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古代奴隶制的丑陋，知道殖民者贩卖黑奴的冷血，知道早期资本主义压榨童工的贪婪，然而，在奴隶制、贩奴、童工早已成为千夫所指的二十一世纪，在自豪地炫耀大国崛起和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天天宣讲“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胡温亲民秀中，中国山西却出现了大规模“黑窑童奴”，震惊海外，谴责和问责之声遍布传统媒体和网络，可谓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用的最多的词汇是“丧心病狂”、“灭绝人性”、“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罄竹难书”……
邪恶之极的当代“黑窑童奴”
人的行善，大都不会超出人类的想象力；而人的作恶，每每让人类的想象力不及。特别是生活在野蛮制度下的人，他们的为恶经常会让人惊叹：难以想象！中共独裁所犯罪错为中国带来的灾难，更是难以想象！
此次山西童奴之罪，其规模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堪称极端的邪恶，足以超出任何人对邪恶的想象力。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文盲最多、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国家，超出想象力的罪恶太多了，以至于，中国人已经没有想象力了，也不会再惊叹了！
中国的污染最重、枪毙人最多、大型矿难最多、强行堕胎最严重，已经无法刺激人们的神经了；
中国的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假冒劣质品最多、食品最不安全，已经见怪不怪了；
中国的农民最多而农民却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已经熟视无睹了；
中国的官僚人数最多、官员权力最大、官场最腐败，已经几千年一贯制了。
现在，中国人惊叹的是，中国已经崛起了，以人为本了，走向和谐了，步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世了，也将举办世界上最成功的2008年北京奥运了。
买卖“童奴”之罪
“童奴”的来源是非法贩卖。据媒体报道，这些被卖为童奴的孩子大多在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拐骗或绑架，以每人500元的价格卖到黑窑做苦工，甚至地方劳动监察部门也参与这种极端恶劣的犯罪，作为中介把“童奴”卖给黑窑。
被劫掠的“童奴”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最小年龄只有八岁。他们被掠入黑窑后，窑主便切断孩子们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孩子们便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除非冒着被打残或打死的风险逃跑成功，否则的话，他们就只能被迫忍受“童奴”悲惨遭遇。
“童奴”们被强迫卖苦力的黑窑，大都依山而建，三面土山，一面出口，出口大门一锁，监工居高临下、黑窑的劳动场地便一目了然。出口处都有多条狼狗把守，监工和包工头也都住在出口处，以防“童奴”们逃跑。
砖窑的劳动是高强度的，劳动时间过长，连成年人都无法承受，何况未成年人。但“童奴”们被强制作工的时间却是每天十五、六个小时，最长达到每天 20个小时（早5点－凌晨1点）。而且，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却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童奴”的一日三餐都是冷馍、凉拌包心菜或萝卜，三个月吃不到肉：“童奴” 没有劳动服，穿的就是被掠时的衣服：“童奴”睡在工棚里只铺着一层薄棉被的地上，每天都是裹艺而睡：“童奴”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虱子遍身，头发长得像野人。
为了防止“童奴”黑夜逃跑，入夜后，监工就锁住工棚大门。“童奴”的住处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就这样一夜复一夜，“童奴”夜间的吃喝拉撒，全在黑暗的工棚里，腥臊味冲天。当他们被亲人解救出来时，个个蓬头垢面、遍体鳞伤，有人还穿着沾满尘灰、破烂不堪的校服。
“童奴”被拐骗时，拐骗者许诺的工资是每月800元，但直到他们被解救时，却从未拿到过一分钱。更为惊人的是，获救的姓朱童奴获救时，砖场补发了三百元的微薄工资，却遭官员没收。
“童奴”稍有怠慢，就会或皮鞭或棍棒或砖头加身，许多人被暴打致傻或致残，甚至有多名“童奴”被殴打致死。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被监工用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的孩子，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有的孩子被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工头和窑主就把苦工活活埋掉。2007年春节前后，窑厂两位工人被监工殴打致死。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暗访时，甚至从当时埋尸的工人口中听说，在埋掉他们时，两个人似乎还有呼吸。
被解救的河南汝州市场楼乡16岁少年陈成功对记者说：“窑场里有一种长两米多的搅拌机，机器转速很快，不管什么东西，扔到搅拌机里，瞬间就会打成碎末。在那个窑场，如果有哪个窑工不好好干，窑场就会打电话叫来几个专门”杀人“的人。一次，他被领到该窑场，光头熊腰的”刽子手“把一个窑工几棒打晕，随后扔到飞速旋转的搅拌机里……这个场面让他不寒而栗，然而窑老板却让他把目睹的过程讲给其他窑工听。”（《燕赵都市报》2007年06月18日“16岁少年讲述被骗经过：在钢管长刀胁迫下落难”）
按照普世人权标准，黑窑童奴已经超过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即便按照中国现行法律，“童奴”事件的相关者也犯有多种罪恶。
首先，拐卖者犯有“非法拐骗和贩卖儿童”罪；其次，黑窑主犯有“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劳动”、“使用童工”、“非法购买和使用被拐骗黑工”、“恶意拖欠工资和侵占他人财产”等罪行。第三、参与贩卖“黑工”、为黑窑提供保护而非法获利的政府官员，犯有官黑勾结、权钱交易、收受贿赂、执法违法等罪行。第四，接到孩子失踪的举报而没有全力寻找解救的公安部门及官员，犯有失职和渎职之罪。
官黑合谋的利益分赃和地方保护伞
官黑结合共同鱼肉百姓，早已是“和谐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这种官黑合谋的深度，已经达到你又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程度。官员就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就是官员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山西黑窑的背后也是官黑结合。最早前往山西寻亲的家长们，之所以遇到黑窑打手的野蛮阻拦，端赖于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和不配合。
一位失踪孩子母亲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说：“我找到当地派出所，一个副所长说，把你们河南那些傻傻的人弄到这干活，还给你们政府减轻负担了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副所长说的话！”
另一位前往山西寻找孩子的母亲说：“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在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也坐视不管。”
一位寻子的父亲对记者的一席话，点破黑窑罪恶的症结所在：“黑砖窑背后都有'保护伞'，要不他们怎么会猖獗了十多年？”
也就是说，黑窑的主人之所以敢于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使用“黑工”和“童奴”，源于黑窑的暴利，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而，逐利和追求暴利是资本家的本性，关键在于不择手段地逐利能否得到制度性的约束和惩罚。这就需要健全的法律和违法必究的政府。但在山西“黑窑”的罪恶中，黑窑童奴的犯罪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根治，关键在于地方政府非但不作为，反而参与黑窑的利益分配。
在黑窑中利益链条中，按照成本收益的计算来排列：人贩子是最低层的获利者，黑窑经营者为第二级获利者（多数为当地村支部书记或亲属），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官员（派出所、工商局、劳动部门等）为第三级获利者。这些获利者的所有利益都是出自被拐骗和绑架的黑工，而黑工却是唯一的付出最多（甚至生命）却分文不得的群体。人贩子和经营者获利的风险最大，而官员获利的风险较低。因为，一旦黑幕曝光，前两者是违法犯罪的直接责任者，将付出倾家荡产、牢狱之灾；而后者仅仅是间接责任者，大都是降级革职的处罚。
黑窑是私人产业，但获利大而风险低的群体都与公权力高度相关。据媒体报道，黑窑主大都是握有当地最大权力的党支部书记，有人还是当地的人大代表，显然是依靠权势才能开办这样的黑窑；给黑窑主提供经营方便和保护伞的人都是政府部门的大小官员。一些地方的劳动检查部门参与贩卖“黑工”和“童奴”，从中收取差价和贿赂；凡是有黑窑的地方，当地派出所都为其提供保护伞，黑窑主每年都要上交“保护费”；当地政府官员或参股分利或收取贿赂。比如，洪洞县广胜寺乡黑窑窑主就曾向当地判处所交了总计5.24万元的“保护费”。
若将一切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事件都作此定性，则范围将变得宽广而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共和国历史上广泛地以言治罪、发动内乱推翻国家主席等事件，这在当前语境下都是不可言说的。
中央政府难辞其咎
“黑窑”的违法用工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奴役劳动（包括强迫妇女卖淫）也不仅限于山西，而是遍布全国各地；大量拐卖儿童妇女的事件在中国也从未停止过，即便新闻媒体披露的这类案件也不在少数，甚至还有拐骗智障妇女杀害后贩卖给办“冥婚”的人家（未婚男人死后，找一位死亡的未婚女子合葬，完成形式上的婚礼），每具女尸的价钱从3000元到1万元不等。5月11日的《燕赵晚报》就报道了郸临漳农民宋某为卖女尸配“冥婚”，竟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六名妇女。
改革以来的中国也是童工遍地，据联合国劳工组织的专家们估计，中国大约有1000到2000万童工。中共的《人民日报》也报道说，在2000万名年龄在12到14岁之间的辍学儿童中，有60%成为童工。
正因为使用童工和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才会发展为大范围使用黑工和“童奴”。更重要的是，这些用违法犯罪的手段来发家致富的大小企业家背后，都有大大小小利益集团的保护，最有力的保护伞当然是地方政府，最理直气壮的说辞是“发展地方经济”和“确保一方平安”。然而，中央政府对这种官黑勾结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无计可施，任其长时间地胡作非为。
具体到此次曝光的“童奴”事件，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却没有引起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的注意。即便仅从“童奴”曝光的过程看，中央政府也逃不脱干系。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16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3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 100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惊人的黑窑秘密。4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频道39岁的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尽管在播出时付振中已经再三克制，但他仍在电视报道中使用了“罄竹难书，惨绝人寰”的标题。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曝光此事后，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1000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居然没有大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也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注意。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第一人的记者付振中说：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
6月5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400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6月11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直到三个月后的6月15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才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即便如此，这个专项打击行动也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截至本文完稿时间，在山西、河南两地解救黑窑民工568人，其中未成年人仅51名。而51与1000多名失踪的未成年人相比，找到的仅仅是全部失踪孩子的二十分之一。
冷血的独裁制度及其官员
看到山西“童奴”的报道和图片，我面前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孩子：蓬头垢面、满身尘灰、伤痕累累、骨瘦如柴、表情呆滞。
如此人间地狱，存在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历时数年，有的孩子已经在黑窑中和外界隔绝了整整七年，难道当地政府毫不知情？
这样的“童奴”，不是几人，而是上千人。那么多父母寻找失踪孩子的告示，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数年的时间里，地方官员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渎职罪，为什么中央政府毫不知情和毫无作为？如果不是失踪孩子的父母们执着寻找，恐怕这罪恶至今仍然不为人知。
有人指责黑窑窑主贪婪得灭绝了人性，然而，如果没有公权力的默许、配合、甚至保护，决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当代“童奴”。
有人说指责地方政府的隐瞒，然而，如果不是中央政府全力维护的谎言制度和信息垄断，那么，在信息传递如此便捷的互联网时代，那么长时间的大规模犯罪怎么可能不为人知？
一个至今没有学会敬重生命和维护人权的独裁政权，一个至今还把维持垄断权力作为第一要务的寡头集团，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国人生命。正因为独裁制度及其政府不把人当人，才会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违法犯罪行为。
如果在文明国家，发生当代“童奴”事件，不要说上千未成年人沦为奴工，即便只有几人，也肯定会成为各大媒体跟踪报道的头条新闻。而在中国，震惊海内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后，大陆媒体的新闻头条仍然被中共寡头们的活动牢牢占据，弘扬主旋律的正面报道仍然是所有新闻报道的核心。
所以，别跟我说，这桩骇人听闻的罪恶曝光后，胡锦涛、温家宝等高官震惊了，迅速作出严厉指示了，营救“童奴”的行动全面展开了。如果胡温真的被惊动了，那也主要不是基于对罪恶本身的震惊，而是基于抹黑了胡温形象的震怒。自从胡温等高官作出批示之后，在大陆媒体上，童奴们的遭遇和下落被胡温等高官的批示所代替，父母们的寻亲行动也被地方政府展开的解救行动所代替。于是，垄断媒体再次发挥着其神奇的功能：罪魁变成恩人，恶政变成善政，劣迹变成政绩。就是为了用突出的新闻篇幅来修补支离破碎的胡温形象。
6月12日，共产主义受难人纪念碑周二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揭幕，纪念碑为中国八九运动中的“民主女神像”，美国总统布什亲自主持典礼并发表讲话。布什在讲话中指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
因为，独裁权力是冰冷的，眼睛只盯着乌纱帽的大小官员，不可能是温暖的。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
毛泽东时代就是杀人立威的时代，土改杀人、三反五反杀人、反右杀人、大跃进饿死几千人，文化大革命杀人，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及其高官，非但没有为毛泽东的罪恶而震惊、道歉、赔偿，反而至今仍然要维护毛泽东的声誉。
正因为邓小平不会为毛泽东的罪恶而震惊，他才会在1989年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酿成六四大屠杀的惨剧。
正因为江泽民不会为邓小平的罪恶而震惊，他才会庸人自扰地制造镇压法轮功的人权灾难。
正因为胡锦涛不会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罪恶而震惊，他才会至今还膜拜毛、邓的亡灵，还把江的三个代表挂在嘴边。
现在的胡、温，尽管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绝对极权者，但他们仍然是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与其说是“黑窑奴童”的罪恶惊动了胡温，不如说是这罪恶戳穿了亲民神话，让胡温为自己精心塑造的亲民形象而焦虑。
所以，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2007年6月18日 于北京家中（《争鸣》2007年7月号）
2007-07-12
山西黑砖窑“深喉”曝光
山西黑砖窑“深喉”曝光：是她的帖子引起全国轰动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发自河南
她一度隐身，“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没有亲身参与解救，也没有实地调查，不应该是主角。”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无法隐身了。
发帖引起全国轰动 “深喉”首度袒露心扉
与那些已然手足无措，甚至连一份材料都没有的失子家长们相比，辛艳华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字感人。更重要的是她熟稔网络，她的丈夫曾与人合办网站。
在2007年6月5日，辛艳华写就《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发表在大河网上。此后，她一度隐身，“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没有亲身参与解救，也没有实地调查，不应该是主角。”她说。
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无法隐身了。
如果没有她，山西黑砖窑事件或许不会揭开。
2007年6月6日晚，大河网首现《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这个点击数以十万计的帖子的作者，署名为“中原老皮”。
14天后，“中原老皮”再度出手，第二封求助信《寻子无果400位父亲再次联名》被公开披露。帖子质问：解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怎么还没有孩子的踪影？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就黑砖窑事件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提及山西警方正试图寻找“400位父亲”的发帖人，以进一步调查砖窑事件的破案线索。
而高层的坦诚，或许是触动发帖人站出来的原因----7月6日，“中原老皮”主动联系本报，公开身份，并发来第三封公开信。此前，她竭力避免与山西有关方面接触，并着手搜集失子家长的名单和联系方式。
“中原老皮”名叫辛艳华，一个普通的河南郑州公民，一位7岁孩子的母亲，文弱而低调。她曾多年从事青少年素质教育工作，因为16岁的侄子被拐卖至山西黑砖窑，并侥幸被寻子家长解救，始介入黑砖窑事件。“我所做的一切，纯粹出于感恩和正义。”她说。
这是其首度直面公众媒体。这位32岁的母亲，坦陈了自己数次发帖的缘由，以及作为受害者家属的悲愤、欣喜以及担忧。
侄子获救
2007年4月初，辛艳华的侄子----16岁的少年肖海星（化名），从河南周口的家负气出走，在郑州火车站附近失踪。后来证实，肖海星被人贩拐卖至山西永济县一黑砖窑。
5月初，寻子无着的哥哥，求助郑州的妹妹辛艳华，希望“见过世面”的她可以帮助寻找。
此时，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正与数位家长奔波在山西乡间，调查黑砖窑事件，并顺途解救了部分被困孩子。5月26日，肖海星和另外两位岁窑工，得以被寻子家长解救送回郑州。
辛艳华几乎不认识自己的侄子了：披头长发，目光呆滞，浑身遍布淤青和化脓创面。当夜，从侄子的转述中，她惊悉关于黑砖窑的种种骇人情节。
她提出酬谢几位家长，被婉拒了。家长们说，“不是为了钱，都为了可怜的孩子。”感激之余的她拉着侄子说，给这些爸爸妈妈们鞠个躬吧！木讷的孩子失声痛哭，一圈家长也哭成一团。
“一方面是出于感恩，另一方面出于作为母亲的良知。”辛艳华觉得?熏应该以微薄之力去帮助这些家长们。
求助媒体
更多的孩子，还迟迟没有下落。大海捞针般的无效寻找后，家长们一度吁请河南省有关部门开展跨省解救，但被无奈告知，“跨省解救不是容易事，需要山西方面的配合。”
辛艳华的丈夫张志博，曾供职于河南一家法制类报纸，出于记者的职业经验，他建议妻子帮助家长们求助媒体。
河南省内一家都市报曾应约前来报道，辛艳华表达两点愿望：一是呼吁政府出面，跨省排查解救孩子；另一是赞扬这些家长们，忍着失子之痛，义务解救其他孩子，并不求回报的高尚品质。但次日报道出来，三四百字的短文反响寥寥。辛艳华又拨通省内以及中央的多家媒体的报料电话，可惜一无所获。
幸好还有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关注，但因为都市频道没有上星，加之省内媒体跟进者寥寥，跨省解救也似无进展。
网络发帖
网络便成了唯一的求助选择。
与那些已然手足无措，甚至连一份像样的文字资料都没有的家长们相比，辛艳华受过良好教育，文字能力强。更重要的是她熟稔网络，丈夫曾和他人合办网站。
于是，在6月6日，辛艳华写就这个著名的帖子。她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因为寻子心切，并没有逐一搜集失子父亲的具体数字。“400”是她根据几位家长掌握的名单数目，以及河南电视台节目播出后的反响得来的。
在朋友的提醒下，她也曾做些了预防工作----比如，选用“中原老皮”的网名，这不易于直观揣测发帖人的身份；她也没有在自己家里或单位发帖，而是借用朋友公司的一台电脑。
选取发帖网站也颇费思量。最初是希望发在新华网上，采用跟帖留言的形式。但“因为涉及敏感内容，帖子被拒绝发布”。最后帖子顺利在大河论坛上发布，同样是以跟帖的方式，并无专设主题。注册网名时，她还留下了丈夫的邮箱。
次日，大河网特约评论员表示高度关注。6月7日晚，附加了都市频道报道图片的专帖被大河论坛置顶。截至6月18日，该帖点击率突破30万。而被第一时间转载至天涯社区的帖子，点击率高达58万。
网络民意的汹涌，直接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南方周末记者也正是根据网帖，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其后，国家高层领导批示，山西、河南两地政府的及时反应，一场空前轰动的黑砖窑打击风暴就此展开。
再度出手
但这个一向低调的母亲选择了隐身，在全国媒体蜂拥郑州，山西黑砖窑风暴愈刮愈烈的6月，她从未接受任何采访。
她不愿意示人以炒作自己的嫌疑，也不愿意自己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没有亲身参与解救，也没有实地调查，不应该是主角。”她说。
但与寻子家长们的联系却一直保持，她每日都留心山西省展开的大规模解救行动，并知道6位发起家长中，只有1位找到了孩子。
6月下旬，眼见媒体呼吁声浪有所下降，而前方诸多家长并没有如愿从解救行动中找回自己的孩子；她还不时耳闻前线家长转述，一些孩子被包工头非法转移，躲过了排查的消息。此时，她以400父亲的名义，写就第二封求助信，并选择了直接将信发到两位记者的信箱，希望“择日发表”。
但次日她的信被全文公开，甚至还带着错别字。被多家媒体援引后，此信再成焦点，并且被解读成“失子家长对山西解救行动不满”。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次日即留心到此信并作出批示，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主动联系发帖者，进一步查证破案线索。
搜集名单
而这也惊扰了辛艳华的平静生活。
为了躲避，她搬离了市区的家，落宿于朋友宿舍，也更换了手机号码。而山西警方寻着线索，找到她发帖所在的公司，并希望与其接触，但均未遂。
此时，山西黑砖窑风暴也正渐趋平息。经过大规模的排查和解救行动，山西省对外公布，被解救的窑工有359人，其中童工12名。
这一数字多少与原先其网帖所说的“400位寻子父亲”有所出入。尤其在第二篇公开信被曝光后，辛艳华从网络上看到了少数指摘其夸大其辞，以及别有动机的说法。
她自觉委屈，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之所以发帖对失子家长们施以援手，一是对其侄子被解救的感恩心情，另一是出于一位母亲的正义和良知。”为证明所言不虚，7月上旬，她开始搜集证据，以待准备充足后，与有关部门接触。
7月7日，她向南方周末出示了搜集的失子家长的名单----已近400名，她说，家长提供的失踪孩子超过2 ／ 3为河南籍，包括成年人、未成年人以及童工。
“网帖所谓的孩子，是站在父母的角度而言，并不单指童工。”辛艳华解释说。
当晚，她又给本报记者发来短信：“准备充分之后，心里坦然了许多。几天来第一次走在大街上，感觉真好。”
“深喉”首度袒露心扉：发帖之后
作者: 辛艳华
在揭发黑幕的人中，不乏有遭到打击报复的先例。我会是例外吗？我把搜集的失踪人员名单及对此事的担忧，发给我信任的亲朋好友，若有意外，他们会将它公布于众。
我是山西黑砖窑场事件中一位受害孩子的姑姑，侄子的凄惨遭遇让我了解到：在和谐社会里，竟然还有那么一条黑色产业链。无论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公民，还是一个有爱心的母亲，我都应该挺身而出。2007年6月6日，我写下了《400位父亲泣血呼喊：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在大河网上贴出。父母的血泪呼救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先后批示，河南、山西迅速展开解救行动，孩子们的命运终于迎来转机。
能用手中的拙笔推动事件的进程，我感到很欣慰。同时，我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也应该回到原来的那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随着“黑砖窑事件”成为社会焦点，山西方面开始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那些黑心窑主，包括部分官员也因此受到追究。而亲友终日为我担忧，会不会招来打击报复？
6月底，我正在外地时，就传来了山西有关部门到河南调查发帖者的消息。7月1日，我先生被通知去见调查组----他们查出，发帖者注册用户时使用的是我先生的邮箱。正直磊落的先生出于谨慎，否认了我发帖的事实。尽管对方称，他们的调查是为了追查线索，解救那些还在受苦的窑工。
先生暂时让我采取了回避态度。找不到我，他就成为了他们调查的主要对象。而我先生的一位朋友称，他们对他说：请转告小张（我爱人），我们清楚帖子不一定是他发的。就算我们求求他了，让发帖人站出来，不然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遥想明天，心中不免掠过一丝寒意。在揭发黑幕的人中，不乏有遭到打击报复的先例。我会是例外吗？我把搜集的失踪人员名单及对此事的担忧，发给我信任的亲朋好友，若有意外，他们会将它公布于众。
但愿，我所担心的一切都是杯弓蛇影。从后来的救助行动和处理上看，山西官方的态度是积极的。特别是于幼军省长的态度，让我更感到欣慰。我愿意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期待此事的最终结果。我相信真正以民为本的政府，会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就我个人来说，用自己的良心帮助了那些孩子，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尽到了微薄之力，无论将面临什么样的局面，都无怨无悔。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发自河南
她一度隐身，“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没有亲身参与解救，也没有实地调查，不应该是主角。”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无法隐身了。
发帖引起全国轰动 “深喉”首度袒露心扉
与那些已然手足无措，甚至连一份材料都没有的失子家长们相比，辛艳华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字感人。更重要的是她熟稔网络，她的丈夫曾与人合办网站。
在2007年6月5日，辛艳华写就《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发表在大河网上。此后，她一度隐身，“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没有亲身参与解救，也没有实地调查，不应该是主角。”她说。
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无法隐身了。
如果没有她，山西黑砖窑事件或许不会揭开。
2007年6月6日晚，大河网首现《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这个点击数以十万计的帖子的作者，署名为“中原老皮”。
14天后，“中原老皮”再度出手，第二封求助信《寻子无果400位父亲再次联名》被公开披露。帖子质问：解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怎么还没有孩子的踪影？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就黑砖窑事件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提及山西警方正试图寻找“400位父亲”的发帖人，以进一步调查砖窑事件的破案线索。
而高层的坦诚，或许是触动发帖人站出来的原因----7月6日，“中原老皮”主动联系本报，公开身份，并发来第三封公开信。此前，她竭力避免与山西有关方面接触，并着手搜集失子家长的名单和联系方式。
“中原老皮”名叫辛艳华，一个普通的河南郑州公民，一位7岁孩子的母亲，文弱而低调。她曾多年从事青少年素质教育工作，因为16岁的侄子被拐卖至山西黑砖窑，并侥幸被寻子家长解救，始介入黑砖窑事件。“我所做的一切，纯粹出于感恩和正义。”她说。
这是其首度直面公众媒体。这位32岁的母亲，坦陈了自己数次发帖的缘由，以及作为受害者家属的悲愤、欣喜以及担忧。
侄子获救
2007年4月初，辛艳华的侄子----16岁的少年肖海星（化名），从河南周口的家负气出走，在郑州火车站附近失踪。后来证实，肖海星被人贩拐卖至山西永济县一黑砖窑。
5月初，寻子无着的哥哥，求助郑州的妹妹辛艳华，希望“见过世面”的她可以帮助寻找。
此时，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正与数位家长奔波在山西乡间，调查黑砖窑事件，并顺途解救了部分被困孩子。5月26日，肖海星和另外两位岁窑工，得以被寻子家长解救送回郑州。
辛艳华几乎不认识自己的侄子了：披头长发，目光呆滞，浑身遍布淤青和化脓创面。当夜，从侄子的转述中，她惊悉关于黑砖窑的种种骇人情节。
她提出酬谢几位家长，被婉拒了。家长们说，“不是为了钱，都为了可怜的孩子。”感激之余的她拉着侄子说，给这些爸爸妈妈们鞠个躬吧！木讷的孩子失声痛哭，一圈家长也哭成一团。
“一方面是出于感恩，另一方面出于作为母亲的良知。”辛艳华觉得?熏应该以微薄之力去帮助这些家长们。
求助媒体
更多的孩子，还迟迟没有下落。大海捞针般的无效寻找后，家长们一度吁请河南省有关部门开展跨省解救，但被无奈告知，“跨省解救不是容易事，需要山西方面的配合。”
辛艳华的丈夫张志博，曾供职于河南一家法制类报纸，出于记者的职业经验，他建议妻子帮助家长们求助媒体。
河南省内一家都市报曾应约前来报道，辛艳华表达两点愿望：一是呼吁政府出面，跨省排查解救孩子；另一是赞扬这些家长们，忍着失子之痛，义务解救其他孩子，并不求回报的高尚品质。但次日报道出来，三四百字的短文反响寥寥。辛艳华又拨通省内以及中央的多家媒体的报料电话，可惜一无所获。
幸好还有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关注，但因为都市频道没有上星，加之省内媒体跟进者寥寥，跨省解救也似无进展。
网络发帖
网络便成了唯一的求助选择。
与那些已然手足无措，甚至连一份像样的文字资料都没有的家长们相比，辛艳华受过良好教育，文字能力强。更重要的是她熟稔网络，丈夫曾和他人合办网站。
于是，在6月6日，辛艳华写就这个著名的帖子。她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因为寻子心切，并没有逐一搜集失子父亲的具体数字。“400”是她根据几位家长掌握的名单数目，以及河南电视台节目播出后的反响得来的。
在朋友的提醒下，她也曾做些了预防工作----比如，选用“中原老皮”的网名，这不易于直观揣测发帖人的身份；她也没有在自己家里或单位发帖，而是借用朋友公司的一台电脑。
选取发帖网站也颇费思量。最初是希望发在新华网上，采用跟帖留言的形式。但“因为涉及敏感内容，帖子被拒绝发布”。最后帖子顺利在大河论坛上发布，同样是以跟帖的方式，并无专设主题。注册网名时，她还留下了丈夫的邮箱。
次日，大河网特约评论员表示高度关注。6月7日晚，附加了都市频道报道图片的专帖被大河论坛置顶。截至6月18日，该帖点击率突破30万。而被第一时间转载至天涯社区的帖子，点击率高达58万。
网络民意的汹涌，直接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南方周末记者也正是根据网帖，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其后，国家高层领导批示，山西、河南两地政府的及时反应，一场空前轰动的黑砖窑打击风暴就此展开。
再度出手
但这个一向低调的母亲选择了隐身，在全国媒体蜂拥郑州，山西黑砖窑风暴愈刮愈烈的6月，她从未接受任何采访。
她不愿意示人以炒作自己的嫌疑，也不愿意自己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没有亲身参与解救，也没有实地调查，不应该是主角。”她说。
但与寻子家长们的联系却一直保持，她每日都留心山西省展开的大规模解救行动，并知道6位发起家长中，只有1位找到了孩子。
6月下旬，眼见媒体呼吁声浪有所下降，而前方诸多家长并没有如愿从解救行动中找回自己的孩子；她还不时耳闻前线家长转述，一些孩子被包工头非法转移，躲过了排查的消息。此时，她以400父亲的名义，写就第二封求助信，并选择了直接将信发到两位记者的信箱，希望“择日发表”。
但次日她的信被全文公开，甚至还带着错别字。被多家媒体援引后，此信再成焦点，并且被解读成“失子家长对山西解救行动不满”。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次日即留心到此信并作出批示，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主动联系发帖者，进一步查证破案线索。
搜集名单
而这也惊扰了辛艳华的平静生活。
为了躲避，她搬离了市区的家，落宿于朋友宿舍，也更换了手机号码。而山西警方寻着线索，找到她发帖所在的公司，并希望与其接触，但均未遂。
此时，山西黑砖窑风暴也正渐趋平息。经过大规模的排查和解救行动，山西省对外公布，被解救的窑工有359人，其中童工12名。
这一数字多少与原先其网帖所说的“400位寻子父亲”有所出入。尤其在第二篇公开信被曝光后，辛艳华从网络上看到了少数指摘其夸大其辞，以及别有动机的说法。
她自觉委屈，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之所以发帖对失子家长们施以援手，一是对其侄子被解救的感恩心情，另一是出于一位母亲的正义和良知。”为证明所言不虚，7月上旬，她开始搜集证据，以待准备充足后，与有关部门接触。
7月7日，她向南方周末出示了搜集的失子家长的名单----已近400名，她说，家长提供的失踪孩子超过2 ／ 3为河南籍，包括成年人、未成年人以及童工。
“网帖所谓的孩子，是站在父母的角度而言，并不单指童工。”辛艳华解释说。
当晚，她又给本报记者发来短信：“准备充分之后，心里坦然了许多。几天来第一次走在大街上，感觉真好。”
“深喉”首度袒露心扉：发帖之后
作者: 辛艳华
在揭发黑幕的人中，不乏有遭到打击报复的先例。我会是例外吗？我把搜集的失踪人员名单及对此事的担忧，发给我信任的亲朋好友，若有意外，他们会将它公布于众。
我是山西黑砖窑场事件中一位受害孩子的姑姑，侄子的凄惨遭遇让我了解到：在和谐社会里，竟然还有那么一条黑色产业链。无论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公民，还是一个有爱心的母亲，我都应该挺身而出。2007年6月6日，我写下了《400位父亲泣血呼喊：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在大河网上贴出。父母的血泪呼救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先后批示，河南、山西迅速展开解救行动，孩子们的命运终于迎来转机。
能用手中的拙笔推动事件的进程，我感到很欣慰。同时，我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也应该回到原来的那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随着“黑砖窑事件”成为社会焦点，山西方面开始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那些黑心窑主，包括部分官员也因此受到追究。而亲友终日为我担忧，会不会招来打击报复？
6月底，我正在外地时，就传来了山西有关部门到河南调查发帖者的消息。7月1日，我先生被通知去见调查组----他们查出，发帖者注册用户时使用的是我先生的邮箱。正直磊落的先生出于谨慎，否认了我发帖的事实。尽管对方称，他们的调查是为了追查线索，解救那些还在受苦的窑工。
先生暂时让我采取了回避态度。找不到我，他就成为了他们调查的主要对象。而我先生的一位朋友称，他们对他说：请转告小张（我爱人），我们清楚帖子不一定是他发的。就算我们求求他了，让发帖人站出来，不然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遥想明天，心中不免掠过一丝寒意。在揭发黑幕的人中，不乏有遭到打击报复的先例。我会是例外吗？我把搜集的失踪人员名单及对此事的担忧，发给我信任的亲朋好友，若有意外，他们会将它公布于众。
但愿，我所担心的一切都是杯弓蛇影。从后来的救助行动和处理上看，山西官方的态度是积极的。特别是于幼军省长的态度，让我更感到欣慰。我愿意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期待此事的最终结果。我相信真正以民为本的政府，会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就我个人来说，用自己的良心帮助了那些孩子，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尽到了微薄之力，无论将面临什么样的局面，都无怨无悔。
2007-07-11
新疆也有黑砖窑
新疆也有黑砖窑：民工挨打骂家常便饭
来源：都市消费晨报 （记者邢东）
一个小砖厂，为何在三四个月里成了“人间地狱”？！33位民工在被警方解救后，讲述了他们“监狱”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二十多位民工受助陆续逃出砖厂，可只有一人向检察部门报案，更多的人保持了沉默，他们为什么如此沉默？
7月6日，晨报北疆新闻报道了这一事件。同时，记者走进了这家砖厂，采访了有关人士，揭开了黑心包工头牛海东和他的手下非法长期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采取全天监管、殴打等方式，强迫66名民工从事超体力负荷、超时间劳动的行径。
5 月25日，从砖厂逃跑的民工漆龙强向玛纳斯县人民检察院报案，称30多名民工被包工头全天监管、殴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玛纳斯县“黑砖窑”事件浮出 水面。5月28日，玛纳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会同县劳动局冒着倾盆大雨赶到砖厂解救33名民工，当时民工们冒着大雨干活。6月20日，牛海东、牛海存和钟锦 铠三人涉嫌犯罪被依法批捕，此案进入诉讼程序。
7月5日20时许，太阳仍旧高高挂在西边的天空上，地面像烧红了的烙铁一 样滚烫。玛纳斯县广东地乡硝渠湾村洪山砖厂，四周都是农田，作业区和生活区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只有一个大门可以进出。砖厂大门左侧是厂长梁红山住的院落， 院里有两只大黑狗，闻声便不停地叫唤；右侧是包工头牛海东及民工居住的地方。
5月25日，从这个砖厂逃跑成功的民工漆龙强，向玛 纳斯县人民检察院报案，说他和砖厂的30多名民工被牛海东等人“全天监管、殴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该院认为此案重大，立刻移交玛纳斯县公安局侦 查，“黑砖窑”事件由此浮出水面。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张宏斌密切关注着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得知5月28日有大雨，他决定在这一天进行抓捕和解救行 动。当天下午，果然下起了倾盆大雨，9名民警组成的专案小组会同县劳动局工作人员赶往洪山砖厂。
民工的住房很简陋，民警 只看到几名休息的民工，每间房里有一张张相连的铺板床，床上的被子凌乱而脏臭、一件件衣服上都沾满了泥土。在砖厂的生产区，20多名民工正冒着雨干活。丁 启东，四川籍民工，他的命运比漆龙强更不幸。他是玛纳斯县公安局成功解救的30多位民工之一，也是在砖厂见到民警后第一个站出来说自己遭遇的民工。
他那天走到民警跟前，让他们看自己被打伤的手。民警问是谁打的，他指了指牛海东和钟锦铠。警方当天将牛海东、钟锦铠及牛海东的哥哥牛海存抓获，并将在此干 活的12位民工带走进行调查。警方说，今年3月24日，丁启东经他人介绍，由牛海东的妻子带到砖厂。“到砖厂后，他就被钟锦铠安排到砖厂干活，控制了人身 自由。”
今年5月上旬的一天，因无法忍受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丁启东使用已欠费停机的手机拨打了110，但并没能和接 听者通上话。钟锦铠查看丁启东的手机时发现此事，他遭到了包工头牛海东和钟锦铠的木棒毒打，手臂被打断。“110风波”后，牛海东给民工们开会恐吓说，谁 要再打110或逃跑，将会得到和丁启东一样的下场。至于对丁启东的伤势，他们“没有进行很好的治疗，只是给他买了点药”。
而当地警方在看到丁启东拨打110的来电显示后，曾来该砖厂调查过，牛海东害怕丁启东把事情真相告诉民警，便让另外一位民工去搪塞民警，并对他许诺“你去 摆平这件事，我给你1000块”。这位“被收买”的民工告诉民警说是自己拨错了电话，这致使30多位民工失去了一次被解救的机会。办案民警刘波涛告诉记 者，由于长久不说话，民工们表现出神情麻木，缓了很长时间才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在那些日子的遭遇。
这次被解救的民工共 有33名，最大60多岁，最少的还不到16岁，来自甘肃、陕西等地。其中25位民工向警方证实了他们遭受全天监管、殴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的事实。从 牛海东的办公室，警方找到66份只有民工签名但没有他签名的单方合同，这意味着先后有66位民工在砖厂为牛海东干过活。刑警张宏斌说，他们调查得知，牛海 东、牛海存和钟锦铠等人，几乎殴打过所有在此干活的民工，将一人打成轻伤，三人打成轻微伤。6月20日，这三人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批捕。此案进入了诉讼程 序。
7月8日，玛纳斯县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肖玉军说，事发后，他们在该砖厂发现一名童工并让其放孩子走，与砖厂法 定代表人梁红山沟通后，督促其发放拖欠民工的4万多元工资。7月1日至7日，他们对全县砖厂用工进行拉网式检查，发现个别砖厂存在小问题并将进行处理。
玛纳斯县“黑砖窑”事件浮出水面至今已经一个多月，当地警方抓获包工头牛海东等3个主要涉案人员，解救出33位民工。可曾经的阴影依旧盘踞在砖厂民工小军 (化名)、红红(化名)等人的脑海里，那种全天被监视、挨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的一幕幕场景却无法从心头抹掉。他们现在还住在原来的工房里，没有门 锁，甚至连门扣都没有，没有折叠的被子凌乱地堆在铺板上。另一间工房里也是一片狼藉，曾经住在这里的民工留下了破旧的行李包和沾满泥土的破衣服，还有莫合 烟、记工本和一张写着“妈妈我想回家，家家家家家，妈妈妹妹哥哥妈妈哥妹妹姐姐，我想回家”等话的字条。
小军说，现在比 原先好多了，没人看管，也没人打他们。他和红红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非人生活。骗术：称“包吃包住，一天给60块，一月能净赚1800块……满意就留，不如 意可以走”工时：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一直干到早晨10点半吃早饭……从11点干到中午两点吃午饭……从两点半再干到天黑吃晚饭。最长工作时间达16个小 时以上。管制：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住9个人，睡觉时电灯长明，不让相互说话。伙食：不是馍馍就是面条，菜里没油花，哪样菜便宜吃哪样，“剩饭连狗都不 吃”。
小军是一位陕西籍民工，今年26岁，今年3月底来到了新疆。“我到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后，一个女的问我找不找活干， 还把牛海东他老婆介绍给我认识，说她是老板。他(牛海东)老婆给我说在她的工地包吃包住，一天给60块，一月能净赚1800块。”小军说，正在他犹豫和顾 虑的空当，牛海东的妻子套近乎地称他是“小兄弟”，说要请他吃饭，要带他去看她的厂子，“感到满意就留下来干，不如意可以离开”。
经不住牛海东妻子的一番“糖衣炮弹”，小军当天中午就和她来到这个砖厂，被交给了牛海东和钟锦铠。小军记得，牛海东拿出一张没有他自己签名的合同，让他在 上面签名，合同注明工作时间为8小时，工资结算采取“多劳多得，按件计算，每月按产量结算一次”，他签了名“并在他(牛东海)的逼迫下”摁下了手印。钟锦 铠将他带到砖厂生产区，让他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干活。
工人们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在院子里排队，由钟锦铠点名，人到齐后排队进生 产区干活，一直干到早晨10点半再吃早饭。早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然后从11点干到中午两点吃午饭。中午干活则是从两点半开始，一直干到天黑再吃晚饭。工 人们干活时间最长的达16个小时以上，吃饭打饭都要排队，晚饭后睡觉，电灯长明，“不让相互说话”，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住着9个人。
“每天的生活费是6块，吃的很差，不是馍馍就是面条，菜里也没几颗油花花，哪样菜便宜吃哪样，那种放几片青叶子的汤面条吃的最多。那吃的跟我家喂猪的东西 差不多，梁厂长院里的两只狗都不吃这剩饭。”小军这么形容他们的伙食状况。工人生小病了，“老板”就从药店买点药回来给工人吃；谁要生大病，他们就将工人 带到玛纳斯县的个体诊所看病，同时安排砖厂一个在老家给猪和牛打过针的民工用“大大的注射器”给生病的工人打针。
小军 说，“老板”经常认为工人生病和劳累过度，是偷懒躲工，不是将体温计放在病人身上测体温，就是让患病的工人吃药。有很多劳累过度的工人，为了得到休息时 间，将药藏在舌头下，等老板走了后就吐出来。“牛海东很黑心，他和砖厂厂长梁红山2006年年底签过一份合同，每生产出1万块成品红砖，梁红山给他325 元。可他(牛海东)给我们的是，装窑1万块砖30块，出窑1万砖60块。他老婆介绍工作时还说干一天60块，其实我们必须干两三天才能挣60块钱。我们被 解救时才领到工资！我们是被骗到这里的。”
