这样后果惨绝、规模惊人的人道主义灾难，相关的各级政府有没有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详见该法，限于篇幅不引)规定了五项国家应当赔偿的行政行为。如果警方涉嫌参与分红被查实，那就是典型的间接故意犯罪，符合该条除了第四项之外所有侵害人身权而致使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如果涉嫌渎职犯罪(例如刑法第398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第416条规定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则符合该条第五项规定的国家赔偿要件。除了构成犯罪的行为之外，与黑砖窑事件相关的一般行政违法只要被查实，也符合该条第五项规定的赔偿要件。

黑砖窑主、包工头、监工、人贩子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无法无天，不是因为没有法律，不是因为没有警察，不是因为没有政府。而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在垄断了治安权的同时并没有保一方平安，所谓占着茅坑不出恭。更有甚者，这些地方的政府从保护人民的职责中溃逃而造成整体性渎职，法律在那里名存实亡，甚至是反向地存在。如果一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还可能通过自我组织行使自卫权保护自己。如果政府某些职能完全瘫痪失灵甚至变成了侵害者或其保护者，人民就会陷入最悲惨的境地。这样的状态正是政府当作为处不作为、不当作为处乱作为的结果。

在法治秩序中，行政权具有主动性、直接性等特征，与人民基本权利关系密切。因此，对它的监督也就应该相对严厉一些，黑砖窑事件中，政府之所以应当承担国家赔偿，理由便在此。

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行政赔偿责任奉行“违法责任原则”，即行政行为只有违法时才承担责任，这是对政府最宽容的一种归责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已进入“无过错责任原则”时代。即使如此，在黑砖窑事件中，无论多么宽容的规则，相关的各级政府都难辞其咎，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否则何以解释该事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后果之惨绝？

为了不再出现如此恐怖的人道主义灾难，各级政府该对此深刻反省，并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关天茶舍署名刘江的网民《比黑砖窑案更应当追问的》。

现代版的“包身工”

就在“世界无童工日”前后，在黑砖窑较多的临汾、运城、晋城纷纷爆出拐骗、虐待民工特别是贩卖未成年人做苦工的事件，真够讽刺，世界在积极呼吁无童工，可中国总有它的特色。据媒体透露，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而他们是通过500元一个的价格从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贩卖过来的。再看看他们的工作：“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中间最小的只有8岁，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再看5月底山西曝光的“劳奴”事件：“民工在砖场工作，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做，到凌晨1点才获准睡觉；而睡觉的黑屋子没有床，30多人只能背靠背”打地铺“，而门外5个打手和6条狼狗巡逻。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蔬菜，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32个民工一年多未领工资未洗操，其中1人被打死，另外有8人已神志不清。”

看到这些，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夏衍的《包身工》，正好现在是该文发表的71周年（包身工》写于1936年4月，发表于同年6月《光明》创刊号），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夏衍先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创举，也许还可以成为小学生学习这篇课文的“活课件”、“活标本”，而且，我们不得不佩服夏衍先生，居然把71年后的事情写的惟妙惟肖。

据最新消息，山西已成功解救468名“黑窑工”，不过，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追问一些问题：

1、还有多少民工仍被虐待着？

通过百度搜索一下，“虐待民工”的相关网页约429，000篇，虐待民工也不是今天才有，山西警方承认，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已存在，为什么这种“现代包身工”存在了十几年而得不到遏制，以至于今天变本加厉，使这种“黑金经济”蔓延成一种普遍现象？当然这种“包身工”现象也不是仅山西才有：02年广州白云区惊见现代儿童“包身工”，工作超强度处境极悲惨；东莞“包身工”黑工厂关5年：“除非一年有367天，我才会有休息日”，以至于赢得了“血汗工厂”的“美名”；04年安徽亳州民工被非法囚禁、并被强迫劳动；06年山西寿阳黑砖厂雇用智障人做苦力；06年河北临西惊现残疾“包身工”；陕西两名十六七岁少女，遭遇黑中介，不幸沦为河北黑砖厂里的少女性奴；05年河南灵宝矿警横行乡里，用火钳烙体酷刑虐待民工近12小时；05年黑龙江民工遭非人待遇，干得慢被扇耳，冬天扒光衣服浇凉水；06年四川民工在邢台遭非人待遇，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04年山西泽州一砖厂虐待民工，民工遍体鳞伤，甚至被逼吃煤吃土；06年北京一个工地两成人吃剩饭生活；07年山东文登黑砖厂用皮鞭“管理”70余工人；07年惠州黑砖厂民工欲逃，打手砖头铁棒侍候。如此看来，非法用工甚至虐待民工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由于没有有效解决，才导致了今天愈演愈烈，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只是众多虐待民工行为的延续，我们不禁要问：把民工视为草芥的虐待、奴役的行为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2、批示PK法律法规：假如没有批示，怎么办？

在山西爆出黑砖窑虐待民工、非法使用大量童工的消息后，先是王兆国作重要批示，紧接着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中央领导都作了重要批示。山西省委书记、省长批示：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在山西全面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紧接着，山西省成立“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领导组，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会、法院、检察、信访、宣传等部门负责人参加，解救被拐骗民工行动迅速展开，目前黑砖窑较多的临汾、晋城、运城3市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5200余人次，警车1300辆次。而在对比批示前的现状：当地警察面对媒体表示，“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甚至当地劳监部门官员涉嫌倒卖童工，当地某乡派出所面对家长们的报案置之不理，相关职能部门在这之前存在明显的失职、渎职行为。看来还是批示起作用，《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国务院发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对非法用工与使用童工现象做了限制性的规定，既然山西警方知道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已存在，为什么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地方官员只认批示、不认法律的“怪胎”现象还要持续多久？假如没有批示，是不是民工永远见不到天日？批示能否解决一切？