民工们说，牛海东、牛海存和钟锦铠经常打骂他们，“挨打是家常便饭”。小军 说，这三人打人的工具是榆树棒、三角皮带和浇水管等，对逃跑抓回来的、干活慢的，见一个打一个，而且都是“叫到房子里，关上门，狠狠地打”。除漆龙强和丁 启东外，来自山东的王某因逃跑未遂也被打过，牛海东民工们说过“谁敢再跑，就挑了谁的脚筋”。在民警解救33名民工当天，就有3名工人逃跑未成功而遭到毒 打。
打民工最多的是钟锦铠，白天工人干活，他不是拎着榆树棒在工地溜达，就是拿着一根三角皮转悠，他总是站在窑顶等高处 监视工人干活，“见谁干活不利索，就连打带踢”这个人。他曾将出窑的一个民工赶进没有冷却的窑里出砖，因窑里温度高，这位民工长时间在里面干活，满脸起湿 疹，脓水流满面。即便如此，钟锦铠也只是打电话向一个个体诊所医生询问了下，给这位民工买了些口服药和膏药，让他继续干活。
牛海存负责晚上看管工人，他白天睡觉，晚上则拿着榆树棒坐在民工所住工房院里的靠背椅上，监视着每间房子的民工，哪个房里有人说话，他就走到门前用木棒捣 门，“不要说话，快睡觉，明天还要干活”。每天晚上，他和牛海东、钟锦铠要查夜两三次，都是通过门缝查看睡觉的民工。民工们说，这些人是用榆树棒、三角皮 带和浇水管等工具控制他们人身自由的，他们必须服从“管理”。早晨天一亮，钟锦铠等人就喊民工起床，动作要是慢了，他们就掀被子，边掀边骂，甚至用脚揣民 工的臀部。
除了自行控制，牛家兄弟和钟锦铠还在工人中培养了两个打手，因为这两人进厂时用的是假名，至今没人知道他们的 真实姓名，而他们也已在民工被解救前离开砖厂，警方无法对其进行抓捕。小军等民工只记得其中一个打手来自山东，大伙儿都叫他“小山东”。小军有一次也差点 挨钟锦铠的揍。4月底的一天，钟锦铠问他一个工人逃跑的事，他回答“我是来干活的，不是给你看人的，他跑了我咋知道！”钟锦铠听了后很不高兴，举起棒子想 打他，他上前一步说，“你今天打不死我，我明天就把你往死里整！”小军说，钟锦铠听他这话后有些害怕，慢慢放下了棒子。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丁启东逃跑被抓 回来遭到毒打之后，很长时间都想自杀，有一次跳进运土的皮带里，土埋到了他的胸口，结果被工人们救了出来。
24岁的红红 是砖厂的几名女工人之一，她和小军“脑子比较聪明”，算是包工头牛海东的“贴心人”，正是他们在黑夜里将一个个民工放走，并让离开的民工到当地公安和劳动 等部门报案，牛家兄弟和钟锦铠至今都不知道此事。红红说，她是今年3月到砖厂干活的，来这里之前，她并不认识小军。她住在钟锦铠的隔壁，每天晚上都能听到 牛海东、牛海存、钟锦铠开会时说的话，他们经常说“××聪明，可以先利用一下，先让他吃好点，到最后发工资时再算账，让他拿不让钱；××有想跑的念头，让 ××好好监视他”。
红红和牛海东的妻子“算是说得来”，小军等人认为她是牛海东的“狗腿子”，对她冷眼相待。而她看到小 军有时候和牛海东走得很近，以为他是给钟锦铠等人提供工人逃跑消息的“狗腿子”，同样也用冷眼回击。也就是他们这种相互的目光和猜疑，他们开始认识，并成 了好朋友。红红把一次次夜里听到的“会议内容”告诉了小军，两人策划一次次放跑工人的行动。他们第一次向记者讲述了放人事实。漆龙强是甘肃籍民工，是红红 和小军将他放出砖厂，而他也是惟一报案的出逃民工。
红红告诉记者，到3月底，砖厂开始生产运行，来砖厂的民工越来越多， 每天都有一两个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四个人。砖厂工人最多时达到54人，白天和晚上倒着上班。砖厂的工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同一个县乡的人很少；二是“少 数人比较聪明，大半人智力比较迟钝”；三是过大半的人只有20岁左右。“牛海东一伙认为，这样就不会出现工人罢工和逃跑的事，可他们还是打错了算盘。活这 么苦，又挣不到钱，工人个个心里有了逃跑的念头。”
小军证实说，刚开始，只是工人们自己想办法单独逃跑，可还是被牛海东 等人抓了回来，逃跑不成反挨了一顿暴打。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主动找到红红，和她商量偷放工人一事。在帮助一名甘肃民工成功逃脱后，红红才相信他，两人便开 始帮助更多的工人逃跑。4月底的一天，在砖厂打工的一家四口成功挖洞逃出砖厂，这使得小军和红红对偷放工人的行动步伐快了起来，“我们希望逃出砖厂的人， 去找人来解救我们和厂里被监视的其他工人”。
此后，只要晚上钟锦铠等人松懈，小军和红红都会帮助一些工人逃走。等钟锦铠等人发现时，他们都会说相反的方向，让他们没法去追。两个月时间里，两人一共偷放了24位民工，不过，事与愿违，这些逃走的民工仅有一人报案。
7 月5日20时许，记者在硝渠湾村洪山砖厂门口遇到了梁红山的妻子周玉丽。“你是哪里的？是不是检察院的？”她警惕地问道。“我是妇道人家，对厂里发生的事 都不清楚，还是等他回来，你们问他，估计两三天才能回来。”记者正准备问她丈夫的联系方式，她又开口了，“他们把我们害惨了！我们很冤！没地方喊，我们已 经为这事忙得焦头烂额。”
周玉丽家的墙上挂着当地工商部门核发的个体营业执照。“牛海东是别人介绍给我丈夫的，我们把红 砖的生产承包给了牛海东，我们只负责提供红砖的生产原料和红砖销售。今年年初，我们投资20多万买了煤、柴油，还有生产设备配件，他们被抓了，民工都没 了，厂里的生产停了，我们赔进去了。”“我看过电视上报道的山西黑砖厂的新闻，我们厂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手续是齐全的，厂里民工是牛海东找的，由他管， 他和民工住的房子和被子是我们提供的，都没要钱。民工吃的也由他负责，他找了个60来岁的老汉做饭，民工吃的好和坏，我都不知道。”
对牛海东等人控制民工的人身自由、让民工超时间劳动及毒打民工一事，她一再强调“不知道”，是在当地警方将牛海东等人抓了才知情的，但她说，有些民工“确 实不是利利索索干活，干活总是磨洋工，经常皮带上没有土，机械空转，每分钟的电费是15块，我们一年要交1.6万块电费，我们只是对牛海东说让民工快点干 活”。出事后，牛海东没钱给民工支付工资，经当地劳动部门出面，他们在5月28日给民工们发了拖欠的工资，还“给他们多付了工资”。
7 月7日，记者电话采访了砖厂厂长梁红山，他说，“我在厂里时间少，老婆在厂里的时间多。根据我和牛海东签的合同，他负责找人、生产成品红砖，我负责销售红 砖，我很少过问牛海东是咋生产、咋用人、给干活人吃什么的，我见过牛海东等人打骂民工，看到他们给民工吃的不好，给牛海东等人提过，可他们不听，我觉得说 多也不起作用，后面就说的少了。”
7月5日15时许，记者再次来到玛纳斯县广东地乡硝渠湾村，见到了该村支部书记许建 科，他已在该村当了十几年村官。“我挂了个砖厂副厂长的名，可到现在梁红山也没给我一毛钱，砖厂是1994年建成的，是硝渠湾村和梁红山联营的。”许建科 说，当时他是村委会主任，村里出100亩土地，梁红山建了砖窑，安了设备。梁红山和硝渠湾村委会签过一份期限为10年的承包合同，即从1994年到 2003年，每年给村里交管理费1.4万元。2003年新上任的硝渠湾村村委会主任和梁红山签了5年合同，终止时间为2008年，每年给该村交管理费 1.4万元。“他每年以红砖抵1.4万元管理费，砖用于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我负责解决老板、包工头、民工的纠纷。”
记 者问他是否经常去砖厂，他承认不常去，即使去也只是和梁红山等人聊几句，问问生产情况和有无超生的娃娃。他说没见过工头打骂民工，“如果见到一定会管”。 他对多名民工被打一事，是在牛海东等人被抓、33名民工被解救后才知道的。许建科说，事发后，梁红山找过他，让他帮忙找人处理这事。“我们村是县里今年的 新农村示范点，砖厂的问题已给我们带来了不良影响。硝渠湾村不是梁红山的保护伞，更不是牛海东等人的保护伞。村里和梁红山之间只有每年1.4万元管理费的 关系，和牛海东等人没一点关系”。
玛纳斯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郭毅告诉记者，这是该县发生的第一起强迫职工劳动的案 件，强迫职工劳动罪是指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行为。6月20日，牛海东、钟锦铠因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故 意伤害罪被批捕，牛海存因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被批捕。他们非法长期限制工人人身自由，采取全天监管、殴打等方式，强迫其从事超体力负荷、超时间劳动，足以 构成强迫职工劳动罪。
为侦破此案，玛纳斯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公诉两部门依法适时介入侦查，在证据搜集和固定、被害人 调查等关键环节引导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在检察、公安机关的配合下，该案取证到位、程序合法，现已依法以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牛海东、钟锦铠，以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牛海存。强迫职工劳动罪只能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此案中，牛海东、牛海存及钟锦铠是具体犯 罪的实施者，而砖厂厂长梁红山则不是，所以只追究上述三人的刑事责任。
来源：都市消费晨报 （记者邢东）
一个小砖厂，为何在三四个月里成了“人间地狱”？！33位民工在被警方解救后，讲述了他们“监狱”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二十多位民工受助陆续逃出砖厂，可只有一人向检察部门报案，更多的人保持了沉默，他们为什么如此沉默？
7月6日，晨报北疆新闻报道了这一事件。同时，记者走进了这家砖厂，采访了有关人士，揭开了黑心包工头牛海东和他的手下非法长期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采取全天监管、殴打等方式，强迫66名民工从事超体力负荷、超时间劳动的行径。
5 月25日，从砖厂逃跑的民工漆龙强向玛纳斯县人民检察院报案，称30多名民工被包工头全天监管、殴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玛纳斯县“黑砖窑”事件浮出 水面。5月28日，玛纳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会同县劳动局冒着倾盆大雨赶到砖厂解救33名民工，当时民工们冒着大雨干活。6月20日，牛海东、牛海存和钟锦 铠三人涉嫌犯罪被依法批捕，此案进入诉讼程序。
7月5日20时许，太阳仍旧高高挂在西边的天空上，地面像烧红了的烙铁一 样滚烫。玛纳斯县广东地乡硝渠湾村洪山砖厂，四周都是农田，作业区和生活区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只有一个大门可以进出。砖厂大门左侧是厂长梁红山住的院落， 院里有两只大黑狗，闻声便不停地叫唤；右侧是包工头牛海东及民工居住的地方。
5月25日，从这个砖厂逃跑成功的民工漆龙强，向玛 纳斯县人民检察院报案，说他和砖厂的30多名民工被牛海东等人“全天监管、殴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该院认为此案重大，立刻移交玛纳斯县公安局侦 查，“黑砖窑”事件由此浮出水面。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张宏斌密切关注着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得知5月28日有大雨，他决定在这一天进行抓捕和解救行 动。当天下午，果然下起了倾盆大雨，9名民警组成的专案小组会同县劳动局工作人员赶往洪山砖厂。
民工的住房很简陋，民警 只看到几名休息的民工，每间房里有一张张相连的铺板床，床上的被子凌乱而脏臭、一件件衣服上都沾满了泥土。在砖厂的生产区，20多名民工正冒着雨干活。丁 启东，四川籍民工，他的命运比漆龙强更不幸。他是玛纳斯县公安局成功解救的30多位民工之一，也是在砖厂见到民警后第一个站出来说自己遭遇的民工。
他那天走到民警跟前，让他们看自己被打伤的手。民警问是谁打的，他指了指牛海东和钟锦铠。警方当天将牛海东、钟锦铠及牛海东的哥哥牛海存抓获，并将在此干 活的12位民工带走进行调查。警方说，今年3月24日，丁启东经他人介绍，由牛海东的妻子带到砖厂。“到砖厂后，他就被钟锦铠安排到砖厂干活，控制了人身 自由。”
今年5月上旬的一天，因无法忍受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丁启东使用已欠费停机的手机拨打了110，但并没能和接 听者通上话。钟锦铠查看丁启东的手机时发现此事，他遭到了包工头牛海东和钟锦铠的木棒毒打，手臂被打断。“110风波”后，牛海东给民工们开会恐吓说，谁 要再打110或逃跑，将会得到和丁启东一样的下场。至于对丁启东的伤势，他们“没有进行很好的治疗，只是给他买了点药”。
而当地警方在看到丁启东拨打110的来电显示后，曾来该砖厂调查过，牛海东害怕丁启东把事情真相告诉民警，便让另外一位民工去搪塞民警，并对他许诺“你去 摆平这件事，我给你1000块”。这位“被收买”的民工告诉民警说是自己拨错了电话，这致使30多位民工失去了一次被解救的机会。办案民警刘波涛告诉记 者，由于长久不说话，民工们表现出神情麻木，缓了很长时间才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在那些日子的遭遇。
这次被解救的民工共 有33名，最大60多岁，最少的还不到16岁，来自甘肃、陕西等地。其中25位民工向警方证实了他们遭受全天监管、殴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的事实。从 牛海东的办公室，警方找到66份只有民工签名但没有他签名的单方合同，这意味着先后有66位民工在砖厂为牛海东干过活。刑警张宏斌说，他们调查得知，牛海 东、牛海存和钟锦铠等人，几乎殴打过所有在此干活的民工，将一人打成轻伤，三人打成轻微伤。6月20日，这三人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批捕。此案进入了诉讼程 序。
7月8日，玛纳斯县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肖玉军说，事发后，他们在该砖厂发现一名童工并让其放孩子走，与砖厂法 定代表人梁红山沟通后，督促其发放拖欠民工的4万多元工资。7月1日至7日，他们对全县砖厂用工进行拉网式检查，发现个别砖厂存在小问题并将进行处理。
玛纳斯县“黑砖窑”事件浮出水面至今已经一个多月，当地警方抓获包工头牛海东等3个主要涉案人员，解救出33位民工。可曾经的阴影依旧盘踞在砖厂民工小军 (化名)、红红(化名)等人的脑海里，那种全天被监视、挨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的一幕幕场景却无法从心头抹掉。他们现在还住在原来的工房里，没有门 锁，甚至连门扣都没有，没有折叠的被子凌乱地堆在铺板上。另一间工房里也是一片狼藉，曾经住在这里的民工留下了破旧的行李包和沾满泥土的破衣服，还有莫合 烟、记工本和一张写着“妈妈我想回家，家家家家家，妈妈妹妹哥哥妈妈哥妹妹姐姐，我想回家”等话的字条。
小军说，现在比 原先好多了，没人看管，也没人打他们。他和红红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非人生活。骗术：称“包吃包住，一天给60块，一月能净赚1800块……满意就留，不如 意可以走”工时：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一直干到早晨10点半吃早饭……从11点干到中午两点吃午饭……从两点半再干到天黑吃晚饭。最长工作时间达16个小 时以上。管制：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住9个人，睡觉时电灯长明，不让相互说话。伙食：不是馍馍就是面条，菜里没油花，哪样菜便宜吃哪样，“剩饭连狗都不 吃”。
小军是一位陕西籍民工，今年26岁，今年3月底来到了新疆。“我到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后，一个女的问我找不找活干， 还把牛海东他老婆介绍给我认识，说她是老板。他(牛海东)老婆给我说在她的工地包吃包住，一天给60块，一月能净赚1800块。”小军说，正在他犹豫和顾 虑的空当，牛海东的妻子套近乎地称他是“小兄弟”，说要请他吃饭，要带他去看她的厂子，“感到满意就留下来干，不如意可以离开”。
经不住牛海东妻子的一番“糖衣炮弹”，小军当天中午就和她来到这个砖厂，被交给了牛海东和钟锦铠。小军记得，牛海东拿出一张没有他自己签名的合同，让他在 上面签名，合同注明工作时间为8小时，工资结算采取“多劳多得，按件计算，每月按产量结算一次”，他签了名“并在他(牛东海)的逼迫下”摁下了手印。钟锦 铠将他带到砖厂生产区，让他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干活。
工人们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在院子里排队，由钟锦铠点名，人到齐后排队进生 产区干活，一直干到早晨10点半再吃早饭。早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然后从11点干到中午两点吃午饭。中午干活则是从两点半开始，一直干到天黑再吃晚饭。工 人们干活时间最长的达16个小时以上，吃饭打饭都要排队，晚饭后睡觉，电灯长明，“不让相互说话”，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住着9个人。
“每天的生活费是6块，吃的很差，不是馍馍就是面条，菜里也没几颗油花花，哪样菜便宜吃哪样，那种放几片青叶子的汤面条吃的最多。那吃的跟我家喂猪的东西 差不多，梁厂长院里的两只狗都不吃这剩饭。”小军这么形容他们的伙食状况。工人生小病了，“老板”就从药店买点药回来给工人吃；谁要生大病，他们就将工人 带到玛纳斯县的个体诊所看病，同时安排砖厂一个在老家给猪和牛打过针的民工用“大大的注射器”给生病的工人打针。
小军 说，“老板”经常认为工人生病和劳累过度，是偷懒躲工，不是将体温计放在病人身上测体温，就是让患病的工人吃药。有很多劳累过度的工人，为了得到休息时 间，将药藏在舌头下，等老板走了后就吐出来。“牛海东很黑心，他和砖厂厂长梁红山2006年年底签过一份合同，每生产出1万块成品红砖，梁红山给他325 元。可他(牛海东)给我们的是，装窑1万块砖30块，出窑1万砖60块。他老婆介绍工作时还说干一天60块，其实我们必须干两三天才能挣60块钱。我们被 解救时才领到工资！我们是被骗到这里的。”
民工们说，牛海东、牛海存和钟锦铠经常打骂他们，“挨打是家常便饭”。小军 说，这三人打人的工具是榆树棒、三角皮带和浇水管等，对逃跑抓回来的、干活慢的，见一个打一个，而且都是“叫到房子里，关上门，狠狠地打”。除漆龙强和丁 启东外，来自山东的王某因逃跑未遂也被打过，牛海东民工们说过“谁敢再跑，就挑了谁的脚筋”。在民警解救33名民工当天，就有3名工人逃跑未成功而遭到毒 打。
打民工最多的是钟锦铠，白天工人干活，他不是拎着榆树棒在工地溜达，就是拿着一根三角皮转悠，他总是站在窑顶等高处 监视工人干活，“见谁干活不利索，就连打带踢”这个人。他曾将出窑的一个民工赶进没有冷却的窑里出砖，因窑里温度高，这位民工长时间在里面干活，满脸起湿 疹，脓水流满面。即便如此，钟锦铠也只是打电话向一个个体诊所医生询问了下，给这位民工买了些口服药和膏药，让他继续干活。
牛海存负责晚上看管工人，他白天睡觉，晚上则拿着榆树棒坐在民工所住工房院里的靠背椅上，监视着每间房子的民工，哪个房里有人说话，他就走到门前用木棒捣 门，“不要说话，快睡觉，明天还要干活”。每天晚上，他和牛海东、钟锦铠要查夜两三次，都是通过门缝查看睡觉的民工。民工们说，这些人是用榆树棒、三角皮 带和浇水管等工具控制他们人身自由的，他们必须服从“管理”。早晨天一亮，钟锦铠等人就喊民工起床，动作要是慢了，他们就掀被子，边掀边骂，甚至用脚揣民 工的臀部。
除了自行控制，牛家兄弟和钟锦铠还在工人中培养了两个打手，因为这两人进厂时用的是假名，至今没人知道他们的 真实姓名，而他们也已在民工被解救前离开砖厂，警方无法对其进行抓捕。小军等民工只记得其中一个打手来自山东，大伙儿都叫他“小山东”。小军有一次也差点 挨钟锦铠的揍。4月底的一天，钟锦铠问他一个工人逃跑的事，他回答“我是来干活的，不是给你看人的，他跑了我咋知道！”钟锦铠听了后很不高兴，举起棒子想 打他，他上前一步说，“你今天打不死我，我明天就把你往死里整！”小军说，钟锦铠听他这话后有些害怕，慢慢放下了棒子。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丁启东逃跑被抓 回来遭到毒打之后，很长时间都想自杀，有一次跳进运土的皮带里，土埋到了他的胸口，结果被工人们救了出来。
24岁的红红 是砖厂的几名女工人之一，她和小军“脑子比较聪明”，算是包工头牛海东的“贴心人”，正是他们在黑夜里将一个个民工放走，并让离开的民工到当地公安和劳动 等部门报案，牛家兄弟和钟锦铠至今都不知道此事。红红说，她是今年3月到砖厂干活的，来这里之前，她并不认识小军。她住在钟锦铠的隔壁，每天晚上都能听到 牛海东、牛海存、钟锦铠开会时说的话，他们经常说“××聪明，可以先利用一下，先让他吃好点，到最后发工资时再算账，让他拿不让钱；××有想跑的念头，让 ××好好监视他”。
红红和牛海东的妻子“算是说得来”，小军等人认为她是牛海东的“狗腿子”，对她冷眼相待。而她看到小 军有时候和牛海东走得很近，以为他是给钟锦铠等人提供工人逃跑消息的“狗腿子”，同样也用冷眼回击。也就是他们这种相互的目光和猜疑，他们开始认识，并成 了好朋友。红红把一次次夜里听到的“会议内容”告诉了小军，两人策划一次次放跑工人的行动。他们第一次向记者讲述了放人事实。漆龙强是甘肃籍民工，是红红 和小军将他放出砖厂，而他也是惟一报案的出逃民工。
红红告诉记者，到3月底，砖厂开始生产运行，来砖厂的民工越来越多， 每天都有一两个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四个人。砖厂工人最多时达到54人，白天和晚上倒着上班。砖厂的工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同一个县乡的人很少；二是“少 数人比较聪明，大半人智力比较迟钝”；三是过大半的人只有20岁左右。“牛海东一伙认为，这样就不会出现工人罢工和逃跑的事，可他们还是打错了算盘。活这 么苦，又挣不到钱，工人个个心里有了逃跑的念头。”
小军证实说，刚开始，只是工人们自己想办法单独逃跑，可还是被牛海东 等人抓了回来，逃跑不成反挨了一顿暴打。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主动找到红红，和她商量偷放工人一事。在帮助一名甘肃民工成功逃脱后，红红才相信他，两人便开 始帮助更多的工人逃跑。4月底的一天，在砖厂打工的一家四口成功挖洞逃出砖厂，这使得小军和红红对偷放工人的行动步伐快了起来，“我们希望逃出砖厂的人， 去找人来解救我们和厂里被监视的其他工人”。
此后，只要晚上钟锦铠等人松懈，小军和红红都会帮助一些工人逃走。等钟锦铠等人发现时，他们都会说相反的方向，让他们没法去追。两个月时间里，两人一共偷放了24位民工，不过，事与愿违，这些逃走的民工仅有一人报案。
7 月5日20时许，记者在硝渠湾村洪山砖厂门口遇到了梁红山的妻子周玉丽。“你是哪里的？是不是检察院的？”她警惕地问道。“我是妇道人家，对厂里发生的事 都不清楚，还是等他回来，你们问他，估计两三天才能回来。”记者正准备问她丈夫的联系方式，她又开口了，“他们把我们害惨了！我们很冤！没地方喊，我们已 经为这事忙得焦头烂额。”
周玉丽家的墙上挂着当地工商部门核发的个体营业执照。“牛海东是别人介绍给我丈夫的，我们把红 砖的生产承包给了牛海东，我们只负责提供红砖的生产原料和红砖销售。今年年初，我们投资20多万买了煤、柴油，还有生产设备配件，他们被抓了，民工都没 了，厂里的生产停了，我们赔进去了。”“我看过电视上报道的山西黑砖厂的新闻，我们厂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手续是齐全的，厂里民工是牛海东找的，由他管， 他和民工住的房子和被子是我们提供的，都没要钱。民工吃的也由他负责，他找了个60来岁的老汉做饭，民工吃的好和坏，我都不知道。”
对牛海东等人控制民工的人身自由、让民工超时间劳动及毒打民工一事，她一再强调“不知道”，是在当地警方将牛海东等人抓了才知情的，但她说，有些民工“确 实不是利利索索干活，干活总是磨洋工，经常皮带上没有土，机械空转，每分钟的电费是15块，我们一年要交1.6万块电费，我们只是对牛海东说让民工快点干 活”。出事后，牛海东没钱给民工支付工资，经当地劳动部门出面，他们在5月28日给民工们发了拖欠的工资，还“给他们多付了工资”。
7 月7日，记者电话采访了砖厂厂长梁红山，他说，“我在厂里时间少，老婆在厂里的时间多。根据我和牛海东签的合同，他负责找人、生产成品红砖，我负责销售红 砖，我很少过问牛海东是咋生产、咋用人、给干活人吃什么的，我见过牛海东等人打骂民工，看到他们给民工吃的不好，给牛海东等人提过，可他们不听，我觉得说 多也不起作用，后面就说的少了。”
7月5日15时许，记者再次来到玛纳斯县广东地乡硝渠湾村，见到了该村支部书记许建 科，他已在该村当了十几年村官。“我挂了个砖厂副厂长的名，可到现在梁红山也没给我一毛钱，砖厂是1994年建成的，是硝渠湾村和梁红山联营的。”许建科 说，当时他是村委会主任，村里出100亩土地，梁红山建了砖窑，安了设备。梁红山和硝渠湾村委会签过一份期限为10年的承包合同，即从1994年到 2003年，每年给村里交管理费1.4万元。2003年新上任的硝渠湾村村委会主任和梁红山签了5年合同，终止时间为2008年，每年给该村交管理费 1.4万元。“他每年以红砖抵1.4万元管理费，砖用于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我负责解决老板、包工头、民工的纠纷。”
记 者问他是否经常去砖厂，他承认不常去，即使去也只是和梁红山等人聊几句，问问生产情况和有无超生的娃娃。他说没见过工头打骂民工，“如果见到一定会管”。 他对多名民工被打一事，是在牛海东等人被抓、33名民工被解救后才知道的。许建科说，事发后，梁红山找过他，让他帮忙找人处理这事。“我们村是县里今年的 新农村示范点，砖厂的问题已给我们带来了不良影响。硝渠湾村不是梁红山的保护伞，更不是牛海东等人的保护伞。村里和梁红山之间只有每年1.4万元管理费的 关系，和牛海东等人没一点关系”。
玛纳斯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郭毅告诉记者，这是该县发生的第一起强迫职工劳动的案 件，强迫职工劳动罪是指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行为。6月20日，牛海东、钟锦铠因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故 意伤害罪被批捕，牛海存因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被批捕。他们非法长期限制工人人身自由，采取全天监管、殴打等方式，强迫其从事超体力负荷、超时间劳动，足以 构成强迫职工劳动罪。
为侦破此案，玛纳斯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公诉两部门依法适时介入侦查，在证据搜集和固定、被害人 调查等关键环节引导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在检察、公安机关的配合下，该案取证到位、程序合法，现已依法以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牛海东、钟锦铠，以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牛海存。强迫职工劳动罪只能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此案中，牛海东、牛海存及钟锦铠是具体犯 罪的实施者，而砖厂厂长梁红山则不是，所以只追究上述三人的刑事责任。
2007-07-09
黑窑案审理程序违法，部分受害者错过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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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就是黑社会：黑窑案审理程序违法 部分受害者错过开庭
新京报讯 山西洪洞县“黑窑案”前日在临汾市中院开庭，只有两名河南受害者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庭审。据悉，临汾市司法机关在开庭前并未按法律规定履行通知所有受害者的义务，致使部分受害者错过了开庭。昨天下午，陕西律师雒毅赶到临汾，要求临汾市中院将其代理的受害民工纳入此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洪洞县曹生村“黑砖窑”解救的31名民工中，有7人来自陕西。他们被遣返后，陕西媒体倡议律师报名参加义务维权团。雒毅是第一个响应的，负责免费为7名陕西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目前，雒毅已联系到其中5个受害民工，除一人尚不确定外，其他4人均表示愿意接受其法律援助。雒毅约这4位民工于7月4日来西安办理委托手续，住在陕南山区的三人因天气原因未能前来，只有居住在西安的王孟赶来，与雒毅签订委托协议。当晚，雒毅发现临汾市中院已在当天开庭审理。“公诉机关和法院没有通知陕西受害民工和代理人。这是违法的。”
据悉，两位河南受害民工的家属也是在开庭前几日接到紧急通知，才聘请律师匆忙参加诉讼的。
雒毅说，在与临汾市中院陈姓审判长交涉过程中，对方称没有民工的电话和联系地址，联系不上。雒毅反驳说，王孟都收到了洪洞县民政局邮寄过去的致歉函，而且其地址洪洞县公安局也有，怎会没有联系地址？
令人意外的是，闻听开庭，身陷黑砖窑94天的甘肃男子谷西平却以“干活时没有遭到包工头对他特别大的虐待和殴打”等理由，谢绝了法律帮助，他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相关政府能在给他补发上1000—2000元钱。远在礼县的另一名受害者杨福利家属表示，“给多少赔偿都可以，但我们无力打官司”。
亦有消息透露说，紧跟黑砖窑案的开审，官方渎职行为的究责结果也有望在本月内公开，“肯定是一批由上至下的官员承担责任，具体人数和最高级别的官员都处于保密状态。”
法院就是黑社会：黑窑案审理程序违法 部分受害者错过开庭
新京报讯 山西洪洞县“黑窑案”前日在临汾市中院开庭，只有两名河南受害者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庭审。据悉，临汾市司法机关在开庭前并未按法律规定履行通知所有受害者的义务，致使部分受害者错过了开庭。昨天下午，陕西律师雒毅赶到临汾，要求临汾市中院将其代理的受害民工纳入此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洪洞县曹生村“黑砖窑”解救的31名民工中，有7人来自陕西。他们被遣返后，陕西媒体倡议律师报名参加义务维权团。雒毅是第一个响应的，负责免费为7名陕西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目前，雒毅已联系到其中5个受害民工，除一人尚不确定外，其他4人均表示愿意接受其法律援助。雒毅约这4位民工于7月4日来西安办理委托手续，住在陕南山区的三人因天气原因未能前来，只有居住在西安的王孟赶来，与雒毅签订委托协议。当晚，雒毅发现临汾市中院已在当天开庭审理。“公诉机关和法院没有通知陕西受害民工和代理人。这是违法的。”
据悉，两位河南受害民工的家属也是在开庭前几日接到紧急通知，才聘请律师匆忙参加诉讼的。
雒毅说，在与临汾市中院陈姓审判长交涉过程中，对方称没有民工的电话和联系地址，联系不上。雒毅反驳说，王孟都收到了洪洞县民政局邮寄过去的致歉函，而且其地址洪洞县公安局也有，怎会没有联系地址？
令人意外的是，闻听开庭，身陷黑砖窑94天的甘肃男子谷西平却以“干活时没有遭到包工头对他特别大的虐待和殴打”等理由，谢绝了法律帮助，他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相关政府能在给他补发上1000—2000元钱。远在礼县的另一名受害者杨福利家属表示，“给多少赔偿都可以，但我们无力打官司”。
亦有消息透露说，紧跟黑砖窑案的开审，官方渎职行为的究责结果也有望在本月内公开，“肯定是一批由上至下的官员承担责任，具体人数和最高级别的官员都处于保密状态。”
2007-07-05
黑窑奴工事件为执政能力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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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 岩（原载《凤凰周刊》）
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奴工的遭遇之惨固然让人辛酸发指，但更加震撼人心的，或许是一手炮制了这种人道惨剧的当事人及知情公务员心态之淡定、坦然——他们似乎没有谁觉得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不正常，也没有谁打算改变这种悲惨局面。
对此，从道德上谴责、探因是必要的，但可能意义有限。道德是由多种因素综合积累而成的惯性，它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因为某种“惨痛教训”而遽变。舆论的热潮过后，或许一切又会回到原来的轨迹，大家原来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
在道德以外，黑窑窑主及包工头的动机很好解释，因为有利可图：奴工的待遇越惨，他们的成本越低，利润越多。但那些知情的公务员呢？利益只可解释其中部分动机，因为黑窑与这些管理部门的公务员或多或少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关连。而这些本来负有管理之责的公务员却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这至少说明了一点：现行体制对这些公务员的驱动力，小于黑窑窑主给他们的利益——虽然这种利益数额并不大，好在可以零星不断、川流不息，只要黑窑还在，利益就不绝。 (博讯 boxun.com)
由此，人们不能不对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执政能力产生怀疑：政府政策的贯彻及各种执政行为，最终需要具体公务员来完成，而现行体制对公务员的约束力和驱动力如此有限，以至稍稍一点物质利益就可以使他们放弃本职责任。公务员行使本职职能的动力如此之低，这或许是解释当前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内部贪渎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视角。
要解决这种行政系统“动力不足”问题，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渠道。现行体制没有为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留下足够空间，民众的自发行动，往往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因此，在制度未有大的变更的前提下，出路主要还在强化自上而下的压力。在现行体制下，政治稳定是一个关键性指标，它既条件苛刻又必须完成，强化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压力也不能损及政治稳定。但是，从人事结构而言，政治稳定的标志主要在中央最高一级。换言之，在任期内，中央最高一级不宜有过多变动。但同时，中央最高一级也应给以下层级（部省一级）施加足够的压力，才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使整个系统的有效运转获得足够动力。
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不可能及时掌握与下级同样多的基层具体信息，因此自上而下的压力只能根据下级工作的实际后果来设置，即对行政后果进行问责。这种行政问责制近几年已逐渐开始尝试，但普遍严重存在的公务员动力不足，充分说明目前的问责制力度太小，远远未能达到维持系统有效运转的要求。
问责制要产生效果，必须“动真格”，而且必须从部省一级开始。应该明确凡在职权范围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一把手（部长、省委书记）必须引咎辞职或者被免职。这种重大责任事故既包括矿难、环境破坏之类的安全事故，也包括黑窑奴工之类的恶性事件，还包括下属官员的重大腐败行为，这份清单应该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扩充内容。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可能有多种原因，甚至可能与部省一把手的行为完全无关，因此免职并不表明其人有过或有罪，但为了整个行政系统的效率，制度必须这样设计。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公平，与整个执政集团的执政能力相比，官员个人的进退荣辱轻于鸿毛。
中央只要确定了部省一级的问责制，这种问责就将从上到下层层自动传递，而且一层比一层严厉、完备。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表明，这种毫不含糊的问责制能够极大调动各级公务员的积极性，彻底改变其动力不足时的“不作为”状况。同时，问责的标准应该是明确的，并且公示于众，使民众可以检验、监督。近年来，曾有个别地方或中央部委的官员因重大安全事故而被免职，但并没有因此形成明确的问责标准并公诸于众，问与不问操之于上位者的一念之间，所以这种问责起不到多少正面效用。
这种问责的主要副作用是可能强化各级官员对重大事故隐匿不报的动机，因此有必要强化舆论监督。在网络时代，重大事故是无法真正隐匿的，但要形成舆论压力，必须有一定的政治宽容，尤其是对异地报道的容忍。由于官员对辖区内媒体拥有控制权，没有控制权的官员也能通过人情或利益交换间接实现控制，因此不允许异地报道实质是使舆论沦为某种类似于党内批评的组织手段，取消了舆论的社会监督功能，客观上鼓励了各级官员对上隐匿实情，最终使问责制形同虚设。在自下而上的压力途径阕如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切实强化自上而下的压力，那么提高执政能力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虽然已作了多种尝试，但真正行之有效的问责制迄今未能出台。这不难理解。与西方民主制一样，仅仅从行政效率出发，任期制的每届政府也存在人事调整问题。由于没有政党更替的方便，人事调整只能一个个职位地进行，过程既长且必须平衡各种关系，人事调整在现行体制下是一个难题。如果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可能导致官员上下频繁，难以人为控制，影响人事调整的“战略布署”。
但从提高执政能力的需要出发，严格问责是必须的。某山西黑窑工头曾对媒体说：打击这个东西，就像一阵风，他们并不怕；现在风声虽紧，但可能20天后，该开工的又要开工了——如果事关各级公务员的职位，打击就不会只像一阵风；如果事关自己的饭碗，相关管理部门就不会因 “要求停工、约见，效果都不明显”，即转而以罚款了事。人事调整的游戏或许不可避免，但它应该在新的规则下进行。必须使行政问责成为新的规则，纵然这种新规则有可能增加游戏操作的难度，但它至少可以保证游戏能玩得更久。
从官员个人而言，“一票否决”的问责制加大了从政风险；从整个政府系统而言，问责制增加了干部队伍的不稳定性。对于这些被民间戏称为“一等公民”的政府官员来说，职业风险的增加并非坏事，压力会变成动力，至少可使他们的权责更相对称；对于整个政府系统来说，干部队伍不稳定性的增加，或许正是保持活力、减少暮气的最好方式。
冼 岩（原载《凤凰周刊》）
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奴工的遭遇之惨固然让人辛酸发指，但更加震撼人心的，或许是一手炮制了这种人道惨剧的当事人及知情公务员心态之淡定、坦然——他们似乎没有谁觉得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不正常，也没有谁打算改变这种悲惨局面。
对此，从道德上谴责、探因是必要的，但可能意义有限。道德是由多种因素综合积累而成的惯性，它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因为某种“惨痛教训”而遽变。舆论的热潮过后，或许一切又会回到原来的轨迹，大家原来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
在道德以外，黑窑窑主及包工头的动机很好解释，因为有利可图：奴工的待遇越惨，他们的成本越低，利润越多。但那些知情的公务员呢？利益只可解释其中部分动机，因为黑窑与这些管理部门的公务员或多或少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关连。而这些本来负有管理之责的公务员却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这至少说明了一点：现行体制对这些公务员的驱动力，小于黑窑窑主给他们的利益——虽然这种利益数额并不大，好在可以零星不断、川流不息，只要黑窑还在，利益就不绝。 (博讯 boxun.com)
由此，人们不能不对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执政能力产生怀疑：政府政策的贯彻及各种执政行为，最终需要具体公务员来完成，而现行体制对公务员的约束力和驱动力如此有限，以至稍稍一点物质利益就可以使他们放弃本职责任。公务员行使本职职能的动力如此之低，这或许是解释当前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内部贪渎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视角。
要解决这种行政系统“动力不足”问题，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渠道。现行体制没有为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留下足够空间，民众的自发行动，往往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因此，在制度未有大的变更的前提下，出路主要还在强化自上而下的压力。在现行体制下，政治稳定是一个关键性指标，它既条件苛刻又必须完成，强化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压力也不能损及政治稳定。但是，从人事结构而言，政治稳定的标志主要在中央最高一级。换言之，在任期内，中央最高一级不宜有过多变动。但同时，中央最高一级也应给以下层级（部省一级）施加足够的压力，才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使整个系统的有效运转获得足够动力。
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不可能及时掌握与下级同样多的基层具体信息，因此自上而下的压力只能根据下级工作的实际后果来设置，即对行政后果进行问责。这种行政问责制近几年已逐渐开始尝试，但普遍严重存在的公务员动力不足，充分说明目前的问责制力度太小，远远未能达到维持系统有效运转的要求。
问责制要产生效果，必须“动真格”，而且必须从部省一级开始。应该明确凡在职权范围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一把手（部长、省委书记）必须引咎辞职或者被免职。这种重大责任事故既包括矿难、环境破坏之类的安全事故，也包括黑窑奴工之类的恶性事件，还包括下属官员的重大腐败行为，这份清单应该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扩充内容。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可能有多种原因，甚至可能与部省一把手的行为完全无关，因此免职并不表明其人有过或有罪，但为了整个行政系统的效率，制度必须这样设计。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公平，与整个执政集团的执政能力相比，官员个人的进退荣辱轻于鸿毛。
中央只要确定了部省一级的问责制，这种问责就将从上到下层层自动传递，而且一层比一层严厉、完备。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表明，这种毫不含糊的问责制能够极大调动各级公务员的积极性，彻底改变其动力不足时的“不作为”状况。同时，问责的标准应该是明确的，并且公示于众，使民众可以检验、监督。近年来，曾有个别地方或中央部委的官员因重大安全事故而被免职，但并没有因此形成明确的问责标准并公诸于众，问与不问操之于上位者的一念之间，所以这种问责起不到多少正面效用。
这种问责的主要副作用是可能强化各级官员对重大事故隐匿不报的动机，因此有必要强化舆论监督。在网络时代，重大事故是无法真正隐匿的，但要形成舆论压力，必须有一定的政治宽容，尤其是对异地报道的容忍。由于官员对辖区内媒体拥有控制权，没有控制权的官员也能通过人情或利益交换间接实现控制，因此不允许异地报道实质是使舆论沦为某种类似于党内批评的组织手段，取消了舆论的社会监督功能，客观上鼓励了各级官员对上隐匿实情，最终使问责制形同虚设。在自下而上的压力途径阕如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切实强化自上而下的压力，那么提高执政能力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虽然已作了多种尝试，但真正行之有效的问责制迄今未能出台。这不难理解。与西方民主制一样，仅仅从行政效率出发，任期制的每届政府也存在人事调整问题。由于没有政党更替的方便，人事调整只能一个个职位地进行，过程既长且必须平衡各种关系，人事调整在现行体制下是一个难题。如果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可能导致官员上下频繁，难以人为控制，影响人事调整的“战略布署”。
但从提高执政能力的需要出发，严格问责是必须的。某山西黑窑工头曾对媒体说：打击这个东西，就像一阵风，他们并不怕；现在风声虽紧，但可能20天后，该开工的又要开工了——如果事关各级公务员的职位，打击就不会只像一阵风；如果事关自己的饭碗，相关管理部门就不会因 “要求停工、约见，效果都不明显”，即转而以罚款了事。人事调整的游戏或许不可避免，但它应该在新的规则下进行。必须使行政问责成为新的规则，纵然这种新规则有可能增加游戏操作的难度，但它至少可以保证游戏能玩得更久。
从官员个人而言，“一票否决”的问责制加大了从政风险；从整个政府系统而言，问责制增加了干部队伍的不稳定性。对于这些被民间戏称为“一等公民”的政府官员来说，职业风险的增加并非坏事，压力会变成动力，至少可使他们的权责更相对称；对于整个政府系统来说，干部队伍不稳定性的增加，或许正是保持活力、减少暮气的最好方式。
刑不上七品，法不及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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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 贤（来源：太阳报）
山西现代砖奴大案昨在该省临汾市中院开庭审理，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宗轰动全球、由四名国家领导人同时批示、多个部委联手督办的大案，仅由一名黑窑主及十多名打手承担责任，至今没有任何县级以上官员被查处或引咎辞职，国人期待的严查幕后保护伞、整顿吏治并未发生。
看样子，砖奴大案即将草草收场，全体山西官员可举杯庆祝，又过一难关。然而，该案存在太多的疑点，堵不住悠悠万民之口。洪洞县是砖奴案件发生地，当地许多官员与案件的关系是说不清、道不明，理应回避此案，交给别的地方调查审理。可山西省却将该案交由洪洞县警方调查，再由其上级临汾市检察院公诉，明显无视利益冲突，有违司法公正。
十二名被告仅被控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故意伤害等三项罪名，也有大案化小之嫌。该案三十二名受害人，有人是被迷药蒙倒转卖到砖厂为奴，也有人年龄不够十四岁，但检方对“虐待儿童罪只字不提，”拐骗人口罪“也不在起诉范围之内。人们难免质疑当局是否避重就轻，以免引火烧身。
山西省境内存在黑砖窑问题逾十年，如果说背后没有保护伞，没有官员渎职甚至参与犯罪，是没有人相信的。山西省长于幼军曾就此案向全国人民道歉，省委书记张宝顺也承认案件背后存在腐败问题。可奇怪的是，案件被揭发至今一个月，没有一名官员因此下台，也没有听说有任何官员被查处。
中国政府多年前已建立官员问责制，山西省却是例外，这令人想起国民党时期阎锡山治下的山西省，那也是个地地道道的“独立王国”！
锺 贤（来源：太阳报）
山西现代砖奴大案昨在该省临汾市中院开庭审理，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宗轰动全球、由四名国家领导人同时批示、多个部委联手督办的大案，仅由一名黑窑主及十多名打手承担责任，至今没有任何县级以上官员被查处或引咎辞职，国人期待的严查幕后保护伞、整顿吏治并未发生。
看样子，砖奴大案即将草草收场，全体山西官员可举杯庆祝，又过一难关。然而，该案存在太多的疑点，堵不住悠悠万民之口。洪洞县是砖奴案件发生地，当地许多官员与案件的关系是说不清、道不明，理应回避此案，交给别的地方调查审理。可山西省却将该案交由洪洞县警方调查，再由其上级临汾市检察院公诉，明显无视利益冲突，有违司法公正。
十二名被告仅被控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故意伤害等三项罪名，也有大案化小之嫌。该案三十二名受害人，有人是被迷药蒙倒转卖到砖厂为奴，也有人年龄不够十四岁，但检方对“虐待儿童罪只字不提，”拐骗人口罪“也不在起诉范围之内。人们难免质疑当局是否避重就轻，以免引火烧身。
山西省境内存在黑砖窑问题逾十年，如果说背后没有保护伞，没有官员渎职甚至参与犯罪，是没有人相信的。山西省长于幼军曾就此案向全国人民道歉，省委书记张宝顺也承认案件背后存在腐败问题。可奇怪的是，案件被揭发至今一个月，没有一名官员因此下台，也没有听说有任何官员被查处。
中国政府多年前已建立官员问责制，山西省却是例外，这令人想起国民党时期阎锡山治下的山西省，那也是个地地道道的“独立王国”！
黑砖窑、黑煤窑：于幼军主政山西2年自承失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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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寿蓓蓓
在发达地区工作和在山西工作，于幼军感受不同。一年前于幼军接受本报访，一年后于幼军还是坐镇火山口，不过这次煤窑换成了砖窑。 “如果看到工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还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还配叫共产党吗？这种状况不但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请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善待山西人...”
“他们的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吗？都会想啊！为什么不去呢？穷啊！每念及此，我的心都隐隐作痛，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黑砖窑事件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对此，到山西主政不到两年的于幼军也始料未及，一心治煤治污的山西省长从未想到，砖窑所造成的“破坏力”竟不亚于煤窑。随即，省长作检讨成了媒体头条新闻。然而，基于种种历史积弊造成的事端，于幼军觉得自己冤不冤？黑砖窑事件可能会处理到哪一级官员？在外界质疑与愤慨的声浪中，政府为什么保持沉默？究竟是不是无所作为？
6月28日，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于幼军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此时距上一次本报专访将近一年，还是在省长办公室，还是“于幼军坐镇火山口”，只不过这次煤窑换成了砖窑，于幼军看上去有点疲惫。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今后我相信，还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想到和没想到的问题，那也只好面对它，出来一个，认真解决一个，再去面对新的问题。”
在发达地区工作和在山西工作，于幼军感受不同。
南方周末：现在大家比较关注“黑砖窑”事件最后会不会不了了之，什么级别的官员会受到处理？
于幼军：不会这样的！省委、省政府对此态度非常明确、坚决，在黑砖窑事件中，凡是被网络、媒体和群众举报涉及各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都必须有案必查，查实必处，根据事实和证据，涉及到哪一级干部的问题，就依法纪追究哪一级干部的责任，绝不姑息迁就；对“黑砖窑”事件中涉嫌拐骗、强迫工人劳动、非法使用童工和智障人员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决不让其逍遥法外。这两方面问题的查处，省委、省政府已责成政法委、纪检监察部门全面开始，查处情况将会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南方周末：你作为省长，为何要向社会道歉检讨，你觉得自己冤不冤？
于幼军：我就“黑砖窑”事件向国务院检查和向社会道歉检讨后，确有不少人电话或当面对我说，“这些是山西多少年积累的问题，你来山西工作不到两年，怎么能是你的责任呢？”还有人说：“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省长哪能都一一亲自发现处理？”网上还有帖子说：山西多年存在的这些问题总要爆发，现在“击鼓传花”传到你手上了，等等。
但我这段时间边指挥处理事件，边在反思：中央派我到山西工作，委以重任，人大代表选我当省长，寄予厚望，我理应守土有责，为中央分忧，替百姓解愁。只要在山西土地上发生的伤害百姓的事件，不管什么原因，我都负有责任。现在出现了如此严重、恶劣伤害民工、未成年人和智障人员的事件，我确实深感内疚和痛心，道歉和检讨是最起码要做的！进一步反思，到山西工作快两年了，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这类问题，这起码是失察啊，检讨是应该的。
我希望以我的道歉和检讨，能够教育、警醒山西各级干部今后要高度重视这类问题，不能漠视生命，不能怠慢人民！也以此向社会表明，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这种负责既表现在一经发现伤害人民的犯罪行为就坚决依法打击，也表现在由于政府管理不到位，使人民受到伤害，就要向人民检讨。当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反思、认真汲取教训，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切实改进和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和执政能力。
南方周末：那么你认为应该从“黑砖窑”事件中汲取什么教训呢？
于幼军：一是这类事件暴露出我省对企业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的依法监管不到位。省政府这两年多次下发了整治规范小煤矿、小砖窑、小玻璃器皿厂等劳动用工秩序的文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去年启动了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立法工作，今年6月1日，省人大常委会议颁发了全国第一部省级人大立法的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规。但近期发生的“黑砖窑”事件，暴露出山西在农村地区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漏洞和薄弱环节。
南方周末：是不是远远不是一部地方法规能够解决的？
于幼军：长期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对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管理的注意力和监管工作主要在城镇和规模较大的工矿企业，对农村地区的小作坊、小矿山、小砖窑、小工厂等劳动用工问题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状态。公安机关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存在漏洞，工商部门对无证砖窑等无证生产经营的企业也疏于管理。正是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村地区社会管理的缺位和一些干部、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以及个别人的腐败行为，使一些农村地区非法用工尤其是拐骗民工、使用童工和雇用智障人员等犯罪行为得以长期存在，使得一些非法窑主得以为所欲为，滥施淫威，导致农民工流血流泪，遭受欺凌。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中，基层党的组织似乎已经瘫痪了，是不是如此？
于幼军：这类事件暴露出我省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未能认真履行职责，个别村干部甚至包庇纵容黑窑主，致使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这些村级组织和干部却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没有及时向上级政府和当地公安机关举报，耽误了打击犯罪分子和解救受害民工的时机。这类事件还暴露出我们一些党政干部政治素质不高，政治敏锐性不强，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健康和重大切身利益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事件发生后，全国公众对受害者都极其同情，对发生这样的事件都很愤慨，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社会情绪？
于幼军：众多的网民和媒体对农民工、童工和智障人员受到伤害表达出极大的关注和愤慨，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在广泛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保护人权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不断增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我们各级党政干部必须自觉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再也不能有丝毫怠慢，更不能漠视事关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南方周末：“黑砖窑”事件发生后，你有没有被这个事情触动？
于幼军：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难过、愤怒。像洪洞县曹生村的“黑砖窑”包工头这样用非常凶残的手段打骂农民工，强迫高强度劳动，特别是看到一些智障人员的悲惨处境，他们已经没有人的尊严了，确实非常愤慨，也更使我内疚和痛心，更增强了全面开展打击、解救和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的决心和紧迫感。
南方周末：现在大家不仅是愤慨，还关心那些孩子，6月22日，国务院联合工作组公布了山西经出动4万多警力展开地毯式排查，查遍了8760处小砖窑、小煤矿、小冶炼厂等，解救了359人，但确认了童工身份的只有12个，但人们传言中，似乎有上千个童工，如果确实有漏查的，这些孩子该怎么找回来？
于幼军：我们也注意到网上和媒体报道说，在山西“黑砖窑”等处起码有上千个童工，现在这些童工已经被黑窑主转移到别处去了。我们非常重视这一信息，我多次交待公安部门必须继续认真排查、寻找、解救，同时要找出这一信息的源头，循着这一线索去查找可能失散或被转移的童工。有关部门调查后告诉我，这一信息最早是河南一位记者采访一位河南去山西找儿子的父亲，记者问，你看在山西有多少个来自河南的童工？这位父亲回答说估计有上千个吧。后来，“上千个童工”这一信息就被网上和部分媒体传开了。
就是对一个人说的信息我们也高度重视，决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国家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工作组经调查核实，在6月22日新闻通气会上确认童工身份只有12个。当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年在山西“黑砖窑”的童工只有十多个，很可能有些在我们展开地毯式排查前已经跑掉了。后来，我在网上看见再次贴出的400个父亲寻找失散儿子的呼吁书，我在6月23日晚上11点多批示公安厅长：
一是立即协调指挥公安部门与发帖子的投诉网民联系，循线索认真查找孩子；二是公安厅通令各市、县、乡(镇)、街道公安机关，凡有投诉、举报或要求帮助寻找失散亲人的，公安机关必须热情接待、记录在案、立即出警、认真查找。查明后对上门认领的亲属，必须核准其身份后，准予其带走亲人，或公安部门派人送返；三是公安厅立即在媒体及网上发布启事，公布联系电话、网址及书信联系地址、负责人姓名等，接受省内外群众投诉、举报和要求帮助寻找亲人等事项。
省委书记张宝顺同志也立即作出批示，要求认真查处，对其中涉嫌犯罪的要依法从快处理。接到批示，省公安厅当天就在媒体和网上公布了接受省内外要求帮助寻找失散亲人的电话、网址、信箱等，几天下来已接到了2300多个电话、信件和邮件，公安部门都有报必查。山西公安部门还派出工作小组到河南省公安厅请帮忙联系在网上发帖的那400位父亲，以寻找线索迅速查找。我们欢迎全国的媒体、网民和群众继续关注，有具体线索及时向我省公安部门提供，帮助我们寻找、解救失散或被困的民工、童工和智障人员。
南方周末：我们在采访中听说有些山西人觉得委屈，说“黑砖窑”最恶劣的案子都是邻近某省的人来山西承包经营砖窑干的，又是这个省媒体对“黑砖窑”事件炒得最热，觉得山西人替人受过、真憋气，要在舆论上反击，你怎么看这种意见？
于幼军：这段时间，我们也常听到山西的干部群众有这种议论。张宝顺书记和我都在大小会议上对干部们说，为什么个别外地人能在山西的土地上干坏事？这还是说明我们山西的工作没有做好，政府监管工作不到位，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没有战斗力，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认真汲取教训，扎实改进工作，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更不能因此影响了兄弟省人民之间的关系。
南方周末：我上次采访你的时候，大标题是《于幼军坐镇火山口》，你大概没想到火山会从煤窑改到砖窑里爆发吧，以前的工作有没有涉及到非法用工问题？
于幼军：到山西工作后，我最初注意的是小煤矿。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一般是不骂人的。但前年七八月我刚到山西工作就到市、县调研，我看到一些小煤矿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居住环境非常差，与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刘少奇在安源煤矿》里描写的上世纪20年代矿工们住的条件差不多。我那次骂了人，动情地对当地的党政干部说，如果看到工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还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还配叫共产党吗？这种状况不但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这也是后来下决心淘汰关闭几千个小煤矿的初衷之一。
2005、2006年，省政府三次下文整治小煤矿、小砖厂和小玻璃器皿厂等劳动用工问题，去年省政府提请省人大、今年6月1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布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法规。今年初，省政府又在煤炭行业准入标准里明确规定了煤矿工人要有较好的居住条件、最低工资是多少、要具备什么样的劳动防护设备等。但从“黑砖窑”事件可以看出，政府一些文件、规定等在一些地方并没有落实，农村地区小作坊、小砖窑、小工厂等非法用工问题还比较普遍地存在，政府对此见事迟，我应负失察责任。
南方周末：从洪洞县的个案来说，虽然警方一发现就查处了，但那个砖窑已经开工一年半，而且这类案件本来应该在乡镇一级，最多到县一级就解决了，不应该由你或更高层督办，“黑砖窑”事件是不是说明基层行政机关太薄弱了？
于幼军：在农村开个砖厂，开个小作坊，不经政府批准登记就生产、雇人，这种现象还不少。在我们这次专项整治行动发现的全省三千多个砖窑里面，三分之二属于无证照经营的非法砖窑，其中牵涉到拐骗殴打工人、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等刑事犯罪的，还是少数，多数属于非法用工。但就是这个“少数”已经说明这方面问题非常严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不能让这类黑恶现象存在、重演！
我前面总结教训时说过，之所以会在一些地方长期存在这类问题，说明我们对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存在漏洞，基本处于失察、失控状态，政府监管不到位，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针对这些问题，我最近带一个小组正在进行调研，争取尽快拿出今后加强政府经常性监管工作的对策措施，建立起长效机制，切实改进加强这方面工作。
南方周末：我去年采访你的时候，你说改革不能回避矛盾，但也不能一下子引爆所有的矛盾，而是要抓住时机、分阶段解决问题。现在有“黑砖窑”事件这样一个契机，行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不作为的问题，是不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于幼军：确实如此。这次“黑砖窑”事件暴露出我们一些干部素质不高、政府公务员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甚至贪污腐败等严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人民利益得到保护和增进的重要因素。去年7月初，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追究公职人员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纪律规定，召开了全省政府系统干部大会动员部署，在全省政府系统整顿机关作风、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今年省委又部署在全省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一年来，全省行政监察部门已处分了 783名干部，全省干部队伍的作风有所好转，但这方面问题仍然不少，离人民的期待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三尺之冰也绝非一二年之功，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要靠各级党委、政府长期努力，要靠人民和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要靠建立健全严密的管理制度和严明的纪律，等等，这就需要不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南方周末：除了基层组织建设问题，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包括基层官员在内的很多人，还有一些村民、村干部在这一事件中都表现得麻木不仁，其实这样的麻木不仅在山西，可不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道德机能在流失？
于幼军：这就要回到鲁迅先生当年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大声疾呼。鲁迅先生作品描写的吃人血馒头治肺病的悲剧，革命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牺牲，但当刽子手屠杀革命者时，围观的人却麻木不仁，有人还等着革命者被砍头后吃蘸他血的馒头治病；还有祥林嫂、孔乙己等，鲁迅都刻画得入木三分，令国人振聋发聩。我觉得，鲁迅当年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努力。
当然，从“黑砖窑”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亮色”的另一面。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众多网民、群众对素昧平生的民工、童工、智障人员受到伤害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愤慨，这表明我们国家正在不断走向文明进步，全民族的素质正在不断提高。
南方周末：说起国民性，可能贫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你从沿海开放城市到山西工作，是否体会更深？
于幼军：确实更普遍、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贫穷。现在有些人以为山西有钱，其实山西有钱的只是极少数人，广大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较低，吕梁山、太行山有五十多个县集中连片大面积贫困，全省还有三百多万贫困人口。这几年山西财政增收比较快，但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非常多，都要钱。贫穷落后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社会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贫困地区还有不少困难家庭的孩子，十五六岁就要外出打工，难道他们不想继续读书吗？他们的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吗？都会想啊！为什么不去呢？穷啊！每念及此，我的心都隐隐作痛，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为消灭贫穷而战，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十年、二十年。这是我到湖南、特别是到山西工作以后才有的体会。
常有广东、深圳来看我的同志问我，你觉得在山西工作跟在广东工作有什么不同？我苦笑地回答：在广东、深圳是长袖善舞，在山西是闻鸡起舞，要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啊。还可有一个比喻，在山西工作是在“沙滩跑步”，要以人一己十、人一己百的努力才能收到工作成效。但我对山西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决心和山西干部群众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山西的面貌一定会发生历史性转变。
最后，我还想借贵报告诉广东人民、全国人民：山西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民族生存解放、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为全国建设发展提供了重大能源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山西人民是朴实、善良、待人厚道的人民！“黑砖窑”事件极少数人的恶行，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善待山西人！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寿蓓蓓
在发达地区工作和在山西工作，于幼军感受不同。一年前于幼军接受本报访，一年后于幼军还是坐镇火山口，不过这次煤窑换成了砖窑。 “如果看到工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还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还配叫共产党吗？这种状况不但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请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善待山西人...”
“他们的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吗？都会想啊！为什么不去呢？穷啊！每念及此，我的心都隐隐作痛，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黑砖窑事件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对此，到山西主政不到两年的于幼军也始料未及，一心治煤治污的山西省长从未想到，砖窑所造成的“破坏力”竟不亚于煤窑。随即，省长作检讨成了媒体头条新闻。然而，基于种种历史积弊造成的事端，于幼军觉得自己冤不冤？黑砖窑事件可能会处理到哪一级官员？在外界质疑与愤慨的声浪中，政府为什么保持沉默？究竟是不是无所作为？
6月28日，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于幼军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此时距上一次本报专访将近一年，还是在省长办公室，还是“于幼军坐镇火山口”，只不过这次煤窑换成了砖窑，于幼军看上去有点疲惫。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今后我相信，还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想到和没想到的问题，那也只好面对它，出来一个，认真解决一个，再去面对新的问题。”
在发达地区工作和在山西工作，于幼军感受不同。
南方周末：现在大家比较关注“黑砖窑”事件最后会不会不了了之，什么级别的官员会受到处理？
于幼军：不会这样的！省委、省政府对此态度非常明确、坚决，在黑砖窑事件中，凡是被网络、媒体和群众举报涉及各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都必须有案必查，查实必处，根据事实和证据，涉及到哪一级干部的问题，就依法纪追究哪一级干部的责任，绝不姑息迁就；对“黑砖窑”事件中涉嫌拐骗、强迫工人劳动、非法使用童工和智障人员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决不让其逍遥法外。这两方面问题的查处，省委、省政府已责成政法委、纪检监察部门全面开始，查处情况将会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南方周末：你作为省长，为何要向社会道歉检讨，你觉得自己冤不冤？
于幼军：我就“黑砖窑”事件向国务院检查和向社会道歉检讨后，确有不少人电话或当面对我说，“这些是山西多少年积累的问题，你来山西工作不到两年，怎么能是你的责任呢？”还有人说：“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省长哪能都一一亲自发现处理？”网上还有帖子说：山西多年存在的这些问题总要爆发，现在“击鼓传花”传到你手上了，等等。
但我这段时间边指挥处理事件，边在反思：中央派我到山西工作，委以重任，人大代表选我当省长，寄予厚望，我理应守土有责，为中央分忧，替百姓解愁。只要在山西土地上发生的伤害百姓的事件，不管什么原因，我都负有责任。现在出现了如此严重、恶劣伤害民工、未成年人和智障人员的事件，我确实深感内疚和痛心，道歉和检讨是最起码要做的！进一步反思，到山西工作快两年了，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这类问题，这起码是失察啊，检讨是应该的。
我希望以我的道歉和检讨，能够教育、警醒山西各级干部今后要高度重视这类问题，不能漠视生命，不能怠慢人民！也以此向社会表明，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这种负责既表现在一经发现伤害人民的犯罪行为就坚决依法打击，也表现在由于政府管理不到位，使人民受到伤害，就要向人民检讨。当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反思、认真汲取教训，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切实改进和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和执政能力。
南方周末：那么你认为应该从“黑砖窑”事件中汲取什么教训呢？
于幼军：一是这类事件暴露出我省对企业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的依法监管不到位。省政府这两年多次下发了整治规范小煤矿、小砖窑、小玻璃器皿厂等劳动用工秩序的文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去年启动了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立法工作，今年6月1日，省人大常委会议颁发了全国第一部省级人大立法的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规。但近期发生的“黑砖窑”事件，暴露出山西在农村地区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漏洞和薄弱环节。
南方周末：是不是远远不是一部地方法规能够解决的？
于幼军：长期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对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管理的注意力和监管工作主要在城镇和规模较大的工矿企业，对农村地区的小作坊、小矿山、小砖窑、小工厂等劳动用工问题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状态。公安机关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存在漏洞，工商部门对无证砖窑等无证生产经营的企业也疏于管理。正是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村地区社会管理的缺位和一些干部、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以及个别人的腐败行为，使一些农村地区非法用工尤其是拐骗民工、使用童工和雇用智障人员等犯罪行为得以长期存在，使得一些非法窑主得以为所欲为，滥施淫威，导致农民工流血流泪，遭受欺凌。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中，基层党的组织似乎已经瘫痪了，是不是如此？
于幼军：这类事件暴露出我省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未能认真履行职责，个别村干部甚至包庇纵容黑窑主，致使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这些村级组织和干部却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没有及时向上级政府和当地公安机关举报，耽误了打击犯罪分子和解救受害民工的时机。这类事件还暴露出我们一些党政干部政治素质不高，政治敏锐性不强，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健康和重大切身利益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事件发生后，全国公众对受害者都极其同情，对发生这样的事件都很愤慨，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社会情绪？
于幼军：众多的网民和媒体对农民工、童工和智障人员受到伤害表达出极大的关注和愤慨，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在广泛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保护人权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不断增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我们各级党政干部必须自觉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再也不能有丝毫怠慢，更不能漠视事关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南方周末：“黑砖窑”事件发生后，你有没有被这个事情触动？
于幼军：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难过、愤怒。像洪洞县曹生村的“黑砖窑”包工头这样用非常凶残的手段打骂农民工，强迫高强度劳动，特别是看到一些智障人员的悲惨处境，他们已经没有人的尊严了，确实非常愤慨，也更使我内疚和痛心，更增强了全面开展打击、解救和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的决心和紧迫感。
南方周末：现在大家不仅是愤慨，还关心那些孩子，6月22日，国务院联合工作组公布了山西经出动4万多警力展开地毯式排查，查遍了8760处小砖窑、小煤矿、小冶炼厂等，解救了359人，但确认了童工身份的只有12个，但人们传言中，似乎有上千个童工，如果确实有漏查的，这些孩子该怎么找回来？
于幼军：我们也注意到网上和媒体报道说，在山西“黑砖窑”等处起码有上千个童工，现在这些童工已经被黑窑主转移到别处去了。我们非常重视这一信息，我多次交待公安部门必须继续认真排查、寻找、解救，同时要找出这一信息的源头，循着这一线索去查找可能失散或被转移的童工。有关部门调查后告诉我，这一信息最早是河南一位记者采访一位河南去山西找儿子的父亲，记者问，你看在山西有多少个来自河南的童工？这位父亲回答说估计有上千个吧。后来，“上千个童工”这一信息就被网上和部分媒体传开了。
就是对一个人说的信息我们也高度重视，决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国家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工作组经调查核实，在6月22日新闻通气会上确认童工身份只有12个。当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年在山西“黑砖窑”的童工只有十多个，很可能有些在我们展开地毯式排查前已经跑掉了。后来，我在网上看见再次贴出的400个父亲寻找失散儿子的呼吁书，我在6月23日晚上11点多批示公安厅长：
一是立即协调指挥公安部门与发帖子的投诉网民联系，循线索认真查找孩子；二是公安厅通令各市、县、乡(镇)、街道公安机关，凡有投诉、举报或要求帮助寻找失散亲人的，公安机关必须热情接待、记录在案、立即出警、认真查找。查明后对上门认领的亲属，必须核准其身份后，准予其带走亲人，或公安部门派人送返；三是公安厅立即在媒体及网上发布启事，公布联系电话、网址及书信联系地址、负责人姓名等，接受省内外群众投诉、举报和要求帮助寻找亲人等事项。
省委书记张宝顺同志也立即作出批示，要求认真查处，对其中涉嫌犯罪的要依法从快处理。接到批示，省公安厅当天就在媒体和网上公布了接受省内外要求帮助寻找失散亲人的电话、网址、信箱等，几天下来已接到了2300多个电话、信件和邮件，公安部门都有报必查。山西公安部门还派出工作小组到河南省公安厅请帮忙联系在网上发帖的那400位父亲，以寻找线索迅速查找。我们欢迎全国的媒体、网民和群众继续关注，有具体线索及时向我省公安部门提供，帮助我们寻找、解救失散或被困的民工、童工和智障人员。
南方周末：我们在采访中听说有些山西人觉得委屈，说“黑砖窑”最恶劣的案子都是邻近某省的人来山西承包经营砖窑干的，又是这个省媒体对“黑砖窑”事件炒得最热，觉得山西人替人受过、真憋气，要在舆论上反击，你怎么看这种意见？
于幼军：这段时间，我们也常听到山西的干部群众有这种议论。张宝顺书记和我都在大小会议上对干部们说，为什么个别外地人能在山西的土地上干坏事？这还是说明我们山西的工作没有做好，政府监管工作不到位，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没有战斗力，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认真汲取教训，扎实改进工作，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更不能因此影响了兄弟省人民之间的关系。
南方周末：我上次采访你的时候，大标题是《于幼军坐镇火山口》，你大概没想到火山会从煤窑改到砖窑里爆发吧，以前的工作有没有涉及到非法用工问题？
于幼军：到山西工作后，我最初注意的是小煤矿。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一般是不骂人的。但前年七八月我刚到山西工作就到市、县调研，我看到一些小煤矿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居住环境非常差，与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刘少奇在安源煤矿》里描写的上世纪20年代矿工们住的条件差不多。我那次骂了人，动情地对当地的党政干部说，如果看到工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还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还配叫共产党吗？这种状况不但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这也是后来下决心淘汰关闭几千个小煤矿的初衷之一。
2005、2006年，省政府三次下文整治小煤矿、小砖厂和小玻璃器皿厂等劳动用工问题，去年省政府提请省人大、今年6月1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布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法规。今年初，省政府又在煤炭行业准入标准里明确规定了煤矿工人要有较好的居住条件、最低工资是多少、要具备什么样的劳动防护设备等。但从“黑砖窑”事件可以看出，政府一些文件、规定等在一些地方并没有落实，农村地区小作坊、小砖窑、小工厂等非法用工问题还比较普遍地存在，政府对此见事迟，我应负失察责任。
南方周末：从洪洞县的个案来说，虽然警方一发现就查处了，但那个砖窑已经开工一年半，而且这类案件本来应该在乡镇一级，最多到县一级就解决了，不应该由你或更高层督办，“黑砖窑”事件是不是说明基层行政机关太薄弱了？
于幼军：在农村开个砖厂，开个小作坊，不经政府批准登记就生产、雇人，这种现象还不少。在我们这次专项整治行动发现的全省三千多个砖窑里面，三分之二属于无证照经营的非法砖窑，其中牵涉到拐骗殴打工人、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等刑事犯罪的，还是少数，多数属于非法用工。但就是这个“少数”已经说明这方面问题非常严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不能让这类黑恶现象存在、重演！
我前面总结教训时说过，之所以会在一些地方长期存在这类问题，说明我们对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存在漏洞，基本处于失察、失控状态，政府监管不到位，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针对这些问题，我最近带一个小组正在进行调研，争取尽快拿出今后加强政府经常性监管工作的对策措施，建立起长效机制，切实改进加强这方面工作。
南方周末：我去年采访你的时候，你说改革不能回避矛盾，但也不能一下子引爆所有的矛盾，而是要抓住时机、分阶段解决问题。现在有“黑砖窑”事件这样一个契机，行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不作为的问题，是不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于幼军：确实如此。这次“黑砖窑”事件暴露出我们一些干部素质不高、政府公务员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甚至贪污腐败等严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人民利益得到保护和增进的重要因素。去年7月初，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追究公职人员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纪律规定，召开了全省政府系统干部大会动员部署，在全省政府系统整顿机关作风、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今年省委又部署在全省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一年来，全省行政监察部门已处分了 783名干部，全省干部队伍的作风有所好转，但这方面问题仍然不少，离人民的期待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三尺之冰也绝非一二年之功，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要靠各级党委、政府长期努力，要靠人民和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要靠建立健全严密的管理制度和严明的纪律，等等，这就需要不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南方周末：除了基层组织建设问题，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包括基层官员在内的很多人，还有一些村民、村干部在这一事件中都表现得麻木不仁，其实这样的麻木不仅在山西，可不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道德机能在流失？
于幼军：这就要回到鲁迅先生当年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大声疾呼。鲁迅先生作品描写的吃人血馒头治肺病的悲剧，革命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牺牲，但当刽子手屠杀革命者时，围观的人却麻木不仁，有人还等着革命者被砍头后吃蘸他血的馒头治病；还有祥林嫂、孔乙己等，鲁迅都刻画得入木三分，令国人振聋发聩。我觉得，鲁迅当年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努力。
当然，从“黑砖窑”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亮色”的另一面。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众多网民、群众对素昧平生的民工、童工、智障人员受到伤害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愤慨，这表明我们国家正在不断走向文明进步，全民族的素质正在不断提高。
南方周末：说起国民性，可能贫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你从沿海开放城市到山西工作，是否体会更深？
于幼军：确实更普遍、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贫穷。现在有些人以为山西有钱，其实山西有钱的只是极少数人，广大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较低，吕梁山、太行山有五十多个县集中连片大面积贫困，全省还有三百多万贫困人口。这几年山西财政增收比较快，但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非常多，都要钱。贫穷落后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社会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贫困地区还有不少困难家庭的孩子，十五六岁就要外出打工，难道他们不想继续读书吗？他们的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吗？都会想啊！为什么不去呢？穷啊！每念及此，我的心都隐隐作痛，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为消灭贫穷而战，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十年、二十年。这是我到湖南、特别是到山西工作以后才有的体会。
常有广东、深圳来看我的同志问我，你觉得在山西工作跟在广东工作有什么不同？我苦笑地回答：在广东、深圳是长袖善舞，在山西是闻鸡起舞，要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啊。还可有一个比喻，在山西工作是在“沙滩跑步”，要以人一己十、人一己百的努力才能收到工作成效。但我对山西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决心和山西干部群众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山西的面貌一定会发生历史性转变。
最后，我还想借贵报告诉广东人民、全国人民：山西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民族生存解放、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为全国建设发展提供了重大能源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山西人民是朴实、善良、待人厚道的人民！“黑砖窑”事件极少数人的恶行，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善待山西人！
政府都在做什么？——黑砖窑风暴中的山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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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马昌博
舆论风暴已经开始，外界已酝酿惊涛骇浪，而风暴的核心区，一片平静，洪洞的官员们几乎无人知道。7月4日，山西洪洞黑砖窑案在临汾开审，作为中国最落后地区之一的山西，目前正面对史无前例的压力。传统管理体制在如此重压之下，究竟如何应对？官员们在事件发展的每个环节想了什么做了什么？通过本报记者的调查，读者也许可以管窥转型期中国的独特情景。
一个多月之后，山西洪洞依然是众矢之的。“打到县委县政府的外地电话怒骂者很多，骂我们洪洞县里无好人。”6月29日，洪洞县长孙延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孙延林仍有些紧张，这位曾经的《临汾日报》总编辑在过去一个月中被昔日的同行寻找和指摘；而他所治下的洪洞，在整个6月也已在最高层的批示和全国媒体的谴责中风雨飘摇。
此前，发端于洪洞的山西“黑砖窑”事件甚至被称为一场灾难，。从6月7日起，无法阻挡的舆论浪潮已经席卷这个晋西南的县城，随后席卷了整个山西，紧接着的，是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直至最高层的批示和从北京到山西的层层调查。在最初事实披露后，令人关注的是，面对一个震动全国，万民关注的舆论浪潮，处于风暴中的山西各级政府官员究竟做了什么？其当时的所思所想所做值得玩味。
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山西各级政府官员，全面披露事件背后的政府应对逻辑，探询和考量这一之前未被深入触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从乡镇到省府的反应链条，在这一链条上，不同的官员展示了各样的面孔：既有基层无法推卸的“惯性”，也有山西痛定思痛的应急。而事件背后的广泛背景，则是各种积弊的交错，而非简单的一两人之过。
事后看来，风暴的肇始是洪洞一次本来应该“表扬”的行动，但正是这一行动，牵出了背后的“黑砖窑”黑幕，而发现这一黑幕的官员，却受严肃处理。具体情节在事后的报道中尽人皆知：5月27日上午10点40分左右，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在执行全省统一布置的民爆物品排查行动时，在曹生村砖窑发现了31个被强迫劳动且饱受虐待的农民工，而且有一个痴呆民工之前被打死。