3、非法用工的背后存在多少官商勾结？

山西黑砖窑老板为什么这么嚣张？他们这种“黑金经济”的背后是否隐藏着“黑金政治”的背影？黑砖窑老板的蛮横、打手监工的肆无忌惮，这些在法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的现象居然在山西等地如此普遍，1000多未成年人被贩卖过来，当地政府职能部门能一无所知？这在正常条件下解释不通的。据说，大多数的黑砖窑每年要向当地派出所上交“保护费”。可笑的是，当黑砖窑虐待民工事件曝光后，当地几个执法部门居然把善后工作“放心”地交给了黑砖窑所在地——曹生村的村干部处理，而黑砖窑老板的父亲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官商的配合还真是默契。另据一些家长反映，“我们去解救一个河南小孩时，有个河北的孩子哭着让我带他出去，我向警察提出把他也带走时，警察说'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这是一个人民公仆该说的话吗？袒护黑砖窑老板意欲何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更无耻的是，一位刚被解救出来的民工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人员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该民工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也装进了他们的腰包，民工在他们眼里成了发财的工具，这就是那些平时满口“为人民服务”官员们部分写真。

4、农民该如何生存？

改革开放，农民可以进城了，虽然工作累点脏点、工资低点、城里人也瞧不起，但还是有很多农民工任劳任怨，毕竟，这些比起农村的荒凉要好得多，但是，民工也是有尊严的、因为他们也是公民，他们也应当有基本的人权，应当受到尊重，但现实并不乐观，打字的时候才发现，公民（gongmin）与民工（mingong）的拼音尽然是颠倒秩序不同组合，拼音秩序颠倒是小事，要是因此造成意义上颠倒那就是大事了，民工成了非公民，但现实好像就是这么颠倒的，原来是冥冥中的安排？还是人为造成的恶果，民工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来到城市，可惜等待他们的是砖头、铁棒、皮鞭、火钳、警棍，这是怎样的“以人为本”？怎么样的和谐？难道要让他们重新回到困守土地的时代，这样好像又不符合官员们“城市化”政绩目标了，农民是乎永远陷入了一个圈套，无论如何总是为别人牺牲。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剑虹发表文章《黑砖窑事件拷问政府问责制》。文章写道，我们不禁要问：山西“黑砖窑”奴役民工，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一家两家，而是在当地大范围颇具有普遍性，如此多的黑砖窑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无证经营，大规模拐骗外地人做奴工，雇用打手，豢养狼狗，营造监狱式工场，当地政府居然毫不知情？为何非得等到“中央高层作出批示后”，山西省各级政府官员才纷纷表态，严查黑砖窑案，解救被拐骗民工和童工？此前，尽管家长们数年来奔走呼号，四处求告，各部门却互相推诿，甚至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包庇纵容，执法犯法！亲身赶往砖场寻访失踪孩子的家长曾向媒体透露：当家长发现同村邻居的孩子希望一起带走时，当地警察竟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只准带走自己的孩子；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参与了倒卖奴工……面对这些衣不蔽体、遍体鳞伤、神情呆滞的孩子、公民们，还有那些已经被转移而寻找无着、已经备受折磨而死于非命者，除了黑心砖场主和人贩子以外，被纳税人血汗钱供养着的“人民公仆”们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一方，就因为其背后有着强有力的“官家”保护伞。由于无法保障工人的健康、安全，这种落后的砖瓦生产方式，早已被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然而，这些政令在地方上却变成了一纸空文！远离中央的地方贪官污吏，早就不受中央节制；对地方的贪官污吏而言，利益就在眼前，而非来自远在天边的中央。而中央政府一贯推行的新闻控制、报喜不报忧的“正确的舆论导向”，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贪官污吏、窑主、警方和劳动监察部门等构成了一个绵密的共犯结构，就是在这种利益共生关系下，山西黑砖窑变本加厉，让成百名上千的被拐卖奴工受尽折磨，失踪儿童家长受到威胁，媒体采访严重受阻。如果不是失踪儿童家长们血泪斑斑的拼死自救，如果不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们冒着风险随家长们赶赴山西实地探访揭露真相，黑砖窑事件的悲剧或许还会长期、一再地重演！受害家长们积蓄的能量惊人，一篇以四百位河南籍失踪孩子父亲的名义发表在网上的求救文章，引起全社会强烈关注和极大反响！随后各平面、电视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最终促成解救行动的展开。由此可见，黑恶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黑恶势力的失察庇护，甚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所以，根除“黑砖窑”和“现代包身工”的关键，是改变政府竭力维护的谎言粉饰“和谐”的不合理制度和信息垄断的愚民政策，是向无良贪官们的麻木渎职开刀，向盘根错节的钱权寻租交易开刀，如此方能使公权力回复公正、公信。笔者在此也向率先曝光黑砖窑事件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付振中等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勇气致敬！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