发现端倪的是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李定，但李事后被纪检部门认定有渎职行为----他之前明知黑砖窑内有大量外来民工，却在告知承包人要办暂住证后再未过问此事。此后山西在6月14日后的大排查中曾解救了数百名被强制劳动的黑砖窑民工，各方质疑，那些被虐待的民工度日如年，而为何发现得这么晚？
山西省公安厅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及的背景是，因为暂住人口办证收费的取消，各基层公安局招聘的查证人员因无法供养被解散，而基层派出所人员稀少，盘查空挡由此出现。虽是附带发现，但5月27日的举措确是洪洞县公安局的主动行动。当地不愿透明姓名的官员说，县公安局长4月份刚刚调来洪洞，“很想迅速做出些成绩，所以比之前要求的严格。”而解救这些民工后，县公安局也是以立功的心态准备宣传，没想到的是，“立功惹来了麻烦。”
事实上，在全省范围内，预兆早已出现，最早被报道的临汾市反而是最晚被发现的地区。本报获得的确证材料显示，早在4月20日，山西运城的临猗警方已接到类似报警，当晚解救了27名民工。5月16日时，两名黑窑主已经被起诉。5月7号，晋城警方也接到了河南家长的报警，说自己的孩子可能被介绍到陵川砖窑做工。陵川县公安局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晋城警方后来于5月16日在全市范围内对外来民工进行了排查，先后解救了47个民工。
而就在风暴爆发前的5月底，山西省公安厅也接到了举报材料，称运城和晋城有强迫劳动的情况，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李连琪曾在5月28号批示信访和刑侦部门进行查处。运城警方随后从6月5号到11号，组织了一个星期的打击行动。山西方面总结说，上述行动因种种原因并没有被及时公开，而从5月19日开始，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已经以《罪恶的“黑人”之路》为题，播出河南到山西砖窑寻找亲人的报道。
此后的排查证明，“黑砖窑”的大量存在已是事实，恶性例子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山西事后也认为，如果当时主动揭露这些打击中发现的问题并表明态度，舆论或许未必如此被动。做过宣传部长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6月26日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曾严辞指责本省有关部门对这些打击的行为没能及时公开报道， “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
而5月27号，当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正以兴奋的心情认为自己立功的时候，早已积聚的风暴也找到了合适的节点----这是一个另人发指的案件，实际上，曹生村事件是山西已发现的“黑砖窑”事件中最恶劣的例子。虽然出现了这个恶劣例子，但此时政府如能迅速反应，或许还有争取舆论主动权的可能，但基层官员却有另外的表现。
当事人回忆，5月28号前后，洪洞县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许事后对本报记者说记不太清具体时间----告诉他曹生村发生了”黑砖窑“案件，许金铁当时没有表示惊讶。正如于幼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所说，这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员的“麻木”。事实上，在6月14号后的排查中，广胜寺镇发现了5个砖窑，都没有合法手续。而洪洞县的93个砖窑中，只有两家合法。
当地官员说，山西近几年煤矿产业带动经济繁荣，农村建房热情高涨，这给小砖窑带来了动力，但由于国家对实心黏土砖的生产实行禁止，小砖窑想获得证件基本不可能，由此造成了众多的无证砖窑。如此状况下，基层官员自然都觉得非法砖窑“不是个大事”。
镇长许金铁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镇政府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煤窑为重点，而对砖窑没太注意，在山西，煤矿是监察重点也是当地经济支柱，而小砖窑相比是微利企业。可以确定的是，当地官员知道上述曹生村砖窑的存在。事后查明，当地矿管所和环保所也早就知情。也就是说，一开始知道实情的基层官员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天锁回忆，5月28号，砖窑主王兵兵还跟民工表示，要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
随后王跟警察去抓捕逃跑的黑包工头和打手，这个日后受到强烈谴责的人，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奇怪的是，无论是洪洞警方还是广胜寺镇政府都没有给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不过5月28号的时候洪洞电视台播放了这个新闻，但没有引起各方注意。直到8天后，6月4号11点，县劳动局长乔红记才找到了副县长王振俊，王振俊随后跟县长孙延林电话汇报，孙指示去了解下，这是作为县长的孙延林“第一次知道”。
当天下午，王振俊到镇上了解情况，并在第二天跟孙延林汇报。这一天，河南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随后被多个网站转载。舆论风暴已经开始，外界已酝酿惊涛骇浪，而风暴的核心区，一片平静，洪洞的官员们几乎无人知道。
此时另一个节点也“按时”到达，洪洞警方一直准备对这个案件进行宣传，本省的山西晚报记者也对案件进行了采访。洪洞警方后来不太承认是自己希望宣传，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县委宣传部官员并不相信。事实上，当地政府并不是完全没有“警觉”，6月6日晚10点左右，洪洞县委宣传部知道了要发的稿子，通过熟人跟山西晚报联系撤稿，“但人家说已经就要开始印刷了。”县委宣传部部长说。
山西晚报的稿子在6月7号刊出，这是一个和之前的帖子可以配合的真实例子。这一天，山西省公安厅网络监察处注意到，题为《400个孩子被卖山西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文章已被转贴到“天涯杂谈”的头条，引起各大网站迅速转帖和网民关注，而山西晚报的稿子也已经到了一些网站的头条。
不过洪洞县县长、广胜寺镇镇长都没注意这个新闻，他们说自己没订山西晚报，而且当时很忙，也没能上网。当天，县政府例行安排有关部门对没离开的6名受伤民工进行了慰问。而县委宣传部官员虽然在6月6号的时候知道了这个事件，但并没有进一步反应。
政府还在按惯有速度处理问题，而从这一天开始，舆论风暴高涨，甚至形成“狂潮”。6月8号早八点半，刚上班的临汾市委办公厅官员在网站上发现了关于洪洞黑砖窑事件的报道，他随即给在外地的市委书记王国正打了电话，“王书记有些吃惊，问，有这种事？”
当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张克强召开了会议，要求工会和公安部门了解情况。临汾市工会主席梁崇太率领工会干部赶往洪洞县广胜寺镇，但广胜寺镇和派出所对农民工补发工资的数额和到位情况、农民工现在何处、农民工如何回家等问题都不清楚。
而这天中午，副县长王振俊正布置“三晋环保行”的工作，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跟他说，6个受伤的民工已经出院，王振俊得知后觉得处理的还比较到位，此后并没多问。随后的两天，王振俊一直陪“三晋环保行”工作组，而6月10日，县长孙延林赴京参加一个经济会议。
孙延林离开洪洞的当天，赶回临汾的市委书记王国正和市委副书记张克强研究如何处理此事。此时事件已经在工会系统升级，6月11日，全国总工会领导作出批示，但临汾方面还未知道。这天上午，一直在临汾养病的洪洞县县委书记高洪元接到了市委副书记张克强的紧急电话，张言辞很焦急，“一听就知道出事了。”紧张的高洪元随后给县委副书记打电话让布置开会。
当晚县委书记高洪元赶回洪洞，6月12号上午听了相关汇报，“很恼火，汇报时公安局还很自豪自己办了这个案子，我说破案是应该表扬的，但另外的问题是，这么恶劣的事情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地方政府此时开始意识到要赶紧作出反应，但事件已进入舆论旋涡。
6月13号上午9点，县委书记高洪元主持会议，研究对策。此时，在太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副厅级)康继峰在网上看到了相关消息，“很震惊，里面也提到有劳动监察人员倒卖童工的事。”康随后安排纪检组长下去调查，劳动厅厅长张健晚上也知道了情况。事后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知道的比较晚，是个教训，”不过他说下面并没有一个报告制度，“劳动部门不是个强势部门。”
这一天上午，洪洞县委书记高洪元接到了全国总工会的电话，“知道事情闹大了。”高赶紧改变之前安排好的部署，把6个常委调进了县委工作组。下午，全总调查组到达洪洞。此时县公安局才感觉情况有变，“本来觉得破案了很光荣，现在怎么给各级政府造成了压力了，特别内疚。”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天锁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但舆论浪潮已经无法控制，并被最高层关注。
6月13号，正要上飞机去北京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先后接到了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批示。由于已经和国家的两个部委约好汇报工作，无法改变行程，于幼军只能在路上不停打电话，先和省委书记张宝顺沟通情况。随后，于幼军在电话中与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杜玉林和常务副省长薛延忠研究部署在全省开展专项行动、打击犯罪的黑窑主、解救受困被伤害的农民工。
14号下午，正准备跟省里汇报的劳动厅厅长张健接到紧急通知，下午4点去省委开会，“当时会场上气氛已经很紧张。”张健说。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主持的这个会议决定立即开始打击“黑砖窑”行动，进行劳动用工大排查。此时山西成为一部突然发动的机器。
当天晚上，在劳动厅，张健一晚未睡，起草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亲自给临汾，运城，晋城三地的市长打电话要求连夜开始打击行动。从15号凌晨到下午5点，数千警察在各地开始搜索。6月15号上午11点代拟的通知稿已到于幼军手里，后者亲自修改定稿，当天中午签发。为了改变之前舆论报道的被动，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赶紧开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省里同时派了三个调查组下去调查。
舆论和来自各方的压力都开始高速增长，包括总书记和总理都对此事件给予批示，当天下午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到达太原。所有相关官员都感觉到了压力，劳动厅办公室人员说，厅长张健忙的有10多天没洗澡，“头发都是一缕缕的，衣服能闻到叟味。”而公安厅厅长嘴上也上了火。县委书记高洪元已经感到了“大爆炸式的舆论和压力”，他接到了省长和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的电话，高之前已经对下属发脾气说为什么不早报告，并打电话让县长从北京赶回洪洞。
真正紧张起来的洪洞布置了全县的用工大排查，为了防止隐瞒，高组织另一部分人秘密检查。“一旦再有一个没被排查到的民工，再有举报，那就没法交代了。”高洪元说，“洪洞不能再出事了。”高事后对本报记者说，当时下面各个局，“从没有过的迅速。”各方的目光都投向了河南籍包工头衡庭汉，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权志高从15号开始就一直忙这个事情。此时衡已经是公安部B级通缉犯，“身价”两万。全总调查组曾问高洪元何时能有结论，高为难地说，这要看什么时候能抓住衡。
6月16号当天晚上，衡庭汉在湖北省丹江口被十堰警方抓获，山西各方都松了口气。包括在永济市调查的国家三部委联合工作组中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接到报告后，在会场兴奋地喊，“衡庭汉被抓住了。”所有压力最终呈现在省长身上，在整个反应链中，他是需要最多勇气的官员。
6月20日上午，国务院第181次会议听取了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初步汇报，山西省长于幼军做了汇报和检查。6月22日，国家三部委调查组和山西省政府联合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会上，山西省长于幼军再次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检讨，并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和家属道歉。但网上舆论依然高涨，“主要还是说400个父亲找孩子的事情。”山西公安厅网监处干警说。网上的舆论说，那些孩子被转移了。
6月23日，国务院领导在有关部门呈送的这个帖子上做了新的批示。山西公安厅网监处干警说，他们正在设法寻找第一个发帖子的人，以便和这400个父亲进一步联系，“他们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去找孩子。”但事后他们没有通过这一线索找到一个人。
6月23日晚，山西省公安厅在深夜发出了一个举报通告，到29号，有1883个举报说家人失踪了。“但多数不能确定在山西。”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权志高说。这1800多个举报涉及到30个省，“除了西藏和台湾之外都有。”其中18岁以下的135人，60岁以上的53人，年龄最大的86岁， “一个东北的群众说，自己一个亲戚很早之前被日本人抓到山西去修铁路了，一直没回来，问能不能找到。”上述公安厅官员说。
在之前的排查中，山西警方登记了排查到的29万民工的信息，“现在我们正把逐一核对是否有这1800多个人，不过目前对上的寥寥无几，不到10 个，大多都不在我们这里。”权志高说，山西警方正在当地的暂住和流动人员中继续查找。“经常有人在举报电话中责骂。”相关负责民警说，有时候一些在外地火车站丢失亲属的人给山西警方打电话，“我们问他们丢失的时候亲人是否精神正常，对方说反正丢的时候是正常的，意思是到了你们山西是不是被迫害的不正常了，就不知道了。”
权志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还提到了电视中“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管”那句话，他解释说，“当地公安说‘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管＇，是因为确实不是他的孩子，当然不能带走，回头丢了怎么办？父母找来怎么办？不是我们警察包庇。”事实上，在各种渠道的舆论压力之下，山西各地在处理相关事件中，“已不算经济帐。”
6月18号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阮袖荣的陕西民工打电话说自己在晋中市榆次区的一个砖窑中被关了20多天。公安厅厅长杜玉林进行了接待，刑侦总队副队长刘芬萍当天晚上就去了榆次区。“80多个警察找到砖窑带回来76个人，整整问了一个晚上，结果都是自愿来的。其中有12民工说，你们要是出路费，我就回家看看，我们说好，掏路费送到车上。”
刘芬萍找到与阮袖荣同屋的几个民工问情况，“别人说这个屋子从没锁过，他就是之前跟一个人有纠纷打闹起来，就跑了。”虽然如此，当地警方依然对包工头和窑主拘留并罚款。阮袖荣说要结算工钱，算下来有600块钱。“他说，600太少了能不能多给点？我们问你要多少？他说给1000吧。我说再多给你 200，临上车，地方公安局又多给了200。”
阮袖荣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陕西民工陈世彪等三人，“阮袖荣说，可以找我帮助要工钱，结果他们三个又返回太原找到我，我们跟汾阳当地公安局联系好了找当地砖窑结清欠的工钱。”回头当地警方帮助结算了工钱后，又让当地补偿了800元，然后给了200元的路费。就在衡庭汉被抓的第二天，随同去抓捕的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李定被扣押审查，虽然曹生村黑砖窑案件是李定首先发现，但李事后被纪检部门认定有渎职行为。
包括李定在内，已经有6名相关渎职人员被拘。县委书记高洪元说，包括最高检、省检和市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已在洪洞当地督察县检察院处理相关责任人。洪洞县各级官员已经被要求写出事件前后每天的具体工作，以确定责任。6月29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这个黑砖窑事件风暴中心的官员声音低沉，神情忧虑，叹气和皱眉成为最常见的神态。
“对我们来说，现在的事件，是天大的事。”高洪元说。他的下属则透露，高洪元最近一直吃不下东西，“吃什么都不消化，每天就靠中药维持着。”这个县委书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面露难色，很多人的工作不好说，因为不知道是否明天他提到的人就被追究了责任。洪洞县县长孙延林反复对本报记者提及的则是舆论压力，他叹气说，自己给“全省和全国添了麻烦”。“如果对我本人处分，”他停顿了一会儿后说，“我听组织决定吧。”
此前一天，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说，黑砖窑事件中最严重的县，“恐怕要追究责任。”而此前在6月26日的讲话中，于幼军指责一些干部“麻木不仁”，他说，各级党政干部必须自觉适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再也不能丝毫怠慢，更不能漠视事关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山西各地现在正抓紧研究一系列长效机制，包括对农村用工的更严厉监督，以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6月底，在一次县公安局会议上，这个到洪洞三个多月的公安局长表态说，“现在事情闹的这么大，把我免了也没什么怨言。”而县劳动局局长未能接受采访，当地官员说他心脏不好，且最近接受纪检部门询问颇多，怕接受采访时再出状况。洪洞县已经初步决定要对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进行处分，许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该负的责任要负。”南方周末记者随后问这个基层官员，如果你被免职，你作何感想？镇长低头长久不语，再抬头，已是满眼泪水。
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马昌博
舆论风暴已经开始，外界已酝酿惊涛骇浪，而风暴的核心区，一片平静，洪洞的官员们几乎无人知道。7月4日，山西洪洞黑砖窑案在临汾开审，作为中国最落后地区之一的山西，目前正面对史无前例的压力。传统管理体制在如此重压之下，究竟如何应对？官员们在事件发展的每个环节想了什么做了什么？通过本报记者的调查，读者也许可以管窥转型期中国的独特情景。
一个多月之后，山西洪洞依然是众矢之的。“打到县委县政府的外地电话怒骂者很多，骂我们洪洞县里无好人。”6月29日，洪洞县长孙延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坐在本报记者面前的孙延林仍有些紧张，这位曾经的《临汾日报》总编辑在过去一个月中被昔日的同行寻找和指摘；而他所治下的洪洞，在整个6月也已在最高层的批示和全国媒体的谴责中风雨飘摇。
此前，发端于洪洞的山西“黑砖窑”事件甚至被称为一场灾难，。从6月7日起，无法阻挡的舆论浪潮已经席卷这个晋西南的县城，随后席卷了整个山西，紧接着的，是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直至最高层的批示和从北京到山西的层层调查。在最初事实披露后，令人关注的是，面对一个震动全国，万民关注的舆论浪潮，处于风暴中的山西各级政府官员究竟做了什么？其当时的所思所想所做值得玩味。
南方周末记者广泛采访山西各级政府官员，全面披露事件背后的政府应对逻辑，探询和考量这一之前未被深入触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从乡镇到省府的反应链条，在这一链条上，不同的官员展示了各样的面孔：既有基层无法推卸的“惯性”，也有山西痛定思痛的应急。而事件背后的广泛背景，则是各种积弊的交错，而非简单的一两人之过。
事后看来，风暴的肇始是洪洞一次本来应该“表扬”的行动，但正是这一行动，牵出了背后的“黑砖窑”黑幕，而发现这一黑幕的官员，却受严肃处理。具体情节在事后的报道中尽人皆知：5月27日上午10点40分左右，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在执行全省统一布置的民爆物品排查行动时，在曹生村砖窑发现了31个被强迫劳动且饱受虐待的农民工，而且有一个痴呆民工之前被打死。
发现端倪的是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李定，但李事后被纪检部门认定有渎职行为----他之前明知黑砖窑内有大量外来民工，却在告知承包人要办暂住证后再未过问此事。此后山西在6月14日后的大排查中曾解救了数百名被强制劳动的黑砖窑民工，各方质疑，那些被虐待的民工度日如年，而为何发现得这么晚？
山西省公安厅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及的背景是，因为暂住人口办证收费的取消，各基层公安局招聘的查证人员因无法供养被解散，而基层派出所人员稀少，盘查空挡由此出现。虽是附带发现，但5月27日的举措确是洪洞县公安局的主动行动。当地不愿透明姓名的官员说，县公安局长4月份刚刚调来洪洞，“很想迅速做出些成绩，所以比之前要求的严格。”而解救这些民工后，县公安局也是以立功的心态准备宣传，没想到的是，“立功惹来了麻烦。”
事实上，在全省范围内，预兆早已出现，最早被报道的临汾市反而是最晚被发现的地区。本报获得的确证材料显示，早在4月20日，山西运城的临猗警方已接到类似报警，当晚解救了27名民工。5月16日时，两名黑窑主已经被起诉。5月7号，晋城警方也接到了河南家长的报警，说自己的孩子可能被介绍到陵川砖窑做工。陵川县公安局进行了排查，但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晋城警方后来于5月16日在全市范围内对外来民工进行了排查，先后解救了47个民工。
而就在风暴爆发前的5月底，山西省公安厅也接到了举报材料，称运城和晋城有强迫劳动的情况，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李连琪曾在5月28号批示信访和刑侦部门进行查处。运城警方随后从6月5号到11号，组织了一个星期的打击行动。山西方面总结说，上述行动因种种原因并没有被及时公开，而从5月19日开始，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已经以《罪恶的“黑人”之路》为题，播出河南到山西砖窑寻找亲人的报道。
此后的排查证明，“黑砖窑”的大量存在已是事实，恶性例子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山西事后也认为，如果当时主动揭露这些打击中发现的问题并表明态度，舆论或许未必如此被动。做过宣传部长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6月26日的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曾严辞指责本省有关部门对这些打击的行为没能及时公开报道， “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
而5月27号，当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正以兴奋的心情认为自己立功的时候，早已积聚的风暴也找到了合适的节点----这是一个另人发指的案件，实际上，曹生村事件是山西已发现的“黑砖窑”事件中最恶劣的例子。虽然出现了这个恶劣例子，但此时政府如能迅速反应，或许还有争取舆论主动权的可能，但基层官员却有另外的表现。
当事人回忆，5月28号前后，洪洞县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许事后对本报记者说记不太清具体时间----告诉他曹生村发生了”黑砖窑“案件，许金铁当时没有表示惊讶。正如于幼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所说，这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员的“麻木”。事实上，在6月14号后的排查中，广胜寺镇发现了5个砖窑，都没有合法手续。而洪洞县的93个砖窑中，只有两家合法。
当地官员说，山西近几年煤矿产业带动经济繁荣，农村建房热情高涨，这给小砖窑带来了动力，但由于国家对实心黏土砖的生产实行禁止，小砖窑想获得证件基本不可能，由此造成了众多的无证砖窑。如此状况下，基层官员自然都觉得非法砖窑“不是个大事”。
镇长许金铁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镇政府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煤窑为重点，而对砖窑没太注意，在山西，煤矿是监察重点也是当地经济支柱，而小砖窑相比是微利企业。可以确定的是，当地官员知道上述曹生村砖窑的存在。事后查明，当地矿管所和环保所也早就知情。也就是说，一开始知道实情的基层官员并没有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天锁回忆，5月28号，砖窑主王兵兵还跟民工表示，要解决他们的工资问题。
随后王跟警察去抓捕逃跑的黑包工头和打手，这个日后受到强烈谴责的人，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奇怪的是，无论是洪洞警方还是广胜寺镇政府都没有给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不过5月28号的时候洪洞电视台播放了这个新闻，但没有引起各方注意。直到8天后，6月4号11点，县劳动局长乔红记才找到了副县长王振俊，王振俊随后跟县长孙延林电话汇报，孙指示去了解下，这是作为县长的孙延林“第一次知道”。
当天下午，王振俊到镇上了解情况，并在第二天跟孙延林汇报。这一天，河南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随后被多个网站转载。舆论风暴已经开始，外界已酝酿惊涛骇浪，而风暴的核心区，一片平静，洪洞的官员们几乎无人知道。
此时另一个节点也“按时”到达，洪洞警方一直准备对这个案件进行宣传，本省的山西晚报记者也对案件进行了采访。洪洞警方后来不太承认是自己希望宣传，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县委宣传部官员并不相信。事实上，当地政府并不是完全没有“警觉”，6月6日晚10点左右，洪洞县委宣传部知道了要发的稿子，通过熟人跟山西晚报联系撤稿，“但人家说已经就要开始印刷了。”县委宣传部部长说。
山西晚报的稿子在6月7号刊出，这是一个和之前的帖子可以配合的真实例子。这一天，山西省公安厅网络监察处注意到，题为《400个孩子被卖山西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文章已被转贴到“天涯杂谈”的头条，引起各大网站迅速转帖和网民关注，而山西晚报的稿子也已经到了一些网站的头条。
不过洪洞县县长、广胜寺镇镇长都没注意这个新闻，他们说自己没订山西晚报，而且当时很忙，也没能上网。当天，县政府例行安排有关部门对没离开的6名受伤民工进行了慰问。而县委宣传部官员虽然在6月6号的时候知道了这个事件，但并没有进一步反应。
政府还在按惯有速度处理问题，而从这一天开始，舆论风暴高涨，甚至形成“狂潮”。6月8号早八点半，刚上班的临汾市委办公厅官员在网站上发现了关于洪洞黑砖窑事件的报道，他随即给在外地的市委书记王国正打了电话，“王书记有些吃惊，问，有这种事？”
当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张克强召开了会议，要求工会和公安部门了解情况。临汾市工会主席梁崇太率领工会干部赶往洪洞县广胜寺镇，但广胜寺镇和派出所对农民工补发工资的数额和到位情况、农民工现在何处、农民工如何回家等问题都不清楚。
而这天中午，副县长王振俊正布置“三晋环保行”的工作，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跟他说，6个受伤的民工已经出院，王振俊得知后觉得处理的还比较到位，此后并没多问。随后的两天，王振俊一直陪“三晋环保行”工作组，而6月10日，县长孙延林赴京参加一个经济会议。
孙延林离开洪洞的当天，赶回临汾的市委书记王国正和市委副书记张克强研究如何处理此事。此时事件已经在工会系统升级，6月11日，全国总工会领导作出批示，但临汾方面还未知道。这天上午，一直在临汾养病的洪洞县县委书记高洪元接到了市委副书记张克强的紧急电话，张言辞很焦急，“一听就知道出事了。”紧张的高洪元随后给县委副书记打电话让布置开会。
当晚县委书记高洪元赶回洪洞，6月12号上午听了相关汇报，“很恼火，汇报时公安局还很自豪自己办了这个案子，我说破案是应该表扬的，但另外的问题是，这么恶劣的事情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地方政府此时开始意识到要赶紧作出反应，但事件已进入舆论旋涡。
6月13号上午9点，县委书记高洪元主持会议，研究对策。此时，在太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副厅级)康继峰在网上看到了相关消息，“很震惊，里面也提到有劳动监察人员倒卖童工的事。”康随后安排纪检组长下去调查，劳动厅厅长张健晚上也知道了情况。事后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知道的比较晚，是个教训，”不过他说下面并没有一个报告制度，“劳动部门不是个强势部门。”
这一天上午，洪洞县委书记高洪元接到了全国总工会的电话，“知道事情闹大了。”高赶紧改变之前安排好的部署，把6个常委调进了县委工作组。下午，全总调查组到达洪洞。此时县公安局才感觉情况有变，“本来觉得破案了很光荣，现在怎么给各级政府造成了压力了，特别内疚。”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天锁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但舆论浪潮已经无法控制，并被最高层关注。
6月13号，正要上飞机去北京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先后接到了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批示。由于已经和国家的两个部委约好汇报工作，无法改变行程，于幼军只能在路上不停打电话，先和省委书记张宝顺沟通情况。随后，于幼军在电话中与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杜玉林和常务副省长薛延忠研究部署在全省开展专项行动、打击犯罪的黑窑主、解救受困被伤害的农民工。
14号下午，正准备跟省里汇报的劳动厅厅长张健接到紧急通知，下午4点去省委开会，“当时会场上气氛已经很紧张。”张健说。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主持的这个会议决定立即开始打击“黑砖窑”行动，进行劳动用工大排查。此时山西成为一部突然发动的机器。
当天晚上，在劳动厅，张健一晚未睡，起草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亲自给临汾，运城，晋城三地的市长打电话要求连夜开始打击行动。从15号凌晨到下午5点，数千警察在各地开始搜索。6月15号上午11点代拟的通知稿已到于幼军手里，后者亲自修改定稿，当天中午签发。为了改变之前舆论报道的被动，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赶紧开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省里同时派了三个调查组下去调查。
舆论和来自各方的压力都开始高速增长，包括总书记和总理都对此事件给予批示，当天下午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到达太原。所有相关官员都感觉到了压力，劳动厅办公室人员说，厅长张健忙的有10多天没洗澡，“头发都是一缕缕的，衣服能闻到叟味。”而公安厅厅长嘴上也上了火。县委书记高洪元已经感到了“大爆炸式的舆论和压力”，他接到了省长和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的电话，高之前已经对下属发脾气说为什么不早报告，并打电话让县长从北京赶回洪洞。
真正紧张起来的洪洞布置了全县的用工大排查，为了防止隐瞒，高组织另一部分人秘密检查。“一旦再有一个没被排查到的民工，再有举报，那就没法交代了。”高洪元说，“洪洞不能再出事了。”高事后对本报记者说，当时下面各个局，“从没有过的迅速。”各方的目光都投向了河南籍包工头衡庭汉，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权志高从15号开始就一直忙这个事情。此时衡已经是公安部B级通缉犯，“身价”两万。全总调查组曾问高洪元何时能有结论，高为难地说，这要看什么时候能抓住衡。
6月16号当天晚上，衡庭汉在湖北省丹江口被十堰警方抓获，山西各方都松了口气。包括在永济市调查的国家三部委联合工作组中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接到报告后，在会场兴奋地喊，“衡庭汉被抓住了。”所有压力最终呈现在省长身上，在整个反应链中，他是需要最多勇气的官员。
6月20日上午，国务院第181次会议听取了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初步汇报，山西省长于幼军做了汇报和检查。6月22日，国家三部委调查组和山西省政府联合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会上，山西省长于幼军再次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和全省人民做检讨，并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和家属道歉。但网上舆论依然高涨，“主要还是说400个父亲找孩子的事情。”山西公安厅网监处干警说。网上的舆论说，那些孩子被转移了。
6月23日，国务院领导在有关部门呈送的这个帖子上做了新的批示。山西公安厅网监处干警说，他们正在设法寻找第一个发帖子的人，以便和这400个父亲进一步联系，“他们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去找孩子。”但事后他们没有通过这一线索找到一个人。
6月23日晚，山西省公安厅在深夜发出了一个举报通告，到29号，有1883个举报说家人失踪了。“但多数不能确定在山西。”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权志高说。这1800多个举报涉及到30个省，“除了西藏和台湾之外都有。”其中18岁以下的135人，60岁以上的53人，年龄最大的86岁， “一个东北的群众说，自己一个亲戚很早之前被日本人抓到山西去修铁路了，一直没回来，问能不能找到。”上述公安厅官员说。
在之前的排查中，山西警方登记了排查到的29万民工的信息，“现在我们正把逐一核对是否有这1800多个人，不过目前对上的寥寥无几，不到10 个，大多都不在我们这里。”权志高说，山西警方正在当地的暂住和流动人员中继续查找。“经常有人在举报电话中责骂。”相关负责民警说，有时候一些在外地火车站丢失亲属的人给山西警方打电话，“我们问他们丢失的时候亲人是否精神正常，对方说反正丢的时候是正常的，意思是到了你们山西是不是被迫害的不正常了，就不知道了。”
权志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还提到了电视中“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管”那句话，他解释说，“当地公安说‘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管＇，是因为确实不是他的孩子，当然不能带走，回头丢了怎么办？父母找来怎么办？不是我们警察包庇。”事实上，在各种渠道的舆论压力之下，山西各地在处理相关事件中，“已不算经济帐。”
6月18号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阮袖荣的陕西民工打电话说自己在晋中市榆次区的一个砖窑中被关了20多天。公安厅厅长杜玉林进行了接待，刑侦总队副队长刘芬萍当天晚上就去了榆次区。“80多个警察找到砖窑带回来76个人，整整问了一个晚上，结果都是自愿来的。其中有12民工说，你们要是出路费，我就回家看看，我们说好，掏路费送到车上。”
刘芬萍找到与阮袖荣同屋的几个民工问情况，“别人说这个屋子从没锁过，他就是之前跟一个人有纠纷打闹起来，就跑了。”虽然如此，当地警方依然对包工头和窑主拘留并罚款。阮袖荣说要结算工钱，算下来有600块钱。“他说，600太少了能不能多给点？我们问你要多少？他说给1000吧。我说再多给你 200，临上车，地方公安局又多给了200。”
阮袖荣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陕西民工陈世彪等三人，“阮袖荣说，可以找我帮助要工钱，结果他们三个又返回太原找到我，我们跟汾阳当地公安局联系好了找当地砖窑结清欠的工钱。”回头当地警方帮助结算了工钱后，又让当地补偿了800元，然后给了200元的路费。就在衡庭汉被抓的第二天，随同去抓捕的广胜寺镇派出所民警李定被扣押审查，虽然曹生村黑砖窑案件是李定首先发现，但李事后被纪检部门认定有渎职行为。
包括李定在内，已经有6名相关渎职人员被拘。县委书记高洪元说，包括最高检、省检和市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已在洪洞当地督察县检察院处理相关责任人。洪洞县各级官员已经被要求写出事件前后每天的具体工作，以确定责任。6月29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这个黑砖窑事件风暴中心的官员声音低沉，神情忧虑，叹气和皱眉成为最常见的神态。
“对我们来说，现在的事件，是天大的事。”高洪元说。他的下属则透露，高洪元最近一直吃不下东西，“吃什么都不消化，每天就靠中药维持着。”这个县委书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面露难色，很多人的工作不好说，因为不知道是否明天他提到的人就被追究了责任。洪洞县县长孙延林反复对本报记者提及的则是舆论压力，他叹气说，自己给“全省和全国添了麻烦”。“如果对我本人处分，”他停顿了一会儿后说，“我听组织决定吧。”
此前一天，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说，黑砖窑事件中最严重的县，“恐怕要追究责任。”而此前在6月26日的讲话中，于幼军指责一些干部“麻木不仁”，他说，各级党政干部必须自觉适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再也不能丝毫怠慢，更不能漠视事关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山西各地现在正抓紧研究一系列长效机制，包括对农村用工的更严厉监督，以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6月底，在一次县公安局会议上，这个到洪洞三个多月的公安局长表态说，“现在事情闹的这么大，把我免了也没什么怨言。”而县劳动局局长未能接受采访，当地官员说他心脏不好，且最近接受纪检部门询问颇多，怕接受采访时再出状况。洪洞县已经初步决定要对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进行处分，许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该负的责任要负。”南方周末记者随后问这个基层官员，如果你被免职，你作何感想？镇长低头长久不语，再抬头，已是满眼泪水。
2007-07-04
黑砖窑民工被苦待无法取证：山西无人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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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都市报
陕西省富平县华朱乡优东村柳志刚今年26岁，他没有工作、没有对象，都因为他
没有了右腿。逃离山西黑砖窑的农民工们，陷入缺少有力证据、过期的诉讼要求
及无法执行的判决等等尴尬中。他们维权路上将面临诸多无奈……
柳志刚说，1998年5月6日，他只身来西安工作。在文艺路劳务市场被河南省淅川
县的衡国武相中了。讲好工资是每一万块砖8元钱。柳志刚被带至山西省芮城县城
关镇南村张县生的砖场内，被安排在搅拌机前做砖坯。柳志刚说，他的名字被老
板强行改成了“张小军”。挨打是家常便饭。柳志刚说自己又累又饿提出不干了
、想回家。监工抡着皮带说你再说要回家就把你打死。不信就试试看。
干了半年，柳志刚只拿到了一百多元钱的血汗钱。1998年10月27日10时，柳志刚
正在土崖下往搅拌机皮带上装土，突然土崖发生坍塌，他自己随同手中的铁锨被
一同送进了搅拌机。醒来时已在医院中。柳志刚说，砖场老板张县生掏了7000多
元钱手术费后就再也不愿承担后期治疗费用；另一位老板衡国武把他送到医院后
，就没有了踪影。
他的父亲柳春明在五天后才从山西警方口中知道儿子右侧下肢及臀部被搅拌机粉
碎成了肉酱。且这家砖场什么合法手续也没有。此前的近半年内他一点儿子的消
息都没有，为找孩子全家人几乎发疯。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柳春明花光了家中
的积蓄和亲友借款。面对砖场不愿再掏医药费，柳春明只好抽自己的血再给儿子
输入体内。但因支付不起近8000元的诉讼费，柳志刚受伤理赔的诉讼请求法院一
直未受理。两年诉讼期限过后，柳家父子还是凑不齐这笔钱。直到今天，柳家父
子心里还在希望山西法院能受理自己的诉讼，并给予公正的判决。
案例二：渭南市华县城关镇铁马行政村44岁的田进峰，如今一点都不敢看到砖场的
任何镜头和电视画面。提到“山西”、“砖场”这样敏感的词语，田进峰立马会
狂躁不安，甚至惊恐万分。2006年元月田进峰莫名失踪。他的姐姐田爱玲说，弟
弟有轻度精神抑郁症。当时家人猜想田进峰可能饿死在什么无人知晓的角落了。
一年半后的2007年6月17日，田进峰被山西省芮城县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回家。来人
称，他们在街上看到田进峰在芮城县闲逛。
田爱玲见弟弟头发里满是碎砖末，手上也是砖块磨成的厚茧，便猜想弟弟在回家
前一定和砖块长时间打过交道。山西省芮城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后来承认，是阳城
派出所民警在半路上捡到了田进峰，将其送进了收容站。田进峰回到老家后，刚
开始的三四天什么话也不说，甚至眼睛都不敢与别人对视。在看到电视上有关山
西黑砖窑的画面后，田进峰突然不停地大喊：“我就在这干活，两年了没拿一分
钱。”“整日挨打。”“吃的是萝卜叶子和黑馍。”“砖窑里有狼狗。”
田进峰还被发现头部有伤、左腿僵直，臀部有鸡蛋大的一个青紫色疙瘩。精神明
显不如以前，从回家后第四天起就狂躁起来，几个小伙子都按不住，田进峰直喊：
“我要回家，我要我妈。”“是一个叫大马的人把我带上汽车的。”现在田进峰
神志时清时混，他说不清自己以前的详细遭遇，只是不停地吃，还会把馒头和
水到处藏起来，并声称，这些都是他一个人的，谁也不能动。
案例三：38岁的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办黄峪寺村一组农民李会民，在记者面前举起
右手的三个半截手指说：“这是我用刀砍掉的。为了活命。”2006年7月一天，李
会民和同伴李红旗在山西临汾火车站准备回陕西时，被一个叫王润年的四川老板
看上了。这位老板称：“每天70元、工作8小时，管吃管住，还报销医药费。”李
会民听后就上了汽车，到了山西一个叫袁子沟的砖场。
李会民每天的任务是将8万块生砖坯拉到砖窑中装好；再将刚烧好的8万块成品砖
拉出来码放整齐。“干活不敢慢半步，否则就要挨打。监工会随手操起生砖坯、
铁锨，直打得工人趴在地上不动，或拉动砖车飞跑为止。”李会民的同伴李红旗
病了，发热呕吐，拉砖途中晕倒在地。李会民向场主王润年讨要药片，王不给还
嫌他爱管闲事，随即喊来两个打手。李会民痛不欲生时提出：“我不干了，你放
我出去，我也不要工钱了。”场主王润年摸出一把砍刀说：“那你留下一条胳膊
或者我把你连同生砖坯一起装进砖窑里烧掉。”李会民还想挣扎着往屋外冲。王
润年起身喊其他打手帮忙：“不信今天你不乖。”
瞅住机会，李会民一把抢过来放在桌上的砍刀，照准自己的三根手指砍下去。同
时对老板说：“这下你们该放过我了吧！”王润年说：“想得美！你这是逃避劳
动呀！你下午还得继续上班。”李会民看到自己真的要死在砖窑里不可，便挥舞
砍刀冲出了大门。最后因失血过多倒在路边。最后在山西一位记者的帮助下，李
会民住院包扎了伤口，乘火车回到陕西。山西这位记者对李会民说，维权几乎没
有可能。
相比于柳志刚，渭南市富平县张桥乡铁门村李专院的家属更是欲哭无泪。2002年
4月18日20时，刚进入山西省榆次市东赵乡李焉村砖场打工的李专院，就遭到砖场
9名工人及监工的持续殴打。李专院遭打的原因是别人认为他的陕西籍身份是假的
。第二天22时李专院在医院抢救室。他的身上被发现有89处部位受伤，其中16处
为新伤。旧伤添新伤，要了李专院的命。此前李专院在山西干什么工作，因何被
打受虐成了无法解开的谜团。
9名四川通江施暴者后来向警方承认，他们殴打李专院所用的工具有皮带、带铁环
的绳子、剥开胶皮的电缆等。李专院趴在地上不动被施暴者认为是“耍赖皮装死
不老实”的表现。9名凶手被山西法院分别判处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但附带的
一万余元民事赔偿至今无法执行回来。山西法院称异地执行有困难。四川省通江
县法院称未接到山西法院传来的执行决定。李专院家属称，这几年为要回李的偿
命钱，他们花在路上的盘缠钱已经有好几千元了。
和以上几位农民工遭遇一样的还有许多人。他们或在媒体报道和警方介入后，逃
离山西的黑砖场；或为了离开那里搭上了一条腿、几根手指甚或半条性命。痛定
思痛后，这些农民工无不希望能讨回自己的劳动所得和正当权益。但面对法律依
据，几位法律专家和律师明确表示取证有一定难度，众多黑窑工将面临尴尬的维
权困局。
陕西洋诚律师事务所曹铜华律师称，那些在山西黑砖窑工作过的农民没有劳动合
同，在法律上无法确认工资关系，无法确定劳动时间，甚至是否真的有劳动关系
存在，都会因中介人和场主逃匿或不承认而得不到法律认可。再说，许多农民工
精神异常，这个症状何时出现？是否和场主有关联？精神异常农民工的自述能否
得到法院认可？
还有，许多农民工的身体伤残会因缺少旁证而只能眼睁睁地让他们的老板逃避法
律制裁。曹铜华律师说，不能排除许多黑砖窑场主和合法砖场老板勾结，即黑窑
工在黑砖场干活，在合法砖场的工资簿上签名领工资，以此逃避打击。但最让曹
铜华律师担忧的是，许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工作过的砖场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
字，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该向谁提出诉讼？
在记者发稿时，本文提及的几位农民工都不同时间打来电话，表示自己的无奈和
维权即将面临不可预知结果。柳志刚希望山西法院能减免诉讼费，在过了诉讼期
限后能接受自己的诉状。李专院的家属希望各地法院能与山西法院建立合作关系
，提高结案执行效率，让法律判决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田进峰的家属不解地问
，田进峰被囚山西黑砖窑是每个人都能想到并认可的事实，难道就因为田进峰说
不出具体劳动的砖场地址，就只能吃哑巴亏？
“我的手指是我自己砍掉了，但在生命和三根手指之间，我只能选择后者。”李
会民认为自断手指是自己不堪忍受黑砖窑毒打虐待的被迫选择。医疗费、护理费
、交通费、残疾赔偿金难道黑砖窑就一分钱也不需要分担？山西黑窑工的悲惨遭
遇和维权尴尬引起陕西众多法律界人士和社会学者重视，近期将组团赴山西为黑
窑工进行免费维权活动。
三秦都市报
陕西省富平县华朱乡优东村柳志刚今年26岁，他没有工作、没有对象，都因为他
没有了右腿。逃离山西黑砖窑的农民工们，陷入缺少有力证据、过期的诉讼要求
及无法执行的判决等等尴尬中。他们维权路上将面临诸多无奈……
柳志刚说，1998年5月6日，他只身来西安工作。在文艺路劳务市场被河南省淅川
县的衡国武相中了。讲好工资是每一万块砖8元钱。柳志刚被带至山西省芮城县城
关镇南村张县生的砖场内，被安排在搅拌机前做砖坯。柳志刚说，他的名字被老
板强行改成了“张小军”。挨打是家常便饭。柳志刚说自己又累又饿提出不干了
、想回家。监工抡着皮带说你再说要回家就把你打死。不信就试试看。
干了半年，柳志刚只拿到了一百多元钱的血汗钱。1998年10月27日10时，柳志刚
正在土崖下往搅拌机皮带上装土，突然土崖发生坍塌，他自己随同手中的铁锨被
一同送进了搅拌机。醒来时已在医院中。柳志刚说，砖场老板张县生掏了7000多
元钱手术费后就再也不愿承担后期治疗费用；另一位老板衡国武把他送到医院后
，就没有了踪影。
他的父亲柳春明在五天后才从山西警方口中知道儿子右侧下肢及臀部被搅拌机粉
碎成了肉酱。且这家砖场什么合法手续也没有。此前的近半年内他一点儿子的消
息都没有，为找孩子全家人几乎发疯。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柳春明花光了家中
的积蓄和亲友借款。面对砖场不愿再掏医药费，柳春明只好抽自己的血再给儿子
输入体内。但因支付不起近8000元的诉讼费，柳志刚受伤理赔的诉讼请求法院一
直未受理。两年诉讼期限过后，柳家父子还是凑不齐这笔钱。直到今天，柳家父
子心里还在希望山西法院能受理自己的诉讼，并给予公正的判决。
案例二：渭南市华县城关镇铁马行政村44岁的田进峰，如今一点都不敢看到砖场的
任何镜头和电视画面。提到“山西”、“砖场”这样敏感的词语，田进峰立马会
狂躁不安，甚至惊恐万分。2006年元月田进峰莫名失踪。他的姐姐田爱玲说，弟
弟有轻度精神抑郁症。当时家人猜想田进峰可能饿死在什么无人知晓的角落了。
一年半后的2007年6月17日，田进峰被山西省芮城县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回家。来人
称，他们在街上看到田进峰在芮城县闲逛。
田爱玲见弟弟头发里满是碎砖末，手上也是砖块磨成的厚茧，便猜想弟弟在回家
前一定和砖块长时间打过交道。山西省芮城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后来承认，是阳城
派出所民警在半路上捡到了田进峰，将其送进了收容站。田进峰回到老家后，刚
开始的三四天什么话也不说，甚至眼睛都不敢与别人对视。在看到电视上有关山
西黑砖窑的画面后，田进峰突然不停地大喊：“我就在这干活，两年了没拿一分
钱。”“整日挨打。”“吃的是萝卜叶子和黑馍。”“砖窑里有狼狗。”
田进峰还被发现头部有伤、左腿僵直，臀部有鸡蛋大的一个青紫色疙瘩。精神明
显不如以前，从回家后第四天起就狂躁起来，几个小伙子都按不住，田进峰直喊：
“我要回家，我要我妈。”“是一个叫大马的人把我带上汽车的。”现在田进峰
神志时清时混，他说不清自己以前的详细遭遇，只是不停地吃，还会把馒头和
水到处藏起来，并声称，这些都是他一个人的，谁也不能动。
案例三：38岁的西安市长安区滦镇街办黄峪寺村一组农民李会民，在记者面前举起
右手的三个半截手指说：“这是我用刀砍掉的。为了活命。”2006年7月一天，李
会民和同伴李红旗在山西临汾火车站准备回陕西时，被一个叫王润年的四川老板
看上了。这位老板称：“每天70元、工作8小时，管吃管住，还报销医药费。”李
会民听后就上了汽车，到了山西一个叫袁子沟的砖场。
李会民每天的任务是将8万块生砖坯拉到砖窑中装好；再将刚烧好的8万块成品砖
拉出来码放整齐。“干活不敢慢半步，否则就要挨打。监工会随手操起生砖坯、
铁锨，直打得工人趴在地上不动，或拉动砖车飞跑为止。”李会民的同伴李红旗
病了，发热呕吐，拉砖途中晕倒在地。李会民向场主王润年讨要药片，王不给还
嫌他爱管闲事，随即喊来两个打手。李会民痛不欲生时提出：“我不干了，你放
我出去，我也不要工钱了。”场主王润年摸出一把砍刀说：“那你留下一条胳膊
或者我把你连同生砖坯一起装进砖窑里烧掉。”李会民还想挣扎着往屋外冲。王
润年起身喊其他打手帮忙：“不信今天你不乖。”
瞅住机会，李会民一把抢过来放在桌上的砍刀，照准自己的三根手指砍下去。同
时对老板说：“这下你们该放过我了吧！”王润年说：“想得美！你这是逃避劳
动呀！你下午还得继续上班。”李会民看到自己真的要死在砖窑里不可，便挥舞
砍刀冲出了大门。最后因失血过多倒在路边。最后在山西一位记者的帮助下，李
会民住院包扎了伤口，乘火车回到陕西。山西这位记者对李会民说，维权几乎没
有可能。
相比于柳志刚，渭南市富平县张桥乡铁门村李专院的家属更是欲哭无泪。2002年
4月18日20时，刚进入山西省榆次市东赵乡李焉村砖场打工的李专院，就遭到砖场
9名工人及监工的持续殴打。李专院遭打的原因是别人认为他的陕西籍身份是假的
。第二天22时李专院在医院抢救室。他的身上被发现有89处部位受伤，其中16处
为新伤。旧伤添新伤，要了李专院的命。此前李专院在山西干什么工作，因何被
打受虐成了无法解开的谜团。
9名四川通江施暴者后来向警方承认，他们殴打李专院所用的工具有皮带、带铁环
的绳子、剥开胶皮的电缆等。李专院趴在地上不动被施暴者认为是“耍赖皮装死
不老实”的表现。9名凶手被山西法院分别判处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但附带的
一万余元民事赔偿至今无法执行回来。山西法院称异地执行有困难。四川省通江
县法院称未接到山西法院传来的执行决定。李专院家属称，这几年为要回李的偿
命钱，他们花在路上的盘缠钱已经有好几千元了。
和以上几位农民工遭遇一样的还有许多人。他们或在媒体报道和警方介入后，逃
离山西的黑砖场；或为了离开那里搭上了一条腿、几根手指甚或半条性命。痛定
思痛后，这些农民工无不希望能讨回自己的劳动所得和正当权益。但面对法律依
据，几位法律专家和律师明确表示取证有一定难度，众多黑窑工将面临尴尬的维
权困局。
陕西洋诚律师事务所曹铜华律师称，那些在山西黑砖窑工作过的农民没有劳动合
同，在法律上无法确认工资关系，无法确定劳动时间，甚至是否真的有劳动关系
存在，都会因中介人和场主逃匿或不承认而得不到法律认可。再说，许多农民工
精神异常，这个症状何时出现？是否和场主有关联？精神异常农民工的自述能否
得到法院认可？
还有，许多农民工的身体伤残会因缺少旁证而只能眼睁睁地让他们的老板逃避法
律制裁。曹铜华律师说，不能排除许多黑砖窑场主和合法砖场老板勾结，即黑窑
工在黑砖场干活，在合法砖场的工资簿上签名领工资，以此逃避打击。但最让曹
铜华律师担忧的是，许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道工作过的砖场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
字，这种情况下，农民工该向谁提出诉讼？
在记者发稿时，本文提及的几位农民工都不同时间打来电话，表示自己的无奈和
维权即将面临不可预知结果。柳志刚希望山西法院能减免诉讼费，在过了诉讼期
限后能接受自己的诉状。李专院的家属希望各地法院能与山西法院建立合作关系
，提高结案执行效率，让法律判决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田进峰的家属不解地问
，田进峰被囚山西黑砖窑是每个人都能想到并认可的事实，难道就因为田进峰说
不出具体劳动的砖场地址，就只能吃哑巴亏？
“我的手指是我自己砍掉了，但在生命和三根手指之间，我只能选择后者。”李
会民认为自断手指是自己不堪忍受黑砖窑毒打虐待的被迫选择。医疗费、护理费
、交通费、残疾赔偿金难道黑砖窑就一分钱也不需要分担？山西黑窑工的悲惨遭
遇和维权尴尬引起陕西众多法律界人士和社会学者重视，近期将组团赴山西为黑
窑工进行免费维权活动。
山西黑砖窑案开审：为何不提虐待儿童罪？
.
来源：南方都市报
7月4日上午，山西“黑砖窑”案在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衡庭汉、王兵兵、赵延兵、衡明阳、刘东升5人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该案上月底已由洪洞检方移交临汾市检察院公诉科进行审查公诉。法庭表示，“案情并不复杂，一天内就可以审完。”
南方都市报报导，4日上午，山西“黑砖窑”案将在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被起诉的被告至少涉及10人以上，包括黑窑主王兵兵、黑包工头衡庭汉、打手赵延兵、衡明阳、赵丰弟等人。按照此前警方与检方抓捕和批捕上述人员的罪名，分别涉嫌非法拘禁、强迫职工劳动、故意伤害等三项罪名。
其中衡庭汉、王兵兵、赵延兵、衡明阳、刘东升5人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王兵兵是洪洞县曹生村三条沟砖窑窑主，衡庭汉是砖窑的包工头，赵延兵、衡明阳和刘东升3人则是砖窑的看守。根据起诉书描述，河南籍包工头衡庭汉和洪洞县曹生村三条沟砖窑窑主王兵兵“联手”始于2006年。当年2月，他们两人达成承包协议，并由前者负责砖窑的用工和生产。
根据有关部门之前公布的情况，衡庭汉及其同伙先后从西安、郑州等地拐骗、胁迫32名农民工充当砖窑“奴工”。这些人年龄从14岁至58岁不等，分别来自全国12个省份，其中7人还属智障残疾人。
在山西万荣县一黑窑场做苦工的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图中被解救出的孩子双腿被完全烤焦。现在还有几百个孩子不知下落。
案发前，衡庭汉指使其子衡明阳等人担任看守，看管、强迫这些“奴工”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多名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烧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其中，来自甘肃的农民工“刘宝”因智力残疾、干活较慢，被看守以铁锹击中头部致死，其尸体被掩埋在砖窑后面的荒山中。
据悉，31名“奴工”被解救后，其中7人自行逃散，剩余24人也很快被遣散。这一处理方式导致开庭前夕仍有部分受害人未能与司法机关取得联系。昨日，受害人申海军的律师刘建庄告诉记者，案卷材料中缺少部分受害人的联系方式和详细住址，他担心这些受害人有可能丧失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机会。
刘建庄的当事人申海军在砖窑工作期间被看守打断左腿，法医鉴定属于轻伤。此次申海军提出1.7万元的“前期赔偿”，其中包括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后续赔偿将在伤残鉴定之后另行提出。”刘建庄说。
另一名河南籍19岁少年张文龙提出了总额约为50万元的赔偿。今年3月初，他在郑州火车站被人贩子用迷药设局沦为“奴工”。4月26日，他在砖窑出砖过程中被尚未冷却的红砖严重烫伤。由于张文龙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尚未恢复，张的父亲代为出庭。
在政府部门掀起打击黑砖窑活动的同时，有网民发动了旨在解救山西“奴工”的“蓝丝带行动”。这些网民陪同家属寻找沦为“奴工”后失去联系的亲人，同时以民间视角在网上发表围绕这一事件的观点。“打击开始后，窑主和包工头四处逃散，网友至少已将3名流落街头的“奴工”护送至当地民政部门。”一名活动参与者说。
据悉，除衡庭汉等5人外，未来还将有被告人陆续出庭受审。记者得到的消息证实，目前只有赵延兵和在逃的陈志明涉嫌全部三项罪名。截至昨天，尚未有6月22日被公安部全国通缉的B级逃犯陈志明落网的消息。由王兵兵黑砖窑案引发的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曾引起全国的强烈关注，中央高层多次批示要求严查。
临汾市中院刑庭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案子说复杂也不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从中央到省里，和市里都很重视这个案子，估计会在一天内审理完结。他没有透露该案是否当庭宣判。不少民众认为，如果仅以上述三项罪名进行审判和量刑，明显有违公平。
官方公布的解救名单显示，年仅14岁的河南儿童陈成功也在被奴役之列，而检方对虐待儿童的罪名只字未提。令人遗憾的是，似乎拐骗人口的罪名也不在起诉范围之内。
来源：南方都市报
7月4日上午，山西“黑砖窑”案在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衡庭汉、王兵兵、赵延兵、衡明阳、刘东升5人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该案上月底已由洪洞检方移交临汾市检察院公诉科进行审查公诉。法庭表示，“案情并不复杂，一天内就可以审完。”
南方都市报报导，4日上午，山西“黑砖窑”案将在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被起诉的被告至少涉及10人以上，包括黑窑主王兵兵、黑包工头衡庭汉、打手赵延兵、衡明阳、赵丰弟等人。按照此前警方与检方抓捕和批捕上述人员的罪名，分别涉嫌非法拘禁、强迫职工劳动、故意伤害等三项罪名。
其中衡庭汉、王兵兵、赵延兵、衡明阳、刘东升5人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王兵兵是洪洞县曹生村三条沟砖窑窑主，衡庭汉是砖窑的包工头，赵延兵、衡明阳和刘东升3人则是砖窑的看守。根据起诉书描述，河南籍包工头衡庭汉和洪洞县曹生村三条沟砖窑窑主王兵兵“联手”始于2006年。当年2月，他们两人达成承包协议，并由前者负责砖窑的用工和生产。
根据有关部门之前公布的情况，衡庭汉及其同伙先后从西安、郑州等地拐骗、胁迫32名农民工充当砖窑“奴工”。这些人年龄从14岁至58岁不等，分别来自全国12个省份，其中7人还属智障残疾人。
在山西万荣县一黑窑场做苦工的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图中被解救出的孩子双腿被完全烤焦。现在还有几百个孩子不知下落。
案发前，衡庭汉指使其子衡明阳等人担任看守，看管、强迫这些“奴工”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多名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被烧伤，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其中，来自甘肃的农民工“刘宝”因智力残疾、干活较慢，被看守以铁锹击中头部致死，其尸体被掩埋在砖窑后面的荒山中。
据悉，31名“奴工”被解救后，其中7人自行逃散，剩余24人也很快被遣散。这一处理方式导致开庭前夕仍有部分受害人未能与司法机关取得联系。昨日，受害人申海军的律师刘建庄告诉记者，案卷材料中缺少部分受害人的联系方式和详细住址，他担心这些受害人有可能丧失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机会。
刘建庄的当事人申海军在砖窑工作期间被看守打断左腿，法医鉴定属于轻伤。此次申海军提出1.7万元的“前期赔偿”，其中包括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后续赔偿将在伤残鉴定之后另行提出。”刘建庄说。
另一名河南籍19岁少年张文龙提出了总额约为50万元的赔偿。今年3月初，他在郑州火车站被人贩子用迷药设局沦为“奴工”。4月26日，他在砖窑出砖过程中被尚未冷却的红砖严重烫伤。由于张文龙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尚未恢复，张的父亲代为出庭。
在政府部门掀起打击黑砖窑活动的同时，有网民发动了旨在解救山西“奴工”的“蓝丝带行动”。这些网民陪同家属寻找沦为“奴工”后失去联系的亲人，同时以民间视角在网上发表围绕这一事件的观点。“打击开始后，窑主和包工头四处逃散，网友至少已将3名流落街头的“奴工”护送至当地民政部门。”一名活动参与者说。
据悉，除衡庭汉等5人外，未来还将有被告人陆续出庭受审。记者得到的消息证实，目前只有赵延兵和在逃的陈志明涉嫌全部三项罪名。截至昨天，尚未有6月22日被公安部全国通缉的B级逃犯陈志明落网的消息。由王兵兵黑砖窑案引发的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曾引起全国的强烈关注，中央高层多次批示要求严查。
临汾市中院刑庭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案子说复杂也不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从中央到省里，和市里都很重视这个案子，估计会在一天内审理完结。他没有透露该案是否当庭宣判。不少民众认为，如果仅以上述三项罪名进行审判和量刑，明显有违公平。
官方公布的解救名单显示，年仅14岁的河南儿童陈成功也在被奴役之列，而检方对虐待儿童的罪名只字未提。令人遗憾的是，似乎拐骗人口的罪名也不在起诉范围之内。
2007-06-25
一周新闻聚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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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聚焦：黑窑奴工案民间向胡温中央问责（4）
▲杂文家鄢烈山发表文章《我怎么就不震惊？》
文章说，山西黑砖窑事件或称山西奴工事件，……媒体上有许多“令人震惊”和“高层震怒”之类的说法。我的良心也不断受到考问：对此惨无人道的案情，我怎么就不震惊呢？
我承认，我的阅历非常有限，虽然出身贫苦农家，18岁以前一直忍饥受冻，但朋友描绘的贵州甘肃某些地方赤贫到没裤子穿的景象我还真没见过。初到广州，杨箕村迷宫般“握手楼”的乱象大大超出我的想像力，大体可以用“震惊”来形容我的瞠目以对。
然而，这些年来，我的见闻日广，不论是“非法用工”的民工，绑架来的童工，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工”，还是打手，弄残等情节，都听得我耳膜起茧了。试问，一些乡村女孩甚至女学生，被拐骗或绑架，逼她们做“鸡”，不从就先轮奸，再关起来饿饭、猛打，直到她们认命。这样的事只有上千起吗？“烈女跳楼”都没有“新闻价值”了。这些“性奴”比山西黑砖窑那些“奴工”的境况好吗？说到8岁的童工，这些年常报道被操控的“卖花童”，也就七八岁吧？更悲惨更常见的是马路边的乞儿，从一两岁到十几岁，或残或病，或昏睡或匍伏在地，据说大多是被拐来的。前些天网上有帖子和照片，怀疑一个乞儿的眼睛是被操纵者故意弄瞎的。6月15日出的《凤凰周刊》封面文章是《迷失的儿童》，讲的就是一些被5000元左右一个贩卖的孩子，多有被“下手太狠”的。大江南北几乎没有城市没有这种惨象，以致有的大都会要设禁乞区来维护“形象”。时常在马路边见到这样的可怜儿，我的心早就麻木了。
还有，前几天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假人血白蛋白，我早就知道有类似的事。七八年前我需要输白蛋白，医护人员都劝我别输国产的，又怕假冒进口的，后来干脆不输听天由命。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最怕血源有问题，感染艾滋病。如今有报道说，“梅西镇生猪大量病死流入市场”。这期《瞭望东方周刊》封面文章是“癌症爆炸”，重点讲了淮河边的一个癌症村，作为“GPD至上主义的样本”。诸如此类，不都是突破文明底线、谋财害命的事吗？
至于山西黑砖窑事件中，说到有警察阻止寻子家长解救别人的孩子，有劳动监察人员转卖脱离虎口的民工，我更谈不上震惊。上期《南方周末》报道“鬼妻”案，写到一个“鬼妻媒婆”赚了1.7万元，警察罚她4万元放人；买“鬼妻”的一家花了1.4万元，警察罚收1万元了事。如今有一更威风的例子，河北唐山市一有政协委员头衔、“副团职”的涉黑集团“老大”，竟用装甲车敲诈他人财产达8亿多元……
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在发生，我愤慨、“愤世嫉俗”是真的，但要说震惊，那只能是“假震惊”：天天一惊一乍，我早就心肌梗死了！
难道我们只有忍受，只有望天祈祷吗？当然不是。
有海外观察者讥笑说，如果中国记者想什么都能揭露出来，黑砖窑这类严重侵犯人权的新闻就会天天有；国内曾有网友说，如果死几十个平民就降半旗，我们的国旗就升不起了。我的结论相反：如果中国的付振中们有娱乐记者（狗仔队）享受的追踪挖料权利，如果死了10个以上平民就降国旗志哀，那么，这类丑事惨事就会日渐减少，直致变得稀罕。
总之，我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是一句空话，“人性”是不会这般变态的。
▲专栏作家连岳发表文章《恶之后更大的恶》。
文章指出，山西“窑奴”事件之后，我们对人性恶，对挣扎着的悲惨人群，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一次接一次的矿难、拆迁、官员侮辱民意、城市贫民与管理者的冲突之中，我总是会想，应该触底反弹了吧？在十八层地狱里，我们不是又坐了下行的电梯，再下到十八层的地下室吗？虽然索尔仁尼琴说过，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但是我不相信他这句话，埋得太深，种子都会死，何况是人。
果然，“窑奴”之后，向着两个方向，告诉目瞪口呆的人们，你们看到的，只是开始。一些人的回忆与描述表明，山西的砖窑，“强迫劳动”，在时间上可能纵深十数年，在范围上，可能遍布全省。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事件一经披露，我们习惯见到的危机公关又出现了，这与集中营有得一比的“窑奴”事件，却变成了“非法用工”问题，似乎补补工资就了事了，那些残忍的屠杀，比如把人打晕了直接扔进搅拌机打成肉泥（据6月18日《燕赵都市报》），似乎在一句“拿出证据来”的轻松反诘中，也可当成奇谈来对待了。
这才让人陷入更深的恐惧。既然“窑奴”只是“非法用工”，那么，还有什么行为可能触犯法律呢？这样我们国家不就成为一个零犯罪的国家了？幸福来得这么快，让人不敢接受。还好，这种愚蠢的做法得到了纠正，新华社6月20日的新闻中，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山西'黑砖窑'不仅存在严重非法用工问题，而且存在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
这样定性，可能就更能服人了。
如果在国家层面上也只是定义为“非法用工”，那么，社会崩溃的可能性都会有，因为这种说法已经离人性太远——让人产生的观感是，为了维护罪犯的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由网络揭露而大白于天下的“窑奴”事件，让那些对监督没有好感的官员来处理，这些人甚至就是利益共享者，他们当然要极力掩盖，甚至指责为“谣言惑众”，处理起来，“非法用工”都觉得罪己诏下得太严厉了。事实上，不是已经有倒卖奴工的干部还被“留用”吗？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嘛……
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往往都是由普通民众发现的，想瞒他们可能性是不大的。一个好的法治社会，民众发现问题了，就会及时解决，不然官员就会被民众给解决掉——失掉他们的选票；如果民众发现问题了，官员就及时把发现问题的民众给解决掉，让问题继续存在。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近来，从厦门巨型化工厂到山西“窑奴”，全是普通民众把声音发出来，大家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同时反证了一些官员治下的小社会坏到了何等程度。在这种对峙情势当中，决策层的判断若倾向于民众，这才是我们走向“好社会”的一个良好信号。
▲ BBC发表彭定鼎评论《砖窑奴工 另一个中国》。
在经济建设飞速前进、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据称人权状况比美国好五倍的中国竟然长期发生着绑架、贩卖奴工的现象，实在令人震惊！
人贩子们从火车站拐骗民工甚至在路边绑架青少年贩卖到私人砖窑做奴工。而且这些非法奴工的处境无疑比历史记载的许多奴隶更加悲惨——每日工作15 小时左右，一日三餐馒头凉水，动作稍慢就挨打，睡觉是地铺，没有洗浴，已经发现多人被殴打致死。被解救的民工中多人神志不清。这个事件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激起了严重的义愤。
即便我这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中国人”的人刚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事件时也不敢相信。它太怵目惊心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我对于底层的状况知道得太少了。这个事件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我耳闻目睹的现实差别太大的另一个世界，我只能称之为“另一个中国”。
现在，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央政府责令地方政府采取行动解救奴工。省长也出来道歉。
但随着真相的进一步揭露，人们再次惊异地发现，这不是个别的现象。山西以及其它省份还有很多类似的黑砖窑、黑煤窑和别的奴工劳动场。奴工人数之多令人惊骇。河南省电视台报道了这个事件之后几天，就有上千人前往电视台要求协助查找失踪的孩子。而且洪洞事件的调查取证和解救过程并不顺利，反倒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当地警方在初期冷漠地不作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有父母解救自己孩子时发现同村其它孩子，警察居然恶狠狠告知“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管！”劳动监察人员甚至参与倒卖奴工，克扣补发的“工资”。
直到走投无路的失踪孩子父母在网络张贴求助信激起民众强烈公愤，中央政府才介入干预，批示严查。但即使在如此浩大的声势下，黑砖窑主竟然也能够大部逃脱，而且在警方突击砖窑解救奴工之后，砖窑竟然也会被！ “不明身份的人”焚毁，消灭证据。这一切昭然表明地方政府在保护黑砖窑！
我们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人性的凶残。但是想想希特勒、斯大林就知道，凶残不是中国人的专利。白人也曾经在非洲捕猎贩卖黑奴。问题是在21世纪的中国，凶残的行径如何在光天化日下发生？？
这个社会问题重重，是不正常的社会。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先想一想，正常的社会中如果有人企图诱拐绑架贩卖奴工会发生什么？
首先，人口失踪会立即引起警方高度关注、立案侦查。其次，狼狗和持械打手看管下的砖窑不可能不引起当地政府的注意，绝不可能长期存在。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根源是什么？是因为人民无权监督问责更迭政府！人口失踪被警方拒绝立案并不是新闻。几年前河南发生的杀害20多名少年的恶性案件中就有多名少年的父母向警方报案遭拒绝。被拒绝的失踪者家人无计可施，只能踏上漫漫寻子路。但他们作为纳税人却无法主张权利。
黑砖窑就在光天化日下生产，乡镇政府却视若无睹。劳动监察、安全生产、公安等职能部门一应俱全，却不约而同一起“失察”，甚至合谋，这绝不是偶然的。山西矿难频繁，同时省内各地安全生产监察局已经有6位局长因为受贿落马。食品卫生事件频发，可是全国任何地方都有卫生监察部门。由此可见，各级政府早就已经把法定义务置于脑后，全面出租权力，原因就是人们对它无可奈何！
能不能寄希望于党中央国务院呢？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明朝朱元璋就曾经严厉惩处贪污，贪污犯却前赴后继，最后只好用戴罪的官员管理日常行政，于是出现了带着镣铐办公的奇景。
现在也是一样。中央关心的首先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维护统治。实施统治需要各级机构。这些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收税收费、打击危害统治的因素，人民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在可能危及统治时才会引起关注。只要政权是人民无法合法更迭的，它就必然腐化，沦为盘剥人民的机器。这样的政权出租权力实在是必然之举。不要指望中央痛下决心整肃吏治！
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们就是一个犯罪集团。老大可能杀鸡儆猴，或者弃卒保车，但决不可能牺牲统治机器的利益而危及统治。我绝不相信，中央重视之后奴工现象就会消除！如果我们不想继续看到光天化日下大范围的悲惨、不想继续让一些事件让我们感到义愤，那么最好还是丢掉一切幻想，致力于建设一个人民能够监督问责更迭政府的民主中国！
▲广州学者唐昊发表文章《我们只能做暴行的旁观者吗？》
文章写道，近些天来，山西黑砖窑童工事件的曝光，剥下了披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上的华丽外衣，把一个真实丑恶的世界展示在我们面前。对此，许多号称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一时之间失语——在21世纪，在文明的世界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在理智上无法置信；而我们和暴行居然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这本身就已是一种罪行。
残酷地剥削童工，是人类一项历史悠久的犯罪。原因很简单——这符合资本运行的规律。在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大机器的发明，童工和成年的不熟练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并且童工报酬更低、也不拖家带口，资本家大量雇用童工降低了成年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削弱了工人的反抗力量，从而强化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而在工资极低、条件恶劣的劳动中，儿童不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智力衰退，而且身心备受摧残，甚至因不堪压榨而死去。
但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童工事件，还不仅仅是一个资本逐利的问题。现代文明社会之所以大范围消灭了童工现象，是因为附加于其上的非经济成本已经过于庞大，使得使用童工无利可图。相比之下，在我们国家使用童工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成本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类似现象在中国出现已经至少十年，在此期间不断有记者、家长进行披露，却仍然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不是地方政府暗中包庇甚至幕后分赃，这些奴工产业不可能如此猖獗无忌。在这样大规模、长时间、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相关政府部门的作用又岂是一个“渎职”可以描述的？这分明是有地方政府参与其中、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同时，这不但是法律的失败、行政的失败，也是人性的失败；那些和暴行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不能逃避责任。这种情景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的灵魂；个人财富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文明时代的进步动力来自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为此而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并且由于这个时代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运动中进行，它自身就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
所幸的是，这个自认为文明的时代还没有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在前日，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并向全省人民检讨。劳动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22日表示将严查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政府失职渎职人员。这是迟来的正义、不足的正义，但比没有正义要好。
我对此唯一的期望是，此事千万不要以快审快结的方式迅速了结。如果行政和法律介入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尽快遗忘此事、淡化其影响，那就太可悲了。我认为，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必须要回答下列问题——除了山西，别的地方还有多少类似的人道主义危机？全国有多少孩子失踪及在强迫劳动中死去？那些被揭露出来的奴工、童工事件真的被解决了吗？还有多少劳动者的生存权正在受到威胁？在各种学习、运动甚嚣尘上的今天，为什么就没有一次“人权保障专项行动”？在和谐社会里保障基本人权，就这么难吗？
当然，指望青天大老爷出现，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本次事件中，公民意识在人道主义危机面前再次觉醒。但觉醒之后的人们却更加痛苦，他们被一系列的问题所困扰——我们拿什么来保卫自己？拿什么来保卫我们的孩子？许许多多暴行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是谁扼住了我们的喉咙？是谁绑住了我们的手脚？是谁麻木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在暴行面前无可奈何？这些问题的解决，恐怕才是作为普通人力量上升的开端。
对于那些已被生活摧残得绝望的童工、奴工来说，没有他人解救确实不可能获得自由，而相比这些肉体上的奴隶，我们这些精神上不自由的奴隶倒更有能力自己解救自己。所以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必须使这件事情不能轻易了结和淡化，这不但是每一个过着还算正常生活的人的责任，也是我们拯救自己之所必须！
▲ 南都报社论：反思不可骤止 治罪必须溯源。
社论写道，山西奴工事件发展至今，举国愤怒与悲情翻江倒海。全国总工会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事件的最新进展。洪洞县乃至全山西的省市行政系统，则正在以罕见的高效率运转，意在消除负面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害与冷漠原是那么漫长而坚硬，善后工作却异常迅速，道歉、诊治、补偿、返乡等功利性温情纷纷涌向受迫害的劳工。
但是，这一切都还没有触及基本而又深层的问题，那就是黑窑主所信奉的血酬定律。所谓血酬，即用暴力获取利润，绑架人质来勒索银票就是血酬定律的典型表现。类似地，包括大批童工在内的山西黑劳工，实质上也就是被黑窑主们控制的"人质"。正是利用廉价的他们，黑窑主、黑矿主们大肆赚取超额利润。这种地下现象在山西长期存在，不仅造就了庞大的黑色经济，而且"挟持"基层行政系统，相互利用、相互掩护。
这不是偶然的。黑窑主为保证持续汲取血酬，将确保某些有利条件长期存在。比如：压倒性地对奴工实行控制，为达目的就要豢养打手，不惜采用任何形式的暴力镇压；此外，更要向官员行贿，消除可能影响血酬的外部环境。而关键在于，围绕血酬为中心展开的贿赂不能间断，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并被黑窑、黑矿、黑冶炼厂经营者计入成本。可以想象，为抵消行贿所耗费的血本，黑窑主们会加倍压榨失去自由的劳工，以在他们死亡之前扩大掠夺成果。因此，这并非一个利益链条那么简单的推断，而是说血酬定律已成一种习性，渗透进基层行政系统的"毛孔"中。
在很大程度上，基层行政系统才是缔造当地黑色经济的推手。制造人权悲剧的黑窑场很早就被环保、地矿、公安等部门发现，但每次都是交了罚款了事。从黑窑主亲属的交待中发现，利用黑工的血汗钱去贿赂官员是平常事。在经济单一、财政窘迫的山西当地，这些黑窑事实上成了相关部门获取非法利益的渠道。为了让渠道不致断绝，基层行政系统对黑窑虐待、奴役劳工的惨状视而不见，而且还想方设法维持血腥收益的供应。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曾参与倒卖黑劳工就是明证。此外，那些家长前往窑场，寻找被贩卖为黑工的孩子，不仅无法向当地警方求援，更受到他们的威胁。原因很简单，民间解救行动很可能动摇地下经济的稳定性，削弱这些基层行政系统对黑色经济的分成额度。
眼下，问责风暴已"席卷"山西奴工事件，民众焦虑地期待惨剧制造者遭受苛法重刑。一般来说，官僚层级之间的惩处程序相当暧昧，与舆论期待也大异其趣。几乎可以断定，以黑色经济结成共生关系的黑窑主与基层行政系统，会结成联盟应对存亡危险，以淡化直至化解惩处。他们能够得逞吗？谁都知道，山西黑窑工的黑幕绝非当地警方揭开，而是由那些找寻孩子的父母猛然掀起的；更重要的是，即便将如此人间惨剧定性为"个别罪案"，也无法为地方行政架构及官僚开罪。惩罚当然不能仅仅止于小小的村支书，否则，比照于泯灭文明和人性的惨剧，如此轻描淡写，基层行政中的血酬定律根本无损--暂歇于此次风暴的罪恶，就无法保证不会选择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间再次发作。
而且，山西开展清理黑窑行动以来，远远未见全功，至今仍有上千名童工和其他成年黑工不知所终；另外，许多名义上被遣返的奴工则再次离奇失踪；同时，竟然还有大量民工在奔往山西的途中，他们是继续沦落为奴隶，还是有幸成为阳光下的劳动者？这些同胞的未卜命运，一切都取决于基层那血腥定律被遏制的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家在捍卫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权上所秉持的决心。但愿本次反思不再落空，希望黑色经济笼罩下的基层政权重回正常轨道。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在《学术中国网》发文《黑砖窑事件的反思》。
黑窑童奴是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极恶
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恶，也是在我们关于“恶”的知识系统中难以理解和解释的恶，因为我们还没有发明解释这种恶的理论。在我看来，“反人类的极恶”可能是与之最接近的命名。这种恶使我想起了法西斯主义……黑砖窑犹如纳粹集中营。
由此事件引发的值得反思的问题真是太多了。这决不是几个黑窑主、包工头以及人贩子所能完成的极恶，它反映了我们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根本性问题：到底哪些力量参与了这种恶？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会在公共世界上消失？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为什么除了自己只身去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孩子以外，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我们的一些公安机构、执法机构为什么成为作恶者的保护伞？为什么在这种骇人听闻的极恶被曝光后，我们的主流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和黄金时间仍然在歌功颂德和歌舞升平？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各种令人发指的事件总是等“中央领导”批示后才得以“迅速解决”（其速度之快让我们更加坚信政府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办事效率，也更加相信这些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是因为政府不能有所作为而是不想作为，所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如果所有重大的侵犯人权的恶行都需要中央领导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这倒底是国家之幸还是国家之不幸？还有多少同样令人发指、同样灭绝人性的事件因为没有这样的批示而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而且就在这个事件最最猖獗的时候，多少中国民众正沉浸在于丹的“快乐哲学”中！这正是我感到无奈乃至绝望的原因！
黑砖窑事件也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危险处境，在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安全权利不能获得保障的社会，受害民工的遭遇很可能明天就发生在我们或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国家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对于那些鼓吹中国已经“脱第三世界”，并正在“和平崛起”，甚至早已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的知识界人士，黑砖窑事件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反讽！
集体性的道德沦丧是怎么发生的？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黑砖窑事件暴露的集体性的道德败坏和人性的集体沉沦。依据我在农村长大的常识，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就越是保留了前现代社会的特点：村和村之间、乡和乡之间是一个类似放大的家族社会，虽然没有发达的媒体，但是这种熟人社会自有自己的传播和沟通方式。说山西运城等黑砖窑集中的本地人不知道砖窑里有童工、奴工是决然不可能的。那些当地的派出所人员则更是心知肚明。然而他们在欲望和金钱面前集体沉默了。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么多人的人性是怎么败坏的？
一个最可能被人们接收的解释是市场经济和利益驱动。但是这个解释不能让我们信服：为什么在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却没有出现类似事件？我不相信人性本恶或者本善的形而上学假设，我相信人性是历史的产物。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直接对接。文革极权主义极大地败坏了人性，它的最大灾难在于摧毁了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对人的权利的随意侵犯在人们的心目中种下了道德虚无主义的种子，这个虚无主义的种子曾经掩盖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的堂皇旗号下为所欲为，为了“革命”可以肆意践踏人的尊严和生命。而在今天，这个虚无主义的怪兽又遇上了中国式消费主义的“大好时机”，“革命”的位置被“金钱”占据，于是，为了“革命”可以肆意践踏人性的道德虚无主义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化为“为了金钱可以无恶不作”。在极权主义的遗毒没有得到清算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就匆匆地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消费主义刺激了人的欲望，而道德底线的阙如又使得这种欲望像脱缰的野马狂奔不止。欲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受制约的欲望，不受制约的欲望就是兽欲，而且是集体性的兽欲！正因为文革极权主义把太多的人变成了野兽，才有今天这么多丧尽天良、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作的黑窑主、包工头、打手以及地方官员和公安警察。可以想见，今天为了金钱挥向童工的铁铲，在“革命”年代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挥向黑五类，挥向自己的老师、同事乃至亲人。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过“文革”，他们的人性沉沦和道德沦丧和“文革”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是在被 “文革”毒坏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文革所造成的道德虚无主义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有效清除，……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文革的人才受到文革的遗毒更深。
谨防感恩代替了反思：三论黑砖窑事件
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一个怪异现象是：弱者在蒙受了强者的专横跋扈、无礼对待后，只要强者事后做了“道歉”和“自我批评”（常常不是真心的），弱者就不再反思强者为什么能够屡屡虐待自己？自己为什么总是蒙受冤屈和虐待？应该如何彻底根除强者虐待自己的制度原因；相反对后悔、自我批评的强者感激涕零，心存感恩。结果常常是，虐待和冤情不久就再次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如此循环往复，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感恩文化传统。
纵观近日来媒体关于黑砖窑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对于这个悲剧性事件的反思和批评真在悄悄转化为对各级政府，包括黑砖窑所在的地方政府的正面报道，甚至可以感觉到人们的愤怒真在逐渐被对官员们的感恩戴德所取代。今天是某某领导公开道歉，明天是某某领导到医院看望受到虐待的奴工，后天则是某某领导亲自把慰问金送到奴工的手中。比如，据报道，那个虐待奴工最严重的黑砖窑所在地之一的广胜寺曹生村，其所属的洪洞县领导，专门派工作组到湖北看望曾经在那里受到虐待的民工水道宇及其家人，并发放赔偿金4000多元，慰问金1000元。
于是人们心里逐渐温暖了起来，愤怒、惊诧、批评的声音渐渐淡出，好像希望又回来了：人家已经知错了而且道歉了，就不要再不知足啦，应该感激才对。
我当然不反对洪洞县领导的这个举措。但是我认为这不能替代我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追问：洪洞县的最高领导对发生在自己所辖领地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事件到底负有什么责任？……也是在这个县，有劳监部门工作人员参与了倒卖童工从中牟利；还是在这个县，有人为黑心窑主通风报信使其销毁现场逃之夭夭。试问：这个县的领导对此没有责任么？他们的道歉和慰问能够抵消人们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么？因为洪洞县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独立王国，而是一个庞大且联系紧密的巨型组织的一个小小细胞，这个细胞的坏死不可能和整个组织无关。
中国的历史反复见证了一个事实：那些轻易地以知足乃至感恩来取代反思批判的人，很快灾难就会再次降临。
▲流亡海外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发表文章《中国奴工现象的制度性思考》。
文章写道，奴工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山西，从2006年11月至今年4月，《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张君、刘立民对河北临西的同类现象作了一系列报导，如“河北临西惊现残疾'包身工'”，“来自大巴山的血泪控诉”，“黑砖厂里的'少女性奴'”，那些工人的遭遇与山西临汾奴工遭遇堪称伯仲之间，少女性奴的境遇更是悲惨。只是阴差阳错，河北的奴工现象被淹没在海量的资讯之中，而山西临汾的奴工事件一则因为有大量外地媒体与互联网介入，二则有奴工原籍河南省政府出面吁请中央政府干预，才终于掀开这黑暗、令中国人蒙羞的罪恶一页。
将两组报导比较起来看，这些役使奴工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这类血汗工厂以掠夺超高额利润为目标。河北临西汪江砖厂的老板与包工头奴役的是一群聋哑或智障残疾人，而山西黑砖窑奴役的是8－13岁的孩子，都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群。而掠夺这些人群的劳动，可以比一般血汗工厂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第二，奴役者多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如汪江砖厂的老板是连任几届汪江村党支书的叶长贵，其砖厂占地100多亩，就建在运河大堤旁，长年取大堤之土造砖。山西临汾的那些窑主在当地也属于有钱有势之人。
第三，山西临汾与河北临西的地方政府均成为这些奴隶工厂的保护人。叶长贵的行为首先是违反了《残疾人保障法》与劳动法，迫使少女当性奴更是违反了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取运河河堤之土造砖也违反当地河堤保护的法规，但他的砖厂就这么红红火火地开办了多年。据披露，在临西县此类粘土砖厂有上百家，雇佣残疾人做苦力是普遍现象。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这些“砖厂老板大多有钱有势，政府有些官员和他们穿着连裆裤，老百姓不敢得罪他们”。而山西临汾更绝，劳动监察部门涉嫌倒卖童工，当地警方更是多方偏袒这些窑主。据曾3次赴山西采访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披露，“我们去过的这些黑窑厂，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
第四，山西、河北都有为数不少的地方媒体，不可能对当地存在数年之久的奴工现象毫无所闻。但最后揭露这些现象的却不是本地媒体，河北临西的奴工现象由《民主与法制》杂志揭露，而山西省的却只能由河南省的记者出马。
这些事件披露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媒体报导时照例在批评地方政府的同时，赞扬中央政府。但这些分析无法解释英明的中央辖下何以出了这么多恶劣不堪的地方政府，而且这些地方政府与恶势力勾结牟利的方式亦如出一辙。
对这类现象不应止于批评层面，必须思考为什么所有能对地方恶势力形成制约的力量均成为缺席者。地方媒体的沉默主要是出于制度性约束，没有媒体的负责人敢去揭当地政府的短，更何况山西还有高勤荣因揭露政府喷灌工程造假而身陷囹圄的事例在前。民众的麻木与冷漠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政府不作为或为虎作伥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无权利的民众能够大义凛然地充当先烂的出头椽子。唯一真正可以制约这些地方恶势力的是政府，但政府官员们却与这些恶势力沆瀣一气，形成利益共盟，从而使得政府管制缺位。
应该说，中国的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工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在法律禁止的情况下，这类事件却屡屡出现，只能说政府的管制能力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法律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精英群体，只能成为政府用来管束无权者的工具。
最后，请论者不要再为中央政府开脱了。因为在政府正当管制能力严重下降的同时，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政治高压、特务控制、警察统治等成为近年中央政府三管齐下的“重要”制度建设，其目的只是用来对付民众日益觉醒的权利要求。而扼制民众的权利要求，其实就是对权势者掠夺民众的纵容。
▲《联合早报》21日发表文章称，反思黑砖窑案 该检讨的是省长还是制度？
在中央的高规格重视下，存在好几年的黑砖窑事件之处理，顿时杀入高速车道。山西政府几天前在风暴节骨眼中做出“不留一个死角”，“不留一个受困民工”的军令状。周三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宣布近期在“全国范围内以乡、村的小砖窑、小煤窑、小作坊等为重点，开展一次劳动用工大检查”，重点打击雇佣童工、强迫劳动、恶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
一场大规模的清查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行动，似乎蓄势待发。问题是，这些揭发、清查与中央关注，为什么现在才出现？
根据中国国内媒体回顾，早在九年前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黑砖窑主展开过较量，解救过数百名被困民工。当时陈建教发现的黑砖窑并不局限在山西，还存在于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一些受害者获救后哭诉，他们是从外地到北京务工时，从北京火车站被拐骗走的。2006年，陈建教曾直接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整顿黑砖厂违法用工问题。
过去几年里，有关黑砖窑内幕的帖子也持续在网上流传，直到最近两个月这个“奴工”问题终于被捅出来。河南家长集体发出求救呼声是事件曝光的直接推动力，但监管当局在事件中对媒体报道“开绿灯”，甚至中央媒体纷纷跳出来直斥基层政府，或许才是黑幕能摊在阳光下的关键。
令人发指的内幕被揭露后，据说山西的招商活动立刻遭遇困难。中央舆论监管当局让该省形象受损，或许反映出中央难以再容忍“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儿戏。
在重大压力下，省长出面检讨了。可人们仍要问的是：为什么总是要出现“危机”，积累多时的问题才接近可能解决的一天？像非法小砖窑、强迫劳动的非法用工现象，都是基本的法治问题，平日就应该处理的顽疾，却要待最高层直接干预，借一场危机的爆发，才能激起中央到地方政府治乱的决心。这都显示，中国社会管理距离制度化，法治化仍有很大距离。
▲ 世纪经济报道文章《黑窑场现象的文明根源》
山西洪洞县黑窑场事件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无关。其根源至少可同时追溯至文明与制度：文明上的根源是，某些乡村，由于历史原因，缺少儒家文明教化，其为追求财富而进行选择的时候人性之恶肆无忌惮地呈现出来，普通乡村民众精神荒漠化，对于种种反人道行为熟视无睹。
文化本能
奴工现象是一个社会特定精神状态的产物，而不是经济逻辑发挥作用的结果。从纯粹经济学的逻辑看，奴工劳动当然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从而带来某种高效率。古希腊、罗马维持奴隶制度，或许确有其经济学上的优势。甚至，根据经济学家Robert Fogel等人的研究，美国南方奴隶们的实际物质收益要高于北方、西部的自由农业工人，奴隶的预期寿命也高于美国和欧洲的城市自由工人。
因此，奴役、强迫他人劳动之所以成为丑恶的，被法律所禁止，乃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到，这种行为本身是不正当的，不管其效率有多高。
但是，单纯追求私人利益的个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连那些被奴役者，也未必会觉得这种做法不对，他只会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奴役者的暴力比自己强，假如自己有那种暴力，没准也会奴役别人。
一个社会要废除奴役制度，取决于某种信念，而这种信念需要借助于某种教化途径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一种文化本能。
前不久，英国纪念废除奴隶制度200年，而英国废除奴隶制度乃是宗教复兴运动的产物，其主要力量不是来自启蒙和革命，而是来自18世纪后期兴起的 “福音主义”。同样，美国的废奴运动，也以虔诚的基督教人士为主体。当然，再往前说，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曾经依据基督教自然法传统论证，美洲土著人享有其作为自由人的自然权利，不容欧洲君主们随意剥夺。
在中国，古典儒家，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后来的董子、朱子，都是坚决反对奴隶制度的。在他们看来，人确实有贤与愚、君子与小人、劳心者-劳力者、治人者-治于者之别，两者各有其“分”，即各有对应的权利义务，但两者之间绝不存在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儒家教化的功能不仅在此。它也通过其它教化活动，唤醒民众的道德精神和正义感，而抑制其动物的本能一面，从而使经济活动文明化。
现代经济学、伦理学都强调个人的选择自由。这在公共事务领域当然十分重要。但是，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个人仅凭私人理性作出的某些选择，很可能是短视的：可能短期收益较大，但长远看来会有严重后果；或者增进了自己利益，却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甚至整个社会的短期利益都增进了，而社会的基础秩序却造成损害。……道德规范的作用其实能够扩展个人的理性能力，促使个人自觉地，甚至潜意识地排除那些坏的选择，从而使市场秩序良性演进。
商人精神
余英时先生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论旨的启发而对儒家文明进行研究，撰写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及相关文章。他证明，儒家思想有利于工商业之健康发展。对此，笔者愿意补充说，儒家的文明教化为交易制度之维系，提供了基础性基础，比如勤奋、诚信、商人自治、回报社会等等价值，都是儒家所强调的。
凡在儒家文明教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人文精神影响于人际关系，尤其有助于驯化强者、富者，约束其奴役弱者、贫者的本能冲动。在儒家文化气氛淡薄之地，则人际关系就可能趋向残酷。
设想一个“能人”想发财致富，会采取何种策略？受到儒家教化的民众很可能去开办实业、去经商，而一个缺乏这种文明精神的能人，则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毫无顾忌，必然倾向于选择其私人理性所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办法：掠夺。在这些地方盛行的行为模式是：有智力者欺诈他人，有力量者欺负他人，有权力者则奴役他人。而旁观者对于此种行为羡慕多于厌恶。
总之，儒家社会组织体系较为发达的地区，民众具有最基本的是非、对错观念，因而，在日常生活及经济活动中排除了一些最坏的选择。比如从历史来看，明清以来商人精神在南方一些地方有突出的表现，在这些地方，经济之高度发达，与儒家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社会道德秩序相对健全、大部分民众具有基本是非感，有直接关系。
相反，由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去儒家化过程，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乡村缺乏这些因素，其经济生态呈现出落后甚至野蛮的形态。黑窑场不过是其中之斑。
然则，谁，通过怎样的方式滋润这文明的荒漠，使社会、市场趋向文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著名网络评论家十年砍柴发表文章《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政治》
山西“奴工”事件至今虽未收场，而网络上的热度——也可看作为民间的热度已经降下来了，但可能其在庙堂或曰在当局者内部反而升温。其统一宣传口径、降低舆论热度的努力，其实更能证明，在体制内部，当局者已经很重视这一问题。
最高当局已公开承认这一事件中，有“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一反前期轻描淡写的“非法用工”之定性，山西巡抚叩阙请罪。这一切说明，对民间特别是网络上表现的民愤特别是国际舆论，高层人士已判断为不可等闲视之。那么对待汹汹民意，一般说来是“两手抓”：安抚和控制并举，奴工事件也不会有意外，因为根本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其对付公共危机的思路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所能变的无非在技巧层面。
为什么当局对此事的态度会出现较大的变化，难道是因为他们刚刚明白事情真相？非也，在信息交流发达的今天，尽管行政体系仍然还残留着明清帝国时代的惰性，但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帝国时代的“欺君行为”难度越来越大。连篇累牍的报纸、电视、网络对此事件的报道，高层人士不可能充耳不闻，而且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渠道，比如秘不示人的内参，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华夏域内哪起重大事件能瞒过最高当局？相对于从公共媒体了解事态的民众来说，高层人士只可能知道得更多，更详细，而不可能更少、更简约。
可为什么在事件爆出的初期，最高当局没有明确表态呢？这是传统的体制使然，他们有一个观察、判断的过程。对于奴工被限制人身自由、童工被绑架贩卖这些和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恶性事件，高层人士得知后，作为单个的人，我想他们也是震怒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权机器上的重要部件，他们要公开表态，显然会超越个人的喜怒哀乐。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整台机器，他们的考虑首先是从政治层面出发。
当今最大的政治就是：稳定、和谐，加强执政能力。千根针、万条线都是围绕这一要务。因此，这类恶性事件被他们知道后，他们的态度不是事件本身有多恶劣，矿难是死10人还是100人？一件刑事案的审理是否公正，贩卖的是成人奴工还是未成年人？如果这些公众都不知晓，或者知晓后没什么反应，高层的态度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其对所谓的政治稳定没有太大影响，所有的灾难只是以数字和术语的形式，在奏折上出现。他们的态度取决于，这些事件一旦被公众了解并迅速传播，成为公共事件后，对政权的影响有多大。
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功利主义，他们对于具体事件的反应必定不会死板地遵循某种理念：比如人权至上、公正至上等等，而是处决于对自身的利益判断。因此，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出来后，普通民众更关注事件的残酷，而高层关注的是国内外舆论对事件之关注，而非事件本身。因此这样的判断不会一开始就很准确，多数会依赖于经验，比如以前类似事情发生后的处理方式，派个级别并不很高的官员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一下，安抚一下受害者，找两个作恶者，大的方面给予肯定，小的方面予以批评，把坏事变成好事，把丧事当喜事办，如此安抚民意，继续维护政权的形象与公信力。我想，在山西奴工事件发生后，一开始也循这样的思路，两个副部级官员到了山西，其言行我们何等地熟悉。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追求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为什么会官官相护？因为官员集团抑或是整个政权体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上面的官员也痛恨下面官员的渎职、贪墨、阴奉阳违，但在这个高高的行政金字塔中，没有塔基哪有塔尖，上层需要下面的人为他守摊，因此默许或认可下层官吏的一些不法行为，但前提是不要危及上层。因此，如果能够以最轻巧的办法处理奴工事件，岂不皆大欢喜？
可今天已进入网络时代，再强大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信息传播，当愤怒的民意得到充分表先后，尤其是这一事件被境外媒体广泛报道，引发国际影响后，致力于大国崛起的最高层就不能无动于衷了。此时，在这一具体事件面前，最高层和省、市、县政府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越到基层，政府和里面的官员越和这一事件脱不了干系，他们当然会千万百计推卸责任，尽快最大限度地化解这一危机，保护好自己；越到上层对这一事件越超脱，他们可以利用法定的权力处理下面的官员，以安抚民意。可是如何处理，处理到哪一级别大有学问，这仍然需要上层观察和判断，如果牺牲一个乡长能搞定的事，决不能浪费一个县长，必须以最低的成本来应付民间舆论。因为一味地为民间舆论和所谓的公正秉公处理，可能会伤了兄弟们的心，让其他基层官员唇亡齿寒，谁还给你卖力？那么上层的行政效力更会衰减。可如果处理畸轻，至少要弄掉一个县长而拿一个村长凑数，不但起不到安抚民意挽回国际影响的作用，而且可能纵容鼓励基层政府继续欺上瞒下，把中央政府和老百姓都当冤大头，这也不符合最高当局的利益。
所以，我想最高层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取决于他们的判断：何种方式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治利益，因此必须找一种平衡。我写过一篇文章《大家都在讲政治》，就有类似的分析。富士康劳工事件被披露后，最后的处理方式也是循这种思路。我想厦门PX项目，以及山西奴工事件，最终还会这样。
什么劳工权益、未成年人保护、环境保护、司法公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层的政治利益，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所有的问题，一旦成为公共事件，都会毫无例外以中国特色的政治方式解决，而不会司法的归司法，环保的归环保，舆论的归舆论。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政治，会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吗？
▲署名周舆的作者发表文章《从山西奴工事件看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危机》。
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度，是国人的神经早已麻痹的国度。于是在这样的国度，新闻总会以越来越惨烈和血腥的方式出现，否则哪里可以触动那一根根早已麻痹的神经，哪里还叫新闻！
在建设“和谐”社会主旋律中，山西洪洞公然进行着现代奴隶制的伟大创举。媒体曝光了，国人震惊了，言者开骂了，总书记批示了，高官也亲自查处去了……一件中国式的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并以中国特有方式进行着、“解决”着，很快它将被人们淡忘，这件事的价值似乎不会超越其他的中国式“新闻”。
在这样一个事件中，草民及其子女是无辜的受害者（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窑主是残暴的做恶者，窑主的乡党邻里是沉默的知情者，当地乡镇官员是知情者甚至是受益者，而县、市、省政府（实际上各级党委才是权力的最后持有者）则是“不知情”者，而中央则是被惊动者和力主查办者。
从这样一个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的整个生存状态。在各个层面，大家都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大家一起等待着下一个新闻的发生——该受害的还继续受害，该作恶的还继续做恶，该不知情的还继续不知情，该被惊动的还继续被惊动。
将近100年前，中共的发起人之一李大钊曾经与胡适博士进行过一次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争论，那就是要不要对中国进行“根本解决”。当时，胡适先生认为中国问题是“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主张“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五鬼可以一个个消灭；而李大钊则认为胡适的见解是浅薄的，中国只有搞社会主义革命，所有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后来的中共就是李大钊“根本解决”论的持有者和实践者。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大陆根本解决了什么？而在台湾，“五鬼”却基本被解决了。
但今天，我不想批评中共的“根本解决”了，反而我到觉得“根本解决”的思路没有错，而今许多问题都到了需要“根本解决”的时候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拿什么进行根本解决！
由山西奴工事件，我们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存在着根本性的社会危机。这样的社会危机，靠中央领导一个个批示就可以解决吗？我们有没有一种可以杜绝这样事件发生的体制，而不是疲于应付？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施英）
一周新闻聚焦：黑窑奴工案民间向胡温中央问责（4）
▲杂文家鄢烈山发表文章《我怎么就不震惊？》
文章说，山西黑砖窑事件或称山西奴工事件，……媒体上有许多“令人震惊”和“高层震怒”之类的说法。我的良心也不断受到考问：对此惨无人道的案情，我怎么就不震惊呢？
我承认，我的阅历非常有限，虽然出身贫苦农家，18岁以前一直忍饥受冻，但朋友描绘的贵州甘肃某些地方赤贫到没裤子穿的景象我还真没见过。初到广州，杨箕村迷宫般“握手楼”的乱象大大超出我的想像力，大体可以用“震惊”来形容我的瞠目以对。
然而，这些年来，我的见闻日广，不论是“非法用工”的民工，绑架来的童工，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工”，还是打手，弄残等情节，都听得我耳膜起茧了。试问，一些乡村女孩甚至女学生，被拐骗或绑架，逼她们做“鸡”，不从就先轮奸，再关起来饿饭、猛打，直到她们认命。这样的事只有上千起吗？“烈女跳楼”都没有“新闻价值”了。这些“性奴”比山西黑砖窑那些“奴工”的境况好吗？说到8岁的童工，这些年常报道被操控的“卖花童”，也就七八岁吧？更悲惨更常见的是马路边的乞儿，从一两岁到十几岁，或残或病，或昏睡或匍伏在地，据说大多是被拐来的。前些天网上有帖子和照片，怀疑一个乞儿的眼睛是被操纵者故意弄瞎的。6月15日出的《凤凰周刊》封面文章是《迷失的儿童》，讲的就是一些被5000元左右一个贩卖的孩子，多有被“下手太狠”的。大江南北几乎没有城市没有这种惨象，以致有的大都会要设禁乞区来维护“形象”。时常在马路边见到这样的可怜儿，我的心早就麻木了。
还有，前几天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披露假人血白蛋白，我早就知道有类似的事。七八年前我需要输白蛋白，医护人员都劝我别输国产的，又怕假冒进口的，后来干脆不输听天由命。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最怕血源有问题，感染艾滋病。如今有报道说，“梅西镇生猪大量病死流入市场”。这期《瞭望东方周刊》封面文章是“癌症爆炸”，重点讲了淮河边的一个癌症村，作为“GPD至上主义的样本”。诸如此类，不都是突破文明底线、谋财害命的事吗？
至于山西黑砖窑事件中，说到有警察阻止寻子家长解救别人的孩子，有劳动监察人员转卖脱离虎口的民工，我更谈不上震惊。上期《南方周末》报道“鬼妻”案，写到一个“鬼妻媒婆”赚了1.7万元，警察罚她4万元放人；买“鬼妻”的一家花了1.4万元，警察罚收1万元了事。如今有一更威风的例子，河北唐山市一有政协委员头衔、“副团职”的涉黑集团“老大”，竟用装甲车敲诈他人财产达8亿多元……
每天都有这样的事在发生，我愤慨、“愤世嫉俗”是真的，但要说震惊，那只能是“假震惊”：天天一惊一乍，我早就心肌梗死了！
难道我们只有忍受，只有望天祈祷吗？当然不是。
有海外观察者讥笑说，如果中国记者想什么都能揭露出来，黑砖窑这类严重侵犯人权的新闻就会天天有；国内曾有网友说，如果死几十个平民就降半旗，我们的国旗就升不起了。我的结论相反：如果中国的付振中们有娱乐记者（狗仔队）享受的追踪挖料权利，如果死了10个以上平民就降国旗志哀，那么，这类丑事惨事就会日渐减少，直致变得稀罕。
总之，我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是一句空话，“人性”是不会这般变态的。
▲专栏作家连岳发表文章《恶之后更大的恶》。
文章指出，山西“窑奴”事件之后，我们对人性恶，对挣扎着的悲惨人群，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一次接一次的矿难、拆迁、官员侮辱民意、城市贫民与管理者的冲突之中，我总是会想，应该触底反弹了吧？在十八层地狱里，我们不是又坐了下行的电梯，再下到十八层的地下室吗？虽然索尔仁尼琴说过，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但是我不相信他这句话，埋得太深，种子都会死，何况是人。
果然，“窑奴”之后，向着两个方向，告诉目瞪口呆的人们，你们看到的，只是开始。一些人的回忆与描述表明，山西的砖窑，“强迫劳动”，在时间上可能纵深十数年，在范围上，可能遍布全省。更让人感到心寒的是，事件一经披露，我们习惯见到的危机公关又出现了，这与集中营有得一比的“窑奴”事件，却变成了“非法用工”问题，似乎补补工资就了事了，那些残忍的屠杀，比如把人打晕了直接扔进搅拌机打成肉泥（据6月18日《燕赵都市报》），似乎在一句“拿出证据来”的轻松反诘中，也可当成奇谈来对待了。
这才让人陷入更深的恐惧。既然“窑奴”只是“非法用工”，那么，还有什么行为可能触犯法律呢？这样我们国家不就成为一个零犯罪的国家了？幸福来得这么快，让人不敢接受。还好，这种愚蠢的做法得到了纠正，新华社6月20日的新闻中，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山西'黑砖窑'不仅存在严重非法用工问题，而且存在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
这样定性，可能就更能服人了。
如果在国家层面上也只是定义为“非法用工”，那么，社会崩溃的可能性都会有，因为这种说法已经离人性太远——让人产生的观感是，为了维护罪犯的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由网络揭露而大白于天下的“窑奴”事件，让那些对监督没有好感的官员来处理，这些人甚至就是利益共享者，他们当然要极力掩盖，甚至指责为“谣言惑众”，处理起来，“非法用工”都觉得罪己诏下得太严厉了。事实上，不是已经有倒卖奴工的干部还被“留用”吗？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嘛……
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往往都是由普通民众发现的，想瞒他们可能性是不大的。一个好的法治社会，民众发现问题了，就会及时解决，不然官员就会被民众给解决掉——失掉他们的选票；如果民众发现问题了，官员就及时把发现问题的民众给解决掉，让问题继续存在。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了。近来，从厦门巨型化工厂到山西“窑奴”，全是普通民众把声音发出来，大家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同时反证了一些官员治下的小社会坏到了何等程度。在这种对峙情势当中，决策层的判断若倾向于民众，这才是我们走向“好社会”的一个良好信号。
▲ BBC发表彭定鼎评论《砖窑奴工 另一个中国》。
在经济建设飞速前进、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据称人权状况比美国好五倍的中国竟然长期发生着绑架、贩卖奴工的现象，实在令人震惊！
人贩子们从火车站拐骗民工甚至在路边绑架青少年贩卖到私人砖窑做奴工。而且这些非法奴工的处境无疑比历史记载的许多奴隶更加悲惨——每日工作15 小时左右，一日三餐馒头凉水，动作稍慢就挨打，睡觉是地铺，没有洗浴，已经发现多人被殴打致死。被解救的民工中多人神志不清。这个事件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激起了严重的义愤。
即便我这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中国人”的人刚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事件时也不敢相信。它太怵目惊心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我对于底层的状况知道得太少了。这个事件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我耳闻目睹的现实差别太大的另一个世界，我只能称之为“另一个中国”。
现在，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央政府责令地方政府采取行动解救奴工。省长也出来道歉。
但随着真相的进一步揭露，人们再次惊异地发现，这不是个别的现象。山西以及其它省份还有很多类似的黑砖窑、黑煤窑和别的奴工劳动场。奴工人数之多令人惊骇。河南省电视台报道了这个事件之后几天，就有上千人前往电视台要求协助查找失踪的孩子。而且洪洞事件的调查取证和解救过程并不顺利，反倒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当地警方在初期冷漠地不作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有父母解救自己孩子时发现同村其它孩子，警察居然恶狠狠告知“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要管！”劳动监察人员甚至参与倒卖奴工，克扣补发的“工资”。
直到走投无路的失踪孩子父母在网络张贴求助信激起民众强烈公愤，中央政府才介入干预，批示严查。但即使在如此浩大的声势下，黑砖窑主竟然也能够大部逃脱，而且在警方突击砖窑解救奴工之后，砖窑竟然也会被！ “不明身份的人”焚毁，消灭证据。这一切昭然表明地方政府在保护黑砖窑！
我们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人性的凶残。但是想想希特勒、斯大林就知道，凶残不是中国人的专利。白人也曾经在非洲捕猎贩卖黑奴。问题是在21世纪的中国，凶残的行径如何在光天化日下发生？？
这个社会问题重重，是不正常的社会。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先想一想，正常的社会中如果有人企图诱拐绑架贩卖奴工会发生什么？
首先，人口失踪会立即引起警方高度关注、立案侦查。其次，狼狗和持械打手看管下的砖窑不可能不引起当地政府的注意，绝不可能长期存在。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根源是什么？是因为人民无权监督问责更迭政府！人口失踪被警方拒绝立案并不是新闻。几年前河南发生的杀害20多名少年的恶性案件中就有多名少年的父母向警方报案遭拒绝。被拒绝的失踪者家人无计可施，只能踏上漫漫寻子路。但他们作为纳税人却无法主张权利。
黑砖窑就在光天化日下生产，乡镇政府却视若无睹。劳动监察、安全生产、公安等职能部门一应俱全，却不约而同一起“失察”，甚至合谋，这绝不是偶然的。山西矿难频繁，同时省内各地安全生产监察局已经有6位局长因为受贿落马。食品卫生事件频发，可是全国任何地方都有卫生监察部门。由此可见，各级政府早就已经把法定义务置于脑后，全面出租权力，原因就是人们对它无可奈何！
能不能寄希望于党中央国务院呢？那无异于与虎谋皮。明朝朱元璋就曾经严厉惩处贪污，贪污犯却前赴后继，最后只好用戴罪的官员管理日常行政，于是出现了带着镣铐办公的奇景。
现在也是一样。中央关心的首先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维护统治。实施统治需要各级机构。这些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收税收费、打击危害统治的因素，人民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在可能危及统治时才会引起关注。只要政权是人民无法合法更迭的，它就必然腐化，沦为盘剥人民的机器。这样的政权出租权力实在是必然之举。不要指望中央痛下决心整肃吏治！
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们就是一个犯罪集团。老大可能杀鸡儆猴，或者弃卒保车，但决不可能牺牲统治机器的利益而危及统治。我绝不相信，中央重视之后奴工现象就会消除！如果我们不想继续看到光天化日下大范围的悲惨、不想继续让一些事件让我们感到义愤，那么最好还是丢掉一切幻想，致力于建设一个人民能够监督问责更迭政府的民主中国！
▲广州学者唐昊发表文章《我们只能做暴行的旁观者吗？》
文章写道，近些天来，山西黑砖窑童工事件的曝光，剥下了披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上的华丽外衣，把一个真实丑恶的世界展示在我们面前。对此，许多号称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一时之间失语——在21世纪，在文明的世界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在理智上无法置信；而我们和暴行居然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这本身就已是一种罪行。
残酷地剥削童工，是人类一项历史悠久的犯罪。原因很简单——这符合资本运行的规律。在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大机器的发明，童工和成年的不熟练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并且童工报酬更低、也不拖家带口，资本家大量雇用童工降低了成年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削弱了工人的反抗力量，从而强化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而在工资极低、条件恶劣的劳动中，儿童不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智力衰退，而且身心备受摧残，甚至因不堪压榨而死去。
但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童工事件，还不仅仅是一个资本逐利的问题。现代文明社会之所以大范围消灭了童工现象，是因为附加于其上的非经济成本已经过于庞大，使得使用童工无利可图。相比之下，在我们国家使用童工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成本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类似现象在中国出现已经至少十年，在此期间不断有记者、家长进行披露，却仍然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不是地方政府暗中包庇甚至幕后分赃，这些奴工产业不可能如此猖獗无忌。在这样大规模、长时间、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相关政府部门的作用又岂是一个“渎职”可以描述的？这分明是有地方政府参与其中、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同时，这不但是法律的失败、行政的失败，也是人性的失败；那些和暴行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不能逃避责任。这种情景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的灵魂；个人财富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文明时代的进步动力来自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为此而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并且由于这个时代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运动中进行，它自身就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
所幸的是，这个自认为文明的时代还没有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在前日，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并向全省人民检讨。劳动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22日表示将严查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政府失职渎职人员。这是迟来的正义、不足的正义，但比没有正义要好。
我对此唯一的期望是，此事千万不要以快审快结的方式迅速了结。如果行政和法律介入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尽快遗忘此事、淡化其影响，那就太可悲了。我认为，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必须要回答下列问题——除了山西，别的地方还有多少类似的人道主义危机？全国有多少孩子失踪及在强迫劳动中死去？那些被揭露出来的奴工、童工事件真的被解决了吗？还有多少劳动者的生存权正在受到威胁？在各种学习、运动甚嚣尘上的今天，为什么就没有一次“人权保障专项行动”？在和谐社会里保障基本人权，就这么难吗？
当然，指望青天大老爷出现，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本次事件中，公民意识在人道主义危机面前再次觉醒。但觉醒之后的人们却更加痛苦，他们被一系列的问题所困扰——我们拿什么来保卫自己？拿什么来保卫我们的孩子？许许多多暴行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是谁扼住了我们的喉咙？是谁绑住了我们的手脚？是谁麻木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在暴行面前无可奈何？这些问题的解决，恐怕才是作为普通人力量上升的开端。
对于那些已被生活摧残得绝望的童工、奴工来说，没有他人解救确实不可能获得自由，而相比这些肉体上的奴隶，我们这些精神上不自由的奴隶倒更有能力自己解救自己。所以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必须使这件事情不能轻易了结和淡化，这不但是每一个过着还算正常生活的人的责任，也是我们拯救自己之所必须！
▲ 南都报社论：反思不可骤止 治罪必须溯源。
社论写道，山西奴工事件发展至今，举国愤怒与悲情翻江倒海。全国总工会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事件的最新进展。洪洞县乃至全山西的省市行政系统，则正在以罕见的高效率运转，意在消除负面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害与冷漠原是那么漫长而坚硬，善后工作却异常迅速，道歉、诊治、补偿、返乡等功利性温情纷纷涌向受迫害的劳工。
但是，这一切都还没有触及基本而又深层的问题，那就是黑窑主所信奉的血酬定律。所谓血酬，即用暴力获取利润，绑架人质来勒索银票就是血酬定律的典型表现。类似地，包括大批童工在内的山西黑劳工，实质上也就是被黑窑主们控制的"人质"。正是利用廉价的他们，黑窑主、黑矿主们大肆赚取超额利润。这种地下现象在山西长期存在，不仅造就了庞大的黑色经济，而且"挟持"基层行政系统，相互利用、相互掩护。
这不是偶然的。黑窑主为保证持续汲取血酬，将确保某些有利条件长期存在。比如：压倒性地对奴工实行控制，为达目的就要豢养打手，不惜采用任何形式的暴力镇压；此外，更要向官员行贿，消除可能影响血酬的外部环境。而关键在于，围绕血酬为中心展开的贿赂不能间断，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并被黑窑、黑矿、黑冶炼厂经营者计入成本。可以想象，为抵消行贿所耗费的血本，黑窑主们会加倍压榨失去自由的劳工，以在他们死亡之前扩大掠夺成果。因此，这并非一个利益链条那么简单的推断，而是说血酬定律已成一种习性，渗透进基层行政系统的"毛孔"中。
在很大程度上，基层行政系统才是缔造当地黑色经济的推手。制造人权悲剧的黑窑场很早就被环保、地矿、公安等部门发现，但每次都是交了罚款了事。从黑窑主亲属的交待中发现，利用黑工的血汗钱去贿赂官员是平常事。在经济单一、财政窘迫的山西当地，这些黑窑事实上成了相关部门获取非法利益的渠道。为了让渠道不致断绝，基层行政系统对黑窑虐待、奴役劳工的惨状视而不见，而且还想方设法维持血腥收益的供应。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一些执法人员，曾参与倒卖黑劳工就是明证。此外，那些家长前往窑场，寻找被贩卖为黑工的孩子，不仅无法向当地警方求援，更受到他们的威胁。原因很简单，民间解救行动很可能动摇地下经济的稳定性，削弱这些基层行政系统对黑色经济的分成额度。
眼下，问责风暴已"席卷"山西奴工事件，民众焦虑地期待惨剧制造者遭受苛法重刑。一般来说，官僚层级之间的惩处程序相当暧昧，与舆论期待也大异其趣。几乎可以断定，以黑色经济结成共生关系的黑窑主与基层行政系统，会结成联盟应对存亡危险，以淡化直至化解惩处。他们能够得逞吗？谁都知道，山西黑窑工的黑幕绝非当地警方揭开，而是由那些找寻孩子的父母猛然掀起的；更重要的是，即便将如此人间惨剧定性为"个别罪案"，也无法为地方行政架构及官僚开罪。惩罚当然不能仅仅止于小小的村支书，否则，比照于泯灭文明和人性的惨剧，如此轻描淡写，基层行政中的血酬定律根本无损--暂歇于此次风暴的罪恶，就无法保证不会选择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间再次发作。
而且，山西开展清理黑窑行动以来，远远未见全功，至今仍有上千名童工和其他成年黑工不知所终；另外，许多名义上被遣返的奴工则再次离奇失踪；同时，竟然还有大量民工在奔往山西的途中，他们是继续沦落为奴隶，还是有幸成为阳光下的劳动者？这些同胞的未卜命运，一切都取决于基层那血腥定律被遏制的程度，最终取决于国家在捍卫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权上所秉持的决心。但愿本次反思不再落空，希望黑色经济笼罩下的基层政权重回正常轨道。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在《学术中国网》发文《黑砖窑事件的反思》。
黑窑童奴是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极恶
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恶，也是在我们关于“恶”的知识系统中难以理解和解释的恶，因为我们还没有发明解释这种恶的理论。在我看来，“反人类的极恶”可能是与之最接近的命名。这种恶使我想起了法西斯主义……黑砖窑犹如纳粹集中营。
由此事件引发的值得反思的问题真是太多了。这决不是几个黑窑主、包工头以及人贩子所能完成的极恶，它反映了我们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根本性问题：到底哪些力量参与了这种恶？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会在公共世界上消失？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为什么除了自己只身去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孩子以外，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我们的一些公安机构、执法机构为什么成为作恶者的保护伞？为什么在这种骇人听闻的极恶被曝光后，我们的主流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和黄金时间仍然在歌功颂德和歌舞升平？为什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各种令人发指的事件总是等“中央领导”批示后才得以“迅速解决”（其速度之快让我们更加坚信政府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办事效率，也更加相信这些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是因为政府不能有所作为而是不想作为，所谓“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如果所有重大的侵犯人权的恶行都需要中央领导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这倒底是国家之幸还是国家之不幸？还有多少同样令人发指、同样灭绝人性的事件因为没有这样的批示而继续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而且就在这个事件最最猖獗的时候，多少中国民众正沉浸在于丹的“快乐哲学”中！这正是我感到无奈乃至绝望的原因！
黑砖窑事件也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危险处境，在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安全权利不能获得保障的社会，受害民工的遭遇很可能明天就发生在我们或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国家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对于那些鼓吹中国已经“脱第三世界”，并正在“和平崛起”，甚至早已已经进入所谓“后现代”的知识界人士，黑砖窑事件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反讽！
集体性的道德沦丧是怎么发生的？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黑砖窑事件暴露的集体性的道德败坏和人性的集体沉沦。依据我在农村长大的常识，越是不发达的地区就越是保留了前现代社会的特点：村和村之间、乡和乡之间是一个类似放大的家族社会，虽然没有发达的媒体，但是这种熟人社会自有自己的传播和沟通方式。说山西运城等黑砖窑集中的本地人不知道砖窑里有童工、奴工是决然不可能的。那些当地的派出所人员则更是心知肚明。然而他们在欲望和金钱面前集体沉默了。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么多人的人性是怎么败坏的？
一个最可能被人们接收的解释是市场经济和利益驱动。但是这个解释不能让我们信服：为什么在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却没有出现类似事件？我不相信人性本恶或者本善的形而上学假设，我相信人性是历史的产物。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直接对接。文革极权主义极大地败坏了人性，它的最大灾难在于摧毁了人类的基本道德准则，对人的权利的随意侵犯在人们的心目中种下了道德虚无主义的种子，这个虚无主义的种子曾经掩盖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的堂皇旗号下为所欲为，为了“革命”可以肆意践踏人的尊严和生命。而在今天，这个虚无主义的怪兽又遇上了中国式消费主义的“大好时机”，“革命”的位置被“金钱”占据，于是，为了“革命”可以肆意践踏人性的道德虚无主义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化为“为了金钱可以无恶不作”。在极权主义的遗毒没有得到清算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就匆匆地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消费主义刺激了人的欲望，而道德底线的阙如又使得这种欲望像脱缰的野马狂奔不止。欲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受制约的欲望，不受制约的欲望就是兽欲，而且是集体性的兽欲！正因为文革极权主义把太多的人变成了野兽，才有今天这么多丧尽天良、从来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作的黑窑主、包工头、打手以及地方官员和公安警察。可以想见，今天为了金钱挥向童工的铁铲，在“革命”年代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挥向黑五类，挥向自己的老师、同事乃至亲人。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过“文革”，他们的人性沉沦和道德沦丧和“文革”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是在被 “文革”毒坏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文革所造成的道德虚无主义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有效清除，……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文革的人才受到文革的遗毒更深。
谨防感恩代替了反思：三论黑砖窑事件
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一个怪异现象是：弱者在蒙受了强者的专横跋扈、无礼对待后，只要强者事后做了“道歉”和“自我批评”（常常不是真心的），弱者就不再反思强者为什么能够屡屡虐待自己？自己为什么总是蒙受冤屈和虐待？应该如何彻底根除强者虐待自己的制度原因；相反对后悔、自我批评的强者感激涕零，心存感恩。结果常常是，虐待和冤情不久就再次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如此循环往复，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感恩文化传统。
纵观近日来媒体关于黑砖窑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对于这个悲剧性事件的反思和批评真在悄悄转化为对各级政府，包括黑砖窑所在的地方政府的正面报道，甚至可以感觉到人们的愤怒真在逐渐被对官员们的感恩戴德所取代。今天是某某领导公开道歉，明天是某某领导到医院看望受到虐待的奴工，后天则是某某领导亲自把慰问金送到奴工的手中。比如，据报道，那个虐待奴工最严重的黑砖窑所在地之一的广胜寺曹生村，其所属的洪洞县领导，专门派工作组到湖北看望曾经在那里受到虐待的民工水道宇及其家人，并发放赔偿金4000多元，慰问金1000元。
于是人们心里逐渐温暖了起来，愤怒、惊诧、批评的声音渐渐淡出，好像希望又回来了：人家已经知错了而且道歉了，就不要再不知足啦，应该感激才对。
我当然不反对洪洞县领导的这个举措。但是我认为这不能替代我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追问：洪洞县的最高领导对发生在自己所辖领地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事件到底负有什么责任？……也是在这个县，有劳监部门工作人员参与了倒卖童工从中牟利；还是在这个县，有人为黑心窑主通风报信使其销毁现场逃之夭夭。试问：这个县的领导对此没有责任么？他们的道歉和慰问能够抵消人们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么？因为洪洞县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独立王国，而是一个庞大且联系紧密的巨型组织的一个小小细胞，这个细胞的坏死不可能和整个组织无关。
中国的历史反复见证了一个事实：那些轻易地以知足乃至感恩来取代反思批判的人，很快灾难就会再次降临。
▲流亡海外的经济学家何清涟发表文章《中国奴工现象的制度性思考》。
文章写道，奴工现象并非只存在于山西，从2006年11月至今年4月，《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张君、刘立民对河北临西的同类现象作了一系列报导，如“河北临西惊现残疾'包身工'”，“来自大巴山的血泪控诉”，“黑砖厂里的'少女性奴'”，那些工人的遭遇与山西临汾奴工遭遇堪称伯仲之间，少女性奴的境遇更是悲惨。只是阴差阳错，河北的奴工现象被淹没在海量的资讯之中，而山西临汾的奴工事件一则因为有大量外地媒体与互联网介入，二则有奴工原籍河南省政府出面吁请中央政府干预，才终于掀开这黑暗、令中国人蒙羞的罪恶一页。
将两组报导比较起来看，这些役使奴工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这类血汗工厂以掠夺超高额利润为目标。河北临西汪江砖厂的老板与包工头奴役的是一群聋哑或智障残疾人，而山西黑砖窑奴役的是8－13岁的孩子，都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群。而掠夺这些人群的劳动，可以比一般血汗工厂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第二，奴役者多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如汪江砖厂的老板是连任几届汪江村党支书的叶长贵，其砖厂占地100多亩，就建在运河大堤旁，长年取大堤之土造砖。山西临汾的那些窑主在当地也属于有钱有势之人。
第三，山西临汾与河北临西的地方政府均成为这些奴隶工厂的保护人。叶长贵的行为首先是违反了《残疾人保障法》与劳动法，迫使少女当性奴更是违反了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取运河河堤之土造砖也违反当地河堤保护的法规，但他的砖厂就这么红红火火地开办了多年。据披露，在临西县此类粘土砖厂有上百家，雇佣残疾人做苦力是普遍现象。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这些“砖厂老板大多有钱有势，政府有些官员和他们穿着连裆裤，老百姓不敢得罪他们”。而山西临汾更绝，劳动监察部门涉嫌倒卖童工，当地警方更是多方偏袒这些窑主。据曾3次赴山西采访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披露，“我们去过的这些黑窑厂，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
第四，山西、河北都有为数不少的地方媒体，不可能对当地存在数年之久的奴工现象毫无所闻。但最后揭露这些现象的却不是本地媒体，河北临西的奴工现象由《民主与法制》杂志揭露，而山西省的却只能由河南省的记者出马。
这些事件披露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媒体报导时照例在批评地方政府的同时，赞扬中央政府。但这些分析无法解释英明的中央辖下何以出了这么多恶劣不堪的地方政府，而且这些地方政府与恶势力勾结牟利的方式亦如出一辙。
对这类现象不应止于批评层面，必须思考为什么所有能对地方恶势力形成制约的力量均成为缺席者。地方媒体的沉默主要是出于制度性约束，没有媒体的负责人敢去揭当地政府的短，更何况山西还有高勤荣因揭露政府喷灌工程造假而身陷囹圄的事例在前。民众的麻木与冷漠则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政府不作为或为虎作伥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无权利的民众能够大义凛然地充当先烂的出头椽子。唯一真正可以制约这些地方恶势力的是政府，但政府官员们却与这些恶势力沆瀣一气，形成利益共盟，从而使得政府管制缺位。
应该说，中国的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工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在法律禁止的情况下，这类事件却屡屡出现，只能说政府的管制能力已经出现严重的危机，法律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精英群体，只能成为政府用来管束无权者的工具。
最后，请论者不要再为中央政府开脱了。因为在政府正当管制能力严重下降的同时，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政治高压、特务控制、警察统治等成为近年中央政府三管齐下的“重要”制度建设，其目的只是用来对付民众日益觉醒的权利要求。而扼制民众的权利要求，其实就是对权势者掠夺民众的纵容。
▲《联合早报》21日发表文章称，反思黑砖窑案 该检讨的是省长还是制度？
在中央的高规格重视下，存在好几年的黑砖窑事件之处理，顿时杀入高速车道。山西政府几天前在风暴节骨眼中做出“不留一个死角”，“不留一个受困民工”的军令状。周三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宣布近期在“全国范围内以乡、村的小砖窑、小煤窑、小作坊等为重点，开展一次劳动用工大检查”，重点打击雇佣童工、强迫劳动、恶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
一场大规模的清查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行动，似乎蓄势待发。问题是，这些揭发、清查与中央关注，为什么现在才出现？
根据中国国内媒体回顾，早在九年前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黑砖窑主展开过较量，解救过数百名被困民工。当时陈建教发现的黑砖窑并不局限在山西，还存在于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一些受害者获救后哭诉，他们是从外地到北京务工时，从北京火车站被拐骗走的。2006年，陈建教曾直接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整顿黑砖厂违法用工问题。
过去几年里，有关黑砖窑内幕的帖子也持续在网上流传，直到最近两个月这个“奴工”问题终于被捅出来。河南家长集体发出求救呼声是事件曝光的直接推动力，但监管当局在事件中对媒体报道“开绿灯”，甚至中央媒体纷纷跳出来直斥基层政府，或许才是黑幕能摊在阳光下的关键。
令人发指的内幕被揭露后，据说山西的招商活动立刻遭遇困难。中央舆论监管当局让该省形象受损，或许反映出中央难以再容忍“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儿戏。
在重大压力下，省长出面检讨了。可人们仍要问的是：为什么总是要出现“危机”，积累多时的问题才接近可能解决的一天？像非法小砖窑、强迫劳动的非法用工现象，都是基本的法治问题，平日就应该处理的顽疾，却要待最高层直接干预，借一场危机的爆发，才能激起中央到地方政府治乱的决心。这都显示，中国社会管理距离制度化，法治化仍有很大距离。
▲ 世纪经济报道文章《黑窑场现象的文明根源》
山西洪洞县黑窑场事件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无关。其根源至少可同时追溯至文明与制度：文明上的根源是，某些乡村，由于历史原因，缺少儒家文明教化，其为追求财富而进行选择的时候人性之恶肆无忌惮地呈现出来，普通乡村民众精神荒漠化，对于种种反人道行为熟视无睹。
文化本能
奴工现象是一个社会特定精神状态的产物，而不是经济逻辑发挥作用的结果。从纯粹经济学的逻辑看，奴工劳动当然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从而带来某种高效率。古希腊、罗马维持奴隶制度，或许确有其经济学上的优势。甚至，根据经济学家Robert Fogel等人的研究，美国南方奴隶们的实际物质收益要高于北方、西部的自由农业工人，奴隶的预期寿命也高于美国和欧洲的城市自由工人。
因此，奴役、强迫他人劳动之所以成为丑恶的，被法律所禁止，乃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到，这种行为本身是不正当的，不管其效率有多高。
但是，单纯追求私人利益的个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点，甚至连那些被奴役者，也未必会觉得这种做法不对，他只会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奴役者的暴力比自己强，假如自己有那种暴力，没准也会奴役别人。
一个社会要废除奴役制度，取决于某种信念，而这种信念需要借助于某种教化途径被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一种文化本能。
前不久，英国纪念废除奴隶制度200年，而英国废除奴隶制度乃是宗教复兴运动的产物，其主要力量不是来自启蒙和革命，而是来自18世纪后期兴起的 “福音主义”。同样，美国的废奴运动，也以虔诚的基督教人士为主体。当然，再往前说，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家曾经依据基督教自然法传统论证，美洲土著人享有其作为自由人的自然权利，不容欧洲君主们随意剥夺。
在中国，古典儒家，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后来的董子、朱子，都是坚决反对奴隶制度的。在他们看来，人确实有贤与愚、君子与小人、劳心者-劳力者、治人者-治于者之别，两者各有其“分”，即各有对应的权利义务，但两者之间绝不存在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儒家教化的功能不仅在此。它也通过其它教化活动，唤醒民众的道德精神和正义感，而抑制其动物的本能一面，从而使经济活动文明化。
现代经济学、伦理学都强调个人的选择自由。这在公共事务领域当然十分重要。但是，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个人仅凭私人理性作出的某些选择，很可能是短视的：可能短期收益较大，但长远看来会有严重后果；或者增进了自己利益，却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甚至整个社会的短期利益都增进了，而社会的基础秩序却造成损害。……道德规范的作用其实能够扩展个人的理性能力，促使个人自觉地，甚至潜意识地排除那些坏的选择，从而使市场秩序良性演进。
商人精神
余英时先生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论旨的启发而对儒家文明进行研究，撰写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及相关文章。他证明，儒家思想有利于工商业之健康发展。对此，笔者愿意补充说，儒家的文明教化为交易制度之维系，提供了基础性基础，比如勤奋、诚信、商人自治、回报社会等等价值，都是儒家所强调的。
凡在儒家文明教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人文精神影响于人际关系，尤其有助于驯化强者、富者，约束其奴役弱者、贫者的本能冲动。在儒家文化气氛淡薄之地，则人际关系就可能趋向残酷。
设想一个“能人”想发财致富，会采取何种策略？受到儒家教化的民众很可能去开办实业、去经商，而一个缺乏这种文明精神的能人，则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毫无顾忌，必然倾向于选择其私人理性所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办法：掠夺。在这些地方盛行的行为模式是：有智力者欺诈他人，有力量者欺负他人，有权力者则奴役他人。而旁观者对于此种行为羡慕多于厌恶。
总之，儒家社会组织体系较为发达的地区，民众具有最基本的是非、对错观念，因而，在日常生活及经济活动中排除了一些最坏的选择。比如从历史来看，明清以来商人精神在南方一些地方有突出的表现，在这些地方，经济之高度发达，与儒家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社会道德秩序相对健全、大部分民众具有基本是非感，有直接关系。
相反，由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去儒家化过程，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乡村缺乏这些因素，其经济生态呈现出落后甚至野蛮的形态。黑窑场不过是其中之斑。
然则，谁，通过怎样的方式滋润这文明的荒漠，使社会、市场趋向文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著名网络评论家十年砍柴发表文章《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政治》
山西“奴工”事件至今虽未收场，而网络上的热度——也可看作为民间的热度已经降下来了，但可能其在庙堂或曰在当局者内部反而升温。其统一宣传口径、降低舆论热度的努力，其实更能证明，在体制内部，当局者已经很重视这一问题。
最高当局已公开承认这一事件中，有“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一反前期轻描淡写的“非法用工”之定性，山西巡抚叩阙请罪。这一切说明，对民间特别是网络上表现的民愤特别是国际舆论，高层人士已判断为不可等闲视之。那么对待汹汹民意，一般说来是“两手抓”：安抚和控制并举，奴工事件也不会有意外，因为根本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其对付公共危机的思路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所能变的无非在技巧层面。
为什么当局对此事的态度会出现较大的变化，难道是因为他们刚刚明白事情真相？非也，在信息交流发达的今天，尽管行政体系仍然还残留着明清帝国时代的惰性，但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帝国时代的“欺君行为”难度越来越大。连篇累牍的报纸、电视、网络对此事件的报道，高层人士不可能充耳不闻，而且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渠道，比如秘不示人的内参，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华夏域内哪起重大事件能瞒过最高当局？相对于从公共媒体了解事态的民众来说，高层人士只可能知道得更多，更详细，而不可能更少、更简约。
可为什么在事件爆出的初期，最高当局没有明确表态呢？这是传统的体制使然，他们有一个观察、判断的过程。对于奴工被限制人身自由、童工被绑架贩卖这些和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恶性事件，高层人士得知后，作为单个的人，我想他们也是震怒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权机器上的重要部件，他们要公开表态，显然会超越个人的喜怒哀乐。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整台机器，他们的考虑首先是从政治层面出发。
当今最大的政治就是：稳定、和谐，加强执政能力。千根针、万条线都是围绕这一要务。因此，这类恶性事件被他们知道后，他们的态度不是事件本身有多恶劣，矿难是死10人还是100人？一件刑事案的审理是否公正，贩卖的是成人奴工还是未成年人？如果这些公众都不知晓，或者知晓后没什么反应，高层的态度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其对所谓的政治稳定没有太大影响，所有的灾难只是以数字和术语的形式，在奏折上出现。他们的态度取决于，这些事件一旦被公众了解并迅速传播，成为公共事件后，对政权的影响有多大。
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功利主义，他们对于具体事件的反应必定不会死板地遵循某种理念：比如人权至上、公正至上等等，而是处决于对自身的利益判断。因此，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出来后，普通民众更关注事件的残酷，而高层关注的是国内外舆论对事件之关注，而非事件本身。因此这样的判断不会一开始就很准确，多数会依赖于经验，比如以前类似事情发生后的处理方式，派个级别并不很高的官员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一下，安抚一下受害者，找两个作恶者，大的方面给予肯定，小的方面予以批评，把坏事变成好事，把丧事当喜事办，如此安抚民意，继续维护政权的形象与公信力。我想，在山西奴工事件发生后，一开始也循这样的思路，两个副部级官员到了山西，其言行我们何等地熟悉。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追求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为什么会官官相护？因为官员集团抑或是整个政权体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上面的官员也痛恨下面官员的渎职、贪墨、阴奉阳违，但在这个高高的行政金字塔中，没有塔基哪有塔尖，上层需要下面的人为他守摊，因此默许或认可下层官吏的一些不法行为，但前提是不要危及上层。因此，如果能够以最轻巧的办法处理奴工事件，岂不皆大欢喜？
可今天已进入网络时代，再强大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信息传播，当愤怒的民意得到充分表先后，尤其是这一事件被境外媒体广泛报道，引发国际影响后，致力于大国崛起的最高层就不能无动于衷了。此时，在这一具体事件面前，最高层和省、市、县政府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越到基层，政府和里面的官员越和这一事件脱不了干系，他们当然会千万百计推卸责任，尽快最大限度地化解这一危机，保护好自己；越到上层对这一事件越超脱，他们可以利用法定的权力处理下面的官员，以安抚民意。可是如何处理，处理到哪一级别大有学问，这仍然需要上层观察和判断，如果牺牲一个乡长能搞定的事，决不能浪费一个县长，必须以最低的成本来应付民间舆论。因为一味地为民间舆论和所谓的公正秉公处理，可能会伤了兄弟们的心，让其他基层官员唇亡齿寒，谁还给你卖力？那么上层的行政效力更会衰减。可如果处理畸轻，至少要弄掉一个县长而拿一个村长凑数，不但起不到安抚民意挽回国际影响的作用，而且可能纵容鼓励基层政府继续欺上瞒下，把中央政府和老百姓都当冤大头，这也不符合最高当局的利益。
所以，我想最高层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取决于他们的判断：何种方式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治利益，因此必须找一种平衡。我写过一篇文章《大家都在讲政治》，就有类似的分析。富士康劳工事件被披露后，最后的处理方式也是循这种思路。我想厦门PX项目，以及山西奴工事件，最终还会这样。
什么劳工权益、未成年人保护、环境保护、司法公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层的政治利益，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所有的问题，一旦成为公共事件，都会毫无例外以中国特色的政治方式解决，而不会司法的归司法，环保的归环保，舆论的归舆论。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政治，会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吗？
▲署名周舆的作者发表文章《从山西奴工事件看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危机》。
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度，是国人的神经早已麻痹的国度。于是在这样的国度，新闻总会以越来越惨烈和血腥的方式出现，否则哪里可以触动那一根根早已麻痹的神经，哪里还叫新闻！
在建设“和谐”社会主旋律中，山西洪洞公然进行着现代奴隶制的伟大创举。媒体曝光了，国人震惊了，言者开骂了，总书记批示了，高官也亲自查处去了……一件中国式的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并以中国特有方式进行着、“解决”着，很快它将被人们淡忘，这件事的价值似乎不会超越其他的中国式“新闻”。
在这样一个事件中，草民及其子女是无辜的受害者（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窑主是残暴的做恶者，窑主的乡党邻里是沉默的知情者，当地乡镇官员是知情者甚至是受益者，而县、市、省政府（实际上各级党委才是权力的最后持有者）则是“不知情”者，而中央则是被惊动者和力主查办者。
从这样一个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的整个生存状态。在各个层面，大家都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大家一起等待着下一个新闻的发生——该受害的还继续受害，该作恶的还继续做恶，该不知情的还继续不知情，该被惊动的还继续被惊动。
将近100年前，中共的发起人之一李大钊曾经与胡适博士进行过一次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争论，那就是要不要对中国进行“根本解决”。当时，胡适先生认为中国问题是“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主张“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五鬼可以一个个消灭；而李大钊则认为胡适的见解是浅薄的，中国只有搞社会主义革命，所有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后来的中共就是李大钊“根本解决”论的持有者和实践者。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大陆根本解决了什么？而在台湾，“五鬼”却基本被解决了。
但今天，我不想批评中共的“根本解决”了，反而我到觉得“根本解决”的思路没有错，而今许多问题都到了需要“根本解决”的时候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拿什么进行根本解决！
由山西奴工事件，我们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存在着根本性的社会危机。这样的社会危机，靠中央领导一个个批示就可以解决吗？我们有没有一种可以杜绝这样事件发生的体制，而不是疲于应付？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施英）
一周新闻聚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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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聚焦：黑窑奴工案民间向胡温中央问责（3）
▲齐鲁晚报发表署名王毅的文章《查处黑窑保护伞是最好的道歉》。文中说，6月20日《法制日报》报道，洪洞县政府于18日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全国12个省市向被解救的黑窑农民工登门道歉。此次由洪洞县人民政府派出的11个工作组，把致歉信、工资、慰问金亲手送到被解救农民工手中。
以政府的名义派出专门道歉的工作组，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洪洞县对黑砖窑事件的补救决心。同时，“对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按月标准470元的3倍足额支付，洪洞县先行拨付30万元，用于垫付被解救农民工工资，并保护其向非法场主起诉索赔的权利”，也是洪洞县政府知错就改的应有之义。但笔者认为，正义仅仅伸张及此还是不够的。
黑砖窑事件曝光后，公众热议最多的话题是，为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山西省到洪洞县没有一个部门站出来明确表态，而当中央领导明确批示之后，这一切方才付诸现实？显然，对这个问题有关方面不能以失察为借口。
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某些政府部门的默许，一些黑心窑主才敢为所欲为，拿窑工的性命不当回事。所以，洪洞县政府道歉也好，赔偿也好，都不过是借此挽回政府声誉的一种公关手段，他们只是做了早就该做的事情。而只有将那些一直在背后支持默许“黑窑”存在的有关部门的问题查清楚，并将某些人绳之以法，洪洞县才算是真正体现出响应中央领导批示的决心。
有消息称，洪洞县目前至少有20名官员受到调查，这体现出在上级权力机关的施压之下，洪洞县彻查“黑窑”幕后人的决心，但笔者以为，对“黑窑”的彻查，最终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即在“黑窑”事件彻底终结之时，究竟有多少相关公职人员会因此受到处理，又有多少公职人员最终会身陷囹圄。笔者以为，只有所有的“黑窑”幕后人都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才是洪洞县政府表示自己歉意的最好方式。
毕竟，正义不仅仅是通过几声无关痛痒的道歉，以及归还劳动者应得的收入所能实现的，道歉与赔偿只是伸张正义的必要措施，而非全部。严惩相关的公职人员，方能让正义在洪洞县里得到最大的伸张。
▲时事评论员熊培云发表文章《黑窑事件怎不见有人辞职》。
文章写道，还要说什么呢？对于近来发生在山西黑砖窑里的一切，早在1854年7月4日的演讲中，道格拉斯先生便已经说完了：“难道还要我说：像对待兽类一样对待人，剥夺他们的自由，逼迫他们劳动而不给付工资，让他们对与其交往的同类的关系一无所知，用棍棒殴打他们，用皮鞭抽打他们的肌肤，用烙铁烧灼他们的肢体，让警犬追咬他们，把他们廉价拍卖，离散他们的家庭，敲落他们的牙齿，烧焦他们的肉体，以饥饿驱使他们服从并降顺他们的主人，要我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吗？难道非要我来辩论这样一个用血写出的、浸染着污秽物的体系是不道德的吗？不！我不屑辩论。”（见道格拉斯《论奴隶制度》的演讲）
丑得惊动了中央，中央惊动了地方。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引起中央高度关注，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都作了“重要批示”，而受惊的地方政府终于开始“专项”了。据说，截至16日专项打击已经解救了500多人，据说，“专项”要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渎职责任，对那些为黑砖窑、黑煤窑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对辖区内强迫劳动、非法用工，尤其是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情况不闻不问、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党员领导干部，要依照党纪政纪严肃查处……
民众的疑问是：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被发现有问题的黑砖窑会在山西四处冒烟？为什么数百位家长在山西跋山涉水寻找自己的孩子时当地派出所却无动于衷？当村民知道有受伤者被窑主的打手们活埋，为什么这些信息中止了传播？当人们抱怨政府失灵时，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当然，有些疑问在随之而来的系列报道中被拉直了——知道当地一些派出所竟然会跑到黑砖窑去收保护费，我们就不难理解村支书儿子手下的那几条狼狗为什么那么有威力了。
民怨沸腾。然而，在如此巨大的丑闻压力下，所有渎职官员都变成了“千斤顶官员”，竟然没有一人向公众道歉，更别说引咎辞职了。与此相反，当地政府甚至还在强调自己的队伍如何“果敢出击”，仿佛把这场迟到的解救当做摘取“胜利果实”的机遇。当“坏事”再次变“好事”，谁来为这持续了十几年的罪恶负责？
向国民道歉，天不会塌下来。有人兴高采烈地发现洪洞县政府在慰问民工时将一封致歉信同时送到了他们手里，多年没见如此感人的场面，真要令人欢呼了。然而，仔细想来，洪洞县政府的所谓道歉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道歉，它充其量是息事宁人的道歉，因为没有一位官员主动站出来愿意引咎负责。在这种“好辞职不如赖当官”的逻辑下，洪洞县政府的道歉又有多少诚意呢？这种为自己减负的道歉，想来国民断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道歉不是护身符，人不能无耻到只会说道歉的地步。
无人引咎。官员们究竟怎么了？莫非他们像熊猫一样被喂养惯了，害怕一旦不被喂养就再也找不着其他活路？就像不久前首只被放归野外的圈养大熊猫那样，在与野生大熊猫在领地和食物争夺中，从高处摔下去……
康有为说：“风俗之美，在养民之耻。”卡莱尔同样认为：“羞耻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没有羞耻心，就没有良知；没有良知，如何能担当作为众人之事的政治？显而易见，羞耻心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它既可以维系社会公德，又是规范权力、维护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正因为此，在许多国家，类似丑闻足以导致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与信用危机。然而在中国，事到如今，我们连个引咎辞职者的影子都找不到。中国官员常说与世界接轨，我想在如此强大的民意谴责之声中，在眼泪又一次洒遍互联网的昨夜与今天，有关官员的羞耻心是不是也该和国际接接轨了？
▲学者摩罗在自己的新浪博客发表文章《处理山西黑窑童奴事件的一条建议》。
文章认为，对于山西黑窑童奴事件，国家应该做的工作至少有两件。第一当然是惩治罪犯（包括窑主和他们的后台官员，以及人贩子），第二是对那些惨受摧残的孩子实行国家赔偿。
对于第一件应该做的工作，我不会指望做得多好。中国社会一出事，就由弱者承担责任、作出牺牲，这种放走阎王、揪住小鬼的把戏，看得多了，早就学会了不再做什么指望了。通常涉及省长的事件，撤个把厅长了事；涉及厅长的事件，撤个把处长了事；涉及处长的事件，撤个把科长了事；涉及科长的事件，撤个把股长了事。为什么许多中国人立志当大官，就因为在中国当小人物太累了。平安的时候得当好奴才，一旦有事就马上成为牺牲。这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习性了。
我说说第二件工作吧，我将此看作一条建议。这么多受害者，他们在身体上、心灵上、教育上所蒙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决不可仅仅从窑老板的抽屉里搜出几张钞票就把这些不幸的人们打发掉了，而应该由国家成百万成百万地赔偿这些受难者。窑老板没有这样的赔偿能力，应该由国家承担赔偿的责任，因为是国家没有保护好这些无辜的孩子，是国家失职才导致这些孩子长期受难（其中涉案的一些人、一些部门，本来就是代表国家的），由这个失职的主体承担赔偿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那些窑老板为什么敢于如此猖狂如此残忍，就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并不把这些孩子的权利当回事。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些受国家保护和尊重的孩子，他们决不会如此肆无忌惮。这个教训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很重要。
我再重复一边，这些孩子在身体上、心灵上、教育上所蒙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的父母亲人所承受的情感痛苦、心灵折磨也是不可估量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在遭受几年折磨之后，整个发展前景事实上都已经被摧毁了，许多东西一耽误也就消失了，你让他们还怎么去上学？怎么去打造自己奔前程？怎么对自己怀有信心？怎么对世界怀有信任？他们正常的心理和人格在形成之前就已经被这噩梦般的苦难摧毁了，他们事实上已经永远失去了拥有健全人格和幸福人生的权利。所以，成百万成百万的赔偿并不高，跟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相比，再多的金钱都是无法补偿的。
对于这第二件应该做的工作，我不会指望国家会做，因为这个国家是如此高高在上，还远没有学会脸红，甚至还没有学会听一听它的主人（比如那些孩子及其父母、比如你、比如我、比如他）的倾诉和主张，要它承担责任那就更难了。
而那些应该用来赔偿孩子的钱，本来都是我们大家（包括我）的，是孩子们的父母的，也是那些孩子自己的。我也是一个纳税人，却从来不知道我有没有权利支配我的税款，我以自言自语的方式提提建议缓解一下良心压力的权利或许还有。
▲潇湘晨报：大事当前谁该为此引咎辞职。
国家《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不知在这么大的责任事件面前，有没有领导站出来引咎辞职、以示谢罪，诚恳接受上级的调查处理，并以此为契机，建立完善的引咎辞职制度。
▲新京报：根除黑窑务必先治麻木渎职
多年来，“现代包身工”现象在各地一直不断出现，屡屡挑战公众容忍的底线，引发政府部门的查处风暴，但为何至今难以禁绝？难道只是源于暴利驱使和人心沦丧？
黑恶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黑恶势力无动于衷，甚至与其狼狈为奸。所以，和治矿先治官一样，根除黑砖窑和“现代包身工”的核心，仍然是 “治官”，向某些地方官员的惰性、麻木、渎职开刀，向盘根错节的权钱交易网开刀。如此方能使公权力回复公正，建设关怀弱势、保护善良、尊重生命的社会。
当清查黑砖窑的风暴即将掀起之时，建议同时启动问责风暴，唯其如此，才能还“包身工”及其家人以慰藉，还人间以公道。
▲北京青年报：童奴事件能否推动法治车轮
发生在山西黑砖窑里的一切，只能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他们的“悲惨世界”在“世界无童工日”（6月12日）左右被媒体披露，也许纯粹是一个巧合，却“巧合”得让人如此心痛。
毋庸讳言，山西黑砖窑案注定会和孙志刚案一样成为中国法治史的奇耻大辱。后者稍许让人欣慰的是，它直接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血的代价总算换来了法治车轮的进步；那么山西黑砖窑案呢？残忍至极的这一血泪事件，能给中国法治进步带来什么？它能推动笨重的法治车轮哪怕非常微小的一点前进吗？
所有的农民工故事都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劳动法》对弱者的保护无比脆弱。当《劳动法》所保护的对象被人当奴隶一样买卖，而且早已不是“个案”而成为一种“现象”时，我们就应该考虑《劳动法》的保护力度是否太弱，对执行《劳动法》的部门责任是否规定得太少太轻？当一部法律在现实中的落实被大打折扣，甚至形同废纸，那么这部法律本身就必然值得反思。
▲江南都市报：善后不当意味仍在纵容黑窑。
当黑砖窑事件被曝光、全国媒体高度关注案情之时，如何善后其实也是对当地政府的一次大考，考的是政府的行政力、公信力，考的是政府处理危机、挽回形象、留住民心的能力。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当地官员在事件曝光后的不当善后，更让人义愤填膺：人证被遣散了，物证被烧了，主犯逃了，赔偿找不到人。如此善后可以给零分。
当地官员如此匆忙善后，并不是在给民工善后，而是在为自己善后，急忙息事宁人，想撇清责任。如此善后的背后，让人怀疑地方官员还在纵容保护黑窑主，还想蒙混过关。
如今，黑砖窑事件如何善后也在拷问着当地官员的灵魂，考验着当地政府的决心和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如今的“县衙”里会有“好人”，会给遭受迫害的农民工一个交待，会让黑心老板受到应有的惩处。
▲纪纲撰文《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民间追问》。
文章写道，山西“黑砖窑”事件愤怒了媒体与网民，惊动了高层，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障部、公安部派员赴晋调查督办案件。针对此事件的各种“声音”从各自的角度，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当然这些声音有和谐的也有不和谐的，有悦耳的有不悦耳的。笔者对迄今所获得的相关公共信息亦感慨良多，对一些模糊的概念与不解的现象提出民间的质疑与追问。
“黑砖窑”幕后的责任人不只一个衡庭汉。前段时间，公安部将山西“黑砖窑”一工头衡庭汉列为B级通缉犯成了许多媒体的头条新闻，从许多新闻标题上容易让人联想到山西“黑砖窑”的罪恶都是这个叫衡庭汉的人干的。16日，衡庭汉在湖北落网，但山西“黑砖窑”的责任追究想必并未尘埃落定。衡庭汉充其量只是洪洞县曹生村一座砖厂的承包人，只是“黑砖窑”这一罪恶土壤上附生的一株小小的毒草，只是因为被河南家长和媒体最早地揭露出来。山西“黑砖窑”有数万家之多，其中不同程度存在违法犯罪的“黑砖窑”仅河南百位寻亲家长粗略看到的就有上千家之多，这些“窑主”、“承包人”、“打手”少说应有数千人吧，都抓到了吗，都通缉了吗？那些批准或纵容、包庇甚至参与“黑砖窑”经营的当地政府、派出所、劳保局等相关部门和责任人，那些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视的父母官的渎职失职都追究了吗？那些将村一级基层政权交给黑恶势力掌管，当“甩手掌柜”的乡镇责任人的责任追究了吗？
“死角”、“反弹”不是“黑砖窑”长期存在的理由。报载（《新闻晚报》），据山西省公安厅一负责人讲，“我们一直在采取措施予以打击整治，但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渣泛起'反弹'现象。”这更象总结经验而非检讨失误。由此看来，所谓“死角”，只能说是观念和责任上的“死角”，而非地理位置上的“死角”。所谓反弹也只是想象中的反弹，从未停过，何来反弹，反弹说只能理解为推脱责任和掩盖事实。
解救“黑砖窑”被骗民工不应只是“专项斗争”,政府看问题应更加全面和宏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跟着媒体热点跑，比如开展以打击'非法用工、强迫用工“为主题的专项斗争，把关注点投向当地的所有人口密集型私人企业。用制度而非口号保障长效机制的形成，让山西的企业都成为”阳光企业“，让山西的土地成为温暖的土地，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好些。以人为本而非以危机公关为本才是危机公关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利通天下“而非”利痛天下 “的晋商抱负。
为什么非要惊动高层才得以解决问题？这个命题好多媒体都作了追问，这里只作一点结论性回答，那就是地方政府忽视民生、民声，把GDP当成大事，把非法用工的事当成小事。对普遍存在的黑砖窑“知道”是纵容包庇，“不知道”是失职渎职。烟窗高耸在当地政府的眼皮底下，说不知道只能是欲盖弥彰。执政一方，首先要安一方百姓，不管是土著的还是外来的，不明白这一点，是当官之耻，是百姓之祸。令人不解的是，惊动了高层也并不能解决问题，温总理2004年批示关怀过的2002年被骗到山西窑场做工被工头打断双腿的少年张徐波，至今仍未拿到法院判决的49万元赔偿款，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次会不会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呢？从“童工转移”、“劳保局中途倒卖被解救儿童”、“派出所不让带走被拐少年”等事例上我们仍有理由作出上述怀疑。看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乱象靠道德教化显然行不通了。
▲ 星岛环球网：黑窑奴工案 媒体齐声讨伐要求山西高官下台。
黑窑奴工事件爆发以来，中国媒体一直在质疑为何至今没有官员辞职，要求山西省高官负责下台。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调查，洪洞县的环保、地矿等部门，对曹生村砖场长期禁锢、强制外地儿童、智障人士及农民工的情况十分了解，但每年都只是来罚款，收了钱就万事大吉。据悉，该砖场近年仅向广胜寺镇派出所就上交的各种费用五万二千多元人民币，且大多没有收据。“红网”的文章指出，根据国家《公务员法》，当地政府的诸多大员，显而易见已经严重渎职失职，不再配做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更不配成为官员，但为甚么在这么大的责任事件面前，还没有领导站出来引咎辞职、以示谢罪，诚恳接受上级的调查处理呢？
在百度洪洞县的贴吧里，有网民直接要求洪洞县县委书记、县长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并称“你们还有何脸面活在洪洞、山西、中国的大地上！”
另外，《重庆晨报》18日发表文章，质问正在山西调查的中央工作组：上千名在山西各砖场做苦工的儿童到哪里去了？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不少砖场主为销毁证据，偷偷将他们转移到临近省区再进行遣散，以逃避惩处。
而官方媒体新华社17日刊发“是谁让黑窑主们如此肆无忌惮”的评论，直指黑窑主现象存在的背后，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失职渎职问题。文章说，黑窑工背后，首先是黑窑主的贪婪残暴。他们为一己私利，丧失人性，丧尽天良，理当依法严惩。
文章称，限制人身自由、恣意殴打工人，当地有关部门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吗？以往经验表明，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一方，就是因为背后有保护伞。在洪洞县黑砖窑事件中，有的警察只允许家长解救自己的孩子，任由窑主恐吓家长；有的劳监人员参与倒卖童工；有人为黑窑主通风报信……各种迹象表明，黑砖窑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官商勾结行为。
人民网文章说，山西奴隶砖窑的窑主，绝大多数是当地农民出身，而且从农民中“分化”出来，不再靠“诚实劳动”致富，而是掌握粘土资源、地盘、资金牟利等，砖窑的经济形式显然是“非公有制”……因此，窑主可划入“新社会阶层”。
说到底，“新社会阶层”低端们的影响力只限于当地的执法部门，那他们就“摆平”当地的执法部门，所以有报道说有当地的劳动监管人员把“解救”出来的奴隶童工重新转卖的，有当地的公安局承认“个别”派出所牵涉其中的。“新社会阶层”低端们的财富积累无法“大进大出”，他们就直接地、野蛮地、残暴地从奴隶窑工、童工们身上榨取。
▲居住在香港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武宜三发表文章《于幼军，老百姓把你们这班忘八蛋养得又肥又白的，是为了什么？》
文章指出，忘八蛋者，忘了“八荣八耻”之谓也。于幼军为“我省各级党委政府”打保票，也为他自己打保票。中共用死了的邓平寿为山西黑窰奴工冲喜，继续愚弄老百姓。汪洋流眼泪谁相信？你看温家宝流得多了，便失灵。
一，于幼军的自我表扬，为自己打包票
山西省长于幼军六月二十二日在向全省人民道歉的同时不忘自我表扬：
1、省政府在这两年多次下发了整治规范小煤矿、小砖窑、小玻璃器皿厂等劳动用工秩序的档，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取得一定成效。
2、去年启动了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立法工作，今年6月1日，省人大常委会议通过颁发了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性法规。
3、曹生村等“黑砖窑”事件经媒体的披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央领导同志就此作出重要批示以后，省委省政府立即研究部署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砖窑，解救被拐骗民工”的专项行动，连夜在几个重点地区开展突击检查。
4、6月15号上午，省政府又下发了《关於开展整治非法劳动用工和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的通知》，下午又召开了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对专项行动作出部署。
5、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公安系统出动了4万多警力，在全省“地毯式”排查，检查小砖厂、小采矿厂、小冶炼厂8,760处，解救被拐骗民工359人，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刑事拘留35人，行政拘留24人，其他治安处罚38人。
应该说，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对煤矿、铁矿、非法砖厂等企业非法用工，特别是其中拐骗民工，强迫农民劳动和非法使用童工等刑事犯罪问题态度是明确和坚决的，一经发现就给予严厉打击。
于幼军在这里为“我省各级党委政府”打了保票，自然也是为他自己打保票。“一经发现就给予严厉打击”，以前为什么没“打击”？是因为没“发现”。连责任也推得一乾二净了！那么，我想问于幼军：
老百姓用民脂民膏把你们这班忘了八荣八耻的忘八蛋飬得又肥又白的，是为了什么？
我建议向要脸的于幼军颁发“最要脸奖”，以表彰他巧言令色、不死要脸的光辉形象！
二，470元的三倍和十一个工作组
山西省洪洞县政府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12个省市向被解救农民工登门道歉。他们将把洪洞县人民政府的《致歉信》和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慰问金亲手送到被解救农民工手中。洪洞县根据最低工资标准和相关规定，对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按月标准470元的3倍足额支付。
山西省洪洞县政府为了送上数量为470元三倍的“被拖欠工资”，派出了十一个工作组，行程遍十二个省市。但从互联网上查知，由山西省太原市至海南省三亚市的飞机票单程价为2,140元人民币，加上酒店、饭舘、陆路水路交通、按摩院、公关女郎等消费以及治装费、出差津贴，以每个工作组十人计，这洪洞县的开支大约得在一千万元至二千万元之间。当然公费赌博、公费嫖宿，还无法预算在内。
如此这般，第一，知道了共产党怎样的“以民为资本”了。
第二，知道了470元人民币便是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标准。
三，批示、文件满天飞
中共中央以批示、文件治国。山西省的老爷以批示、文件治省。洪洞县的老爷也是以批示、文件治县。小小的广胜寺村矿产资源管理所也牛屄十足的向王兵兵下达“洪矿管制2006第1号文”---《广胜寺所制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
洪洞县环保局向王兵兵妻子张梅《约见通知》，编号为“洪环约广06023号文”。而且在一年多里先后三次下发《约见通知》。
下批示、下文件，受贿、勒索，外加警棍和监狱，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伟大服务了。
四，王八多了不干活(一)
中共洪洞县纪委6月12日介入调查，受调查机构包括县国土资源局广胜寺矿产资源管所、环保所、工商所、派出所；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大队长；县环保、执法大队队；县工会、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等。
真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王八多了不干活。
五，王八多了不干活(二)
山西省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要积极主动配合政法部门开展好这次专项行动，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分子，解救被拐骗的农民工。做好被解救农民工的善后工作上，要体现对这些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把他们的经济补偿问题解决好。
唱得比说的好听，奴隶制社会何来“人文关怀”，官办机构伪工会本身是一群吃人肉喝人的帮凶打手，何必要如此惺惺作态？但是，御用记者仍不忘为官办的工会组织评功摆好，“解救援助农民工，维护其合法权益，付出大量努力” 云。
…… ……
▲ 美国之音报道：黑窑案只是家族犯罪团伙惹的祸？
报道说，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在继续大量评论、报导山西洪洞县砖窑雇佣奴隶童工的事件，并说“黑砖窑”案件是一起家族式犯罪团伙所为。观察家和评论家们指出，中国官方的这种说法显然是自欺欺人。
中国作家、评论家赵达功说：“奴工这种现象的背后都是共产党的官员在运作，并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国外什么人派间谍来我们这里做坏事，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背后的官员是共产党官员。但是，现在他们不宣传这个，不提这个，也不揭露。”
分析家们指出，在中国，一切有关政治的话题，哪怕是稍微跟政治沾点边，哪怕是两千年前的事情，都有可能被中共宣传部门认为是敏感话题，被划入不准讨论的类别，大众传播媒介不得讨论。在中国大陆建设社会主义将近60年之后，中国居然出现了兴旺发达的奴工市场，童工和一般的工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雇主任意克扣工人工资，这种现象跟共产党统治的关系，显然也属于禁止讨论的范围，因此，中国官方新闻媒介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尽管如此，中国的公众依然在私下里议论纷纷。分析家们指出，中共当局显然了解中国公众对当局谴责性的议论，因此近日来一直在设法以迂回的方式回应公众的议论谴责。中国官方的中国新闻网星期四发表报导，大标题是“山西‘黑砖窑’事件是一起家族式涉恶团伙犯罪案件。”
观察家和分析家们注意到，这种标题明显的采用了大事化小的手法，把问题缩小到山西，缩小到“黑砖窑”，缩小到一起“家族式涉恶团伙犯罪”。
赵达功表示，既使是天真善良的人愿意说服自己接受中共宣传部门这番苦心，也依然有一个明显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这种黑社会残害童工的事件，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有黑社会势力的台湾或香港，没有发生在有黑社会的意大利，却发生在号称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在代表劳动阶级立场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黑奴，黑砖窑，奴工的存在是在你执政党和政府官员包庇下、纵容下、或者乾脆是直接参与下产生的。这跟黑社会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共产党就是黑社会，那说得过去。黑社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黑社会。过去我曾经就此写过文章，评论。共产党现在也到处用黑社会手法。”
对于中国的黑社会势力，以及执政党和政府官员跟黑社会势力的关系，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早些时候也报导过这个中国公众普遍知晓的秘密。官方的了望周刊曾发表文章承认中国黑社会问题严重。文章说，近年来，“腐败现象与黑恶势力勾结互动，在黑恶势力操纵、雇佣腐败官员，达到犯罪目的的同时，腐败官员也同时操纵、雇佣黑恶势力，以达到自己经济或政治上的目的。”
但是，中共坚持表示，执政党和政府官员腐败只是个别现象，而中国公众则抱怨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而奴隶童工也并非山西专利，在浙江、广东这些相对开放的省份也大量存在。
批评者指出，奴隶童工以及千百万中国民工在劳动之后得不到赢得的劳动报酬，这种明目张胆欺压劳工的做法之所以在中国能够盛行，是因为中共及其政府严禁中国劳工成立自己的组织，保卫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凡是胆敢组织独立工会的人一律被投入监狱，而官方的工会常常连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功能都不能发挥。
▲时代周刊发表署名西蒙（Simon）的文章《中国奴工事件激起义愤》。
文章写道，儿童和弱智人士被绑架并被卖作奴隶，中国对此事的狂怒似乎没有减弱的迹象。看来这场论战越来越可能成为该国公民社会的演化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大约四百名家长怀疑他们的孩子被绑架，他们于6月7日在热门论坛“天涯（Tianya）”上发布了一封痛苦的信。信上表示他们曾设法营救约四十名儿童，后来遭到山西省（多数砖窑的所在地）地方当局的顽固抵制。这封信在互联网上激起了风暴，6月13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对事件表达了关切。警方的行动很快跟进。
互联网上的民粹批评一直处于愤怒的前沿——而且可能是一个先兆，预示在未来，基层的抗议会如何闻达于中国当局。如同一般的情况，对该事件的报道逐渐离开中国报纸的头版。尽管如此，这个主题仍然是中国网络的一个热点话题，许多批评者直指当局没有插手阻止人口买卖和对砖窑工人的奴役。甚至在通常温顺的官方出版物，例如在英文的《中国日报》上，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人看到恍惚的、有时在流血的工人被引出砖窑的照片和视频时所感受到的震惊和愤怒，哪怕是这些报道已经退居专栏页。
对当局的这些批评以及呼吁让那些被紧紧控制的媒体发挥更大的监督作用的呼唤反映了许多中国人对这种可怕披露的震惊程度。但它也反映了党被迫向公民提供一些问责。这些公民越来越富裕，不愿意接受他们没有能力对抗国家独裁权力的情况。党领袖承认必须适应这种改变的态度，否则可能失去控制权。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贝克林（Nicholas Bequelin）认为，只要不挑战它（党）的权威，就有回旋的空间，而且党愿意谈判。
对双方而言，摸清中国执政者与人民之间不断演化的关系的界限显然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奴工争议达到最高潮的这个月，一连串事件显示当局选择不同的办法处理争议问题。例如，在6月初，数千抗议者（当中多数是中产阶级）挤满了沿海城市厦门的中心。他们呼吁政府取消在市郊建化工厂的计划。尽管当局没有试图制止这场极不寻常的抗议，他们后来呼吁参与者到警察局报告，而且官员追捕到一些在现场照片上露面的示威者。然而政府随后宣布它会暂停这个项目，而且国家环保局表示厦门政府应该三思。
其他事件包括从反对强制堕胎的暴力示威到反对警方残忍对待一场反污染抗议的纯在线示威。所有这些都由于互联网而火上浇油，特别是这个国家有两千万之多的博客
●探讨黑窑奴工的制度根源和人性危机
▲ 北京学者秋风发表文章：《变革执法体制解救黑砖窑童工》。
文中说，山西黑窑奴工事件的出现，相关警务人员固然干系甚大，但仅仅指责个人，无济于事。要解救类似被奴役者，切实保障流动劳动者的人身权利及其他宪法权利，应当进行执法体制变革。
宪法将人们享有的种种自由和权利以成文方式记录下来，并承诺利用国家力量保护这些自由和权利免受任何人的侵害，这是人们承认政府权威、并向政府支付税款的前提。基于此，政府设立了种种机构，包括警察机构，运用必要的强制力量，阻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尤其是打击那些侵害他人人身自由者。
那些遭受非人待遇的上千孩子的家人，在寻找孩子过程中，求助过很多当地警察，但是，这些警察并没有认真履行职责。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些警察眼里，帮助这些孩子，是否在自己的正当职责范围内。
当然，法律已经规定，一个地方的警察应当无歧视地对待一切人。保护人身权利遭到践踏的来自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孩子，也是当地警察的法定职责。
但是，当地警察可能未必如此认为。原因十分简单：山西警察吃的是山西的财政饭，乡镇警察吃的是乡镇财政饭，他很自然地会把保护外地人，视为额外的负担。更不要说，当地的窑场，服务于当地经济，这些警察与当地居民也有更密切的关系。
可以设想到的出路是，由公安部出面协调警察办案。事实上，河南省警方已经把"山西黑窑场强迫未成年人做窑工"的犯罪行为，紧急上报公安部，请求其督促山西警方采取解救行动。但这种跨省联合办案方式，终究只是例外，而非通例。
这就意味着，大量也许不那么严重的、此省民众伤害彼省民众的案件，要得到救济会遇到不少障碍。
其实，类似难题在法院、检察院同样存在。前不久，就出现了河南法院法官到湖北执行案件，遭到当事人殴打、而当地警方袖手旁观的事。至于本地法院偏袒本地当事人、歧视异地当事人，就更在一些地方频繁出现。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个地方的警察、法官、检察官，由于种种原因，必然会照顾本地人。在设计各种制度，尤其是旨在保障人们普遍地享有宪法的权利的机构时，就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并预为防范。
尤其是在财政高度分权、而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时代，防范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让每个公民平等地享有种种宪法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因此，建议在现有的地方警察机构之外，另行设立中央警察机构，它在地方部署执法力量，凡是跨省犯罪，侵害他人宪法性权利的犯罪等，均由其直接处理。如果有这样一套机构，那些令人同情的孩子们，也就可以知道该找谁，而他们找到的警察机构也不可能推卸责任。当然，该机构也可以不受地方政府、地方人情掣肘，公正地处理案件。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施英）
一周新闻聚焦：黑窑奴工案民间向胡温中央问责（3）
▲齐鲁晚报发表署名王毅的文章《查处黑窑保护伞是最好的道歉》。文中说，6月20日《法制日报》报道，洪洞县政府于18日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全国12个省市向被解救的黑窑农民工登门道歉。此次由洪洞县人民政府派出的11个工作组，把致歉信、工资、慰问金亲手送到被解救农民工手中。
以政府的名义派出专门道歉的工作组，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洪洞县对黑砖窑事件的补救决心。同时，“对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按月标准470元的3倍足额支付，洪洞县先行拨付30万元，用于垫付被解救农民工工资，并保护其向非法场主起诉索赔的权利”，也是洪洞县政府知错就改的应有之义。但笔者认为，正义仅仅伸张及此还是不够的。
黑砖窑事件曝光后，公众热议最多的话题是，为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山西省到洪洞县没有一个部门站出来明确表态，而当中央领导明确批示之后，这一切方才付诸现实？显然，对这个问题有关方面不能以失察为借口。
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某些政府部门的默许，一些黑心窑主才敢为所欲为，拿窑工的性命不当回事。所以，洪洞县政府道歉也好，赔偿也好，都不过是借此挽回政府声誉的一种公关手段，他们只是做了早就该做的事情。而只有将那些一直在背后支持默许“黑窑”存在的有关部门的问题查清楚，并将某些人绳之以法，洪洞县才算是真正体现出响应中央领导批示的决心。
有消息称，洪洞县目前至少有20名官员受到调查，这体现出在上级权力机关的施压之下，洪洞县彻查“黑窑”幕后人的决心，但笔者以为，对“黑窑”的彻查，最终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即在“黑窑”事件彻底终结之时，究竟有多少相关公职人员会因此受到处理，又有多少公职人员最终会身陷囹圄。笔者以为，只有所有的“黑窑”幕后人都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才是洪洞县政府表示自己歉意的最好方式。
毕竟，正义不仅仅是通过几声无关痛痒的道歉，以及归还劳动者应得的收入所能实现的，道歉与赔偿只是伸张正义的必要措施，而非全部。严惩相关的公职人员，方能让正义在洪洞县里得到最大的伸张。
▲时事评论员熊培云发表文章《黑窑事件怎不见有人辞职》。
文章写道，还要说什么呢？对于近来发生在山西黑砖窑里的一切，早在1854年7月4日的演讲中，道格拉斯先生便已经说完了：“难道还要我说：像对待兽类一样对待人，剥夺他们的自由，逼迫他们劳动而不给付工资，让他们对与其交往的同类的关系一无所知，用棍棒殴打他们，用皮鞭抽打他们的肌肤，用烙铁烧灼他们的肢体，让警犬追咬他们，把他们廉价拍卖，离散他们的家庭，敲落他们的牙齿，烧焦他们的肉体，以饥饿驱使他们服从并降顺他们的主人，要我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吗？难道非要我来辩论这样一个用血写出的、浸染着污秽物的体系是不道德的吗？不！我不屑辩论。”（见道格拉斯《论奴隶制度》的演讲）
丑得惊动了中央，中央惊动了地方。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引起中央高度关注，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都作了“重要批示”，而受惊的地方政府终于开始“专项”了。据说，截至16日专项打击已经解救了500多人，据说，“专项”要严格追究有关人员的渎职责任，对那些为黑砖窑、黑煤窑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对辖区内强迫劳动、非法用工，尤其是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情况不闻不问、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党员领导干部，要依照党纪政纪严肃查处……
民众的疑问是：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被发现有问题的黑砖窑会在山西四处冒烟？为什么数百位家长在山西跋山涉水寻找自己的孩子时当地派出所却无动于衷？当村民知道有受伤者被窑主的打手们活埋，为什么这些信息中止了传播？当人们抱怨政府失灵时，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当然，有些疑问在随之而来的系列报道中被拉直了——知道当地一些派出所竟然会跑到黑砖窑去收保护费，我们就不难理解村支书儿子手下的那几条狼狗为什么那么有威力了。
民怨沸腾。然而，在如此巨大的丑闻压力下，所有渎职官员都变成了“千斤顶官员”，竟然没有一人向公众道歉，更别说引咎辞职了。与此相反，当地政府甚至还在强调自己的队伍如何“果敢出击”，仿佛把这场迟到的解救当做摘取“胜利果实”的机遇。当“坏事”再次变“好事”，谁来为这持续了十几年的罪恶负责？
向国民道歉，天不会塌下来。有人兴高采烈地发现洪洞县政府在慰问民工时将一封致歉信同时送到了他们手里，多年没见如此感人的场面，真要令人欢呼了。然而，仔细想来，洪洞县政府的所谓道歉并不是真正意义的道歉，它充其量是息事宁人的道歉，因为没有一位官员主动站出来愿意引咎负责。在这种“好辞职不如赖当官”的逻辑下，洪洞县政府的道歉又有多少诚意呢？这种为自己减负的道歉，想来国民断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道歉不是护身符，人不能无耻到只会说道歉的地步。
无人引咎。官员们究竟怎么了？莫非他们像熊猫一样被喂养惯了，害怕一旦不被喂养就再也找不着其他活路？就像不久前首只被放归野外的圈养大熊猫那样，在与野生大熊猫在领地和食物争夺中，从高处摔下去……
康有为说：“风俗之美，在养民之耻。”卡莱尔同样认为：“羞耻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没有羞耻心，就没有良知；没有良知，如何能担当作为众人之事的政治？显而易见，羞耻心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它既可以维系社会公德，又是规范权力、维护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正因为此，在许多国家，类似丑闻足以导致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与信用危机。然而在中国，事到如今，我们连个引咎辞职者的影子都找不到。中国官员常说与世界接轨，我想在如此强大的民意谴责之声中，在眼泪又一次洒遍互联网的昨夜与今天，有关官员的羞耻心是不是也该和国际接接轨了？
▲学者摩罗在自己的新浪博客发表文章《处理山西黑窑童奴事件的一条建议》。
文章认为，对于山西黑窑童奴事件，国家应该做的工作至少有两件。第一当然是惩治罪犯（包括窑主和他们的后台官员，以及人贩子），第二是对那些惨受摧残的孩子实行国家赔偿。
对于第一件应该做的工作，我不会指望做得多好。中国社会一出事，就由弱者承担责任、作出牺牲，这种放走阎王、揪住小鬼的把戏，看得多了，早就学会了不再做什么指望了。通常涉及省长的事件，撤个把厅长了事；涉及厅长的事件，撤个把处长了事；涉及处长的事件，撤个把科长了事；涉及科长的事件，撤个把股长了事。为什么许多中国人立志当大官，就因为在中国当小人物太累了。平安的时候得当好奴才，一旦有事就马上成为牺牲。这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习性了。
我说说第二件工作吧，我将此看作一条建议。这么多受害者，他们在身体上、心灵上、教育上所蒙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决不可仅仅从窑老板的抽屉里搜出几张钞票就把这些不幸的人们打发掉了，而应该由国家成百万成百万地赔偿这些受难者。窑老板没有这样的赔偿能力，应该由国家承担赔偿的责任，因为是国家没有保护好这些无辜的孩子，是国家失职才导致这些孩子长期受难（其中涉案的一些人、一些部门，本来就是代表国家的），由这个失职的主体承担赔偿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那些窑老板为什么敢于如此猖狂如此残忍，就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并不把这些孩子的权利当回事。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些受国家保护和尊重的孩子，他们决不会如此肆无忌惮。这个教训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很重要。
我再重复一边，这些孩子在身体上、心灵上、教育上所蒙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他们的父母亲人所承受的情感痛苦、心灵折磨也是不可估量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在遭受几年折磨之后，整个发展前景事实上都已经被摧毁了，许多东西一耽误也就消失了，你让他们还怎么去上学？怎么去打造自己奔前程？怎么对自己怀有信心？怎么对世界怀有信任？他们正常的心理和人格在形成之前就已经被这噩梦般的苦难摧毁了，他们事实上已经永远失去了拥有健全人格和幸福人生的权利。所以，成百万成百万的赔偿并不高，跟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相比，再多的金钱都是无法补偿的。
对于这第二件应该做的工作，我不会指望国家会做，因为这个国家是如此高高在上，还远没有学会脸红，甚至还没有学会听一听它的主人（比如那些孩子及其父母、比如你、比如我、比如他）的倾诉和主张，要它承担责任那就更难了。
而那些应该用来赔偿孩子的钱，本来都是我们大家（包括我）的，是孩子们的父母的，也是那些孩子自己的。我也是一个纳税人，却从来不知道我有没有权利支配我的税款，我以自言自语的方式提提建议缓解一下良心压力的权利或许还有。
▲潇湘晨报：大事当前谁该为此引咎辞职。
国家《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不知在这么大的责任事件面前，有没有领导站出来引咎辞职、以示谢罪，诚恳接受上级的调查处理，并以此为契机，建立完善的引咎辞职制度。
▲新京报：根除黑窑务必先治麻木渎职
多年来，“现代包身工”现象在各地一直不断出现，屡屡挑战公众容忍的底线，引发政府部门的查处风暴，但为何至今难以禁绝？难道只是源于暴利驱使和人心沦丧？
黑恶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黑恶势力无动于衷，甚至与其狼狈为奸。所以，和治矿先治官一样，根除黑砖窑和“现代包身工”的核心，仍然是 “治官”，向某些地方官员的惰性、麻木、渎职开刀，向盘根错节的权钱交易网开刀。如此方能使公权力回复公正，建设关怀弱势、保护善良、尊重生命的社会。
当清查黑砖窑的风暴即将掀起之时，建议同时启动问责风暴，唯其如此，才能还“包身工”及其家人以慰藉，还人间以公道。
▲北京青年报：童奴事件能否推动法治车轮
发生在山西黑砖窑里的一切，只能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他们的“悲惨世界”在“世界无童工日”（6月12日）左右被媒体披露，也许纯粹是一个巧合，却“巧合”得让人如此心痛。
毋庸讳言，山西黑砖窑案注定会和孙志刚案一样成为中国法治史的奇耻大辱。后者稍许让人欣慰的是，它直接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血的代价总算换来了法治车轮的进步；那么山西黑砖窑案呢？残忍至极的这一血泪事件，能给中国法治进步带来什么？它能推动笨重的法治车轮哪怕非常微小的一点前进吗？
所有的农民工故事都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劳动法》对弱者的保护无比脆弱。当《劳动法》所保护的对象被人当奴隶一样买卖，而且早已不是“个案”而成为一种“现象”时，我们就应该考虑《劳动法》的保护力度是否太弱，对执行《劳动法》的部门责任是否规定得太少太轻？当一部法律在现实中的落实被大打折扣，甚至形同废纸，那么这部法律本身就必然值得反思。
▲江南都市报：善后不当意味仍在纵容黑窑。
当黑砖窑事件被曝光、全国媒体高度关注案情之时，如何善后其实也是对当地政府的一次大考，考的是政府的行政力、公信力，考的是政府处理危机、挽回形象、留住民心的能力。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当地官员在事件曝光后的不当善后，更让人义愤填膺：人证被遣散了，物证被烧了，主犯逃了，赔偿找不到人。如此善后可以给零分。
当地官员如此匆忙善后，并不是在给民工善后，而是在为自己善后，急忙息事宁人，想撇清责任。如此善后的背后，让人怀疑地方官员还在纵容保护黑窑主，还想蒙混过关。
如今，黑砖窑事件如何善后也在拷问着当地官员的灵魂，考验着当地政府的决心和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如今的“县衙”里会有“好人”，会给遭受迫害的农民工一个交待，会让黑心老板受到应有的惩处。
▲纪纲撰文《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民间追问》。
文章写道，山西“黑砖窑”事件愤怒了媒体与网民，惊动了高层，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障部、公安部派员赴晋调查督办案件。针对此事件的各种“声音”从各自的角度，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当然这些声音有和谐的也有不和谐的，有悦耳的有不悦耳的。笔者对迄今所获得的相关公共信息亦感慨良多，对一些模糊的概念与不解的现象提出民间的质疑与追问。
“黑砖窑”幕后的责任人不只一个衡庭汉。前段时间，公安部将山西“黑砖窑”一工头衡庭汉列为B级通缉犯成了许多媒体的头条新闻，从许多新闻标题上容易让人联想到山西“黑砖窑”的罪恶都是这个叫衡庭汉的人干的。16日，衡庭汉在湖北落网，但山西“黑砖窑”的责任追究想必并未尘埃落定。衡庭汉充其量只是洪洞县曹生村一座砖厂的承包人，只是“黑砖窑”这一罪恶土壤上附生的一株小小的毒草，只是因为被河南家长和媒体最早地揭露出来。山西“黑砖窑”有数万家之多，其中不同程度存在违法犯罪的“黑砖窑”仅河南百位寻亲家长粗略看到的就有上千家之多，这些“窑主”、“承包人”、“打手”少说应有数千人吧，都抓到了吗，都通缉了吗？那些批准或纵容、包庇甚至参与“黑砖窑”经营的当地政府、派出所、劳保局等相关部门和责任人，那些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视的父母官的渎职失职都追究了吗？那些将村一级基层政权交给黑恶势力掌管，当“甩手掌柜”的乡镇责任人的责任追究了吗？
“死角”、“反弹”不是“黑砖窑”长期存在的理由。报载（《新闻晚报》），据山西省公安厅一负责人讲，“我们一直在采取措施予以打击整治，但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渣泛起'反弹'现象。”这更象总结经验而非检讨失误。由此看来，所谓“死角”，只能说是观念和责任上的“死角”，而非地理位置上的“死角”。所谓反弹也只是想象中的反弹，从未停过，何来反弹，反弹说只能理解为推脱责任和掩盖事实。
解救“黑砖窑”被骗民工不应只是“专项斗争”,政府看问题应更加全面和宏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跟着媒体热点跑，比如开展以打击'非法用工、强迫用工“为主题的专项斗争，把关注点投向当地的所有人口密集型私人企业。用制度而非口号保障长效机制的形成，让山西的企业都成为”阳光企业“，让山西的土地成为温暖的土地，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好些。以人为本而非以危机公关为本才是危机公关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利通天下“而非”利痛天下 “的晋商抱负。
为什么非要惊动高层才得以解决问题？这个命题好多媒体都作了追问，这里只作一点结论性回答，那就是地方政府忽视民生、民声，把GDP当成大事，把非法用工的事当成小事。对普遍存在的黑砖窑“知道”是纵容包庇，“不知道”是失职渎职。烟窗高耸在当地政府的眼皮底下，说不知道只能是欲盖弥彰。执政一方，首先要安一方百姓，不管是土著的还是外来的，不明白这一点，是当官之耻，是百姓之祸。令人不解的是，惊动了高层也并不能解决问题，温总理2004年批示关怀过的2002年被骗到山西窑场做工被工头打断双腿的少年张徐波，至今仍未拿到法院判决的49万元赔偿款，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次会不会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呢？从“童工转移”、“劳保局中途倒卖被解救儿童”、“派出所不让带走被拐少年”等事例上我们仍有理由作出上述怀疑。看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乱象靠道德教化显然行不通了。
▲ 星岛环球网：黑窑奴工案 媒体齐声讨伐要求山西高官下台。
黑窑奴工事件爆发以来，中国媒体一直在质疑为何至今没有官员辞职，要求山西省高官负责下台。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调查，洪洞县的环保、地矿等部门，对曹生村砖场长期禁锢、强制外地儿童、智障人士及农民工的情况十分了解，但每年都只是来罚款，收了钱就万事大吉。据悉，该砖场近年仅向广胜寺镇派出所就上交的各种费用五万二千多元人民币，且大多没有收据。“红网”的文章指出，根据国家《公务员法》，当地政府的诸多大员，显而易见已经严重渎职失职，不再配做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更不配成为官员，但为甚么在这么大的责任事件面前，还没有领导站出来引咎辞职、以示谢罪，诚恳接受上级的调查处理呢？
在百度洪洞县的贴吧里，有网民直接要求洪洞县县委书记、县长应该主动承担责任，并称“你们还有何脸面活在洪洞、山西、中国的大地上！”
另外，《重庆晨报》18日发表文章，质问正在山西调查的中央工作组：上千名在山西各砖场做苦工的儿童到哪里去了？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不少砖场主为销毁证据，偷偷将他们转移到临近省区再进行遣散，以逃避惩处。
而官方媒体新华社17日刊发“是谁让黑窑主们如此肆无忌惮”的评论，直指黑窑主现象存在的背后，存在一些政府部门失职渎职问题。文章说，黑窑工背后，首先是黑窑主的贪婪残暴。他们为一己私利，丧失人性，丧尽天良，理当依法严惩。
文章称，限制人身自由、恣意殴打工人，当地有关部门一点风声都不知道吗？以往经验表明，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一方，就是因为背后有保护伞。在洪洞县黑砖窑事件中，有的警察只允许家长解救自己的孩子，任由窑主恐吓家长；有的劳监人员参与倒卖童工；有人为黑窑主通风报信……各种迹象表明，黑砖窑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官商勾结行为。
人民网文章说，山西奴隶砖窑的窑主，绝大多数是当地农民出身，而且从农民中“分化”出来，不再靠“诚实劳动”致富，而是掌握粘土资源、地盘、资金牟利等，砖窑的经济形式显然是“非公有制”……因此，窑主可划入“新社会阶层”。
说到底，“新社会阶层”低端们的影响力只限于当地的执法部门，那他们就“摆平”当地的执法部门，所以有报道说有当地的劳动监管人员把“解救”出来的奴隶童工重新转卖的，有当地的公安局承认“个别”派出所牵涉其中的。“新社会阶层”低端们的财富积累无法“大进大出”，他们就直接地、野蛮地、残暴地从奴隶窑工、童工们身上榨取。
▲居住在香港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武宜三发表文章《于幼军，老百姓把你们这班忘八蛋养得又肥又白的，是为了什么？》
文章指出，忘八蛋者，忘了“八荣八耻”之谓也。于幼军为“我省各级党委政府”打保票，也为他自己打保票。中共用死了的邓平寿为山西黑窰奴工冲喜，继续愚弄老百姓。汪洋流眼泪谁相信？你看温家宝流得多了，便失灵。
一，于幼军的自我表扬，为自己打包票
山西省长于幼军六月二十二日在向全省人民道歉的同时不忘自我表扬：
1、省政府在这两年多次下发了整治规范小煤矿、小砖窑、小玻璃器皿厂等劳动用工秩序的档，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取得一定成效。
2、去年启动了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立法工作，今年6月1日，省人大常委会议通过颁发了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性法规。
3、曹生村等“黑砖窑”事件经媒体的披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央领导同志就此作出重要批示以后，省委省政府立即研究部署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砖窑，解救被拐骗民工”的专项行动，连夜在几个重点地区开展突击检查。
4、6月15号上午，省政府又下发了《关於开展整治非法劳动用工和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的通知》，下午又召开了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对专项行动作出部署。
5、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公安系统出动了4万多警力，在全省“地毯式”排查，检查小砖厂、小采矿厂、小冶炼厂8,760处，解救被拐骗民工359人，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刑事拘留35人，行政拘留24人，其他治安处罚38人。
应该说，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对煤矿、铁矿、非法砖厂等企业非法用工，特别是其中拐骗民工，强迫农民劳动和非法使用童工等刑事犯罪问题态度是明确和坚决的，一经发现就给予严厉打击。
于幼军在这里为“我省各级党委政府”打了保票，自然也是为他自己打保票。“一经发现就给予严厉打击”，以前为什么没“打击”？是因为没“发现”。连责任也推得一乾二净了！那么，我想问于幼军：
老百姓用民脂民膏把你们这班忘了八荣八耻的忘八蛋飬得又肥又白的，是为了什么？
我建议向要脸的于幼军颁发“最要脸奖”，以表彰他巧言令色、不死要脸的光辉形象！
二，470元的三倍和十一个工作组
山西省洪洞县政府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12个省市向被解救农民工登门道歉。他们将把洪洞县人民政府的《致歉信》和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慰问金亲手送到被解救农民工手中。洪洞县根据最低工资标准和相关规定，对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按月标准470元的3倍足额支付。
山西省洪洞县政府为了送上数量为470元三倍的“被拖欠工资”，派出了十一个工作组，行程遍十二个省市。但从互联网上查知，由山西省太原市至海南省三亚市的飞机票单程价为2,140元人民币，加上酒店、饭舘、陆路水路交通、按摩院、公关女郎等消费以及治装费、出差津贴，以每个工作组十人计，这洪洞县的开支大约得在一千万元至二千万元之间。当然公费赌博、公费嫖宿，还无法预算在内。
如此这般，第一，知道了共产党怎样的“以民为资本”了。
第二，知道了470元人民币便是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标准。
三，批示、文件满天飞
中共中央以批示、文件治国。山西省的老爷以批示、文件治省。洪洞县的老爷也是以批示、文件治县。小小的广胜寺村矿产资源管理所也牛屄十足的向王兵兵下达“洪矿管制2006第1号文”---《广胜寺所制止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
洪洞县环保局向王兵兵妻子张梅《约见通知》，编号为“洪环约广06023号文”。而且在一年多里先后三次下发《约见通知》。
下批示、下文件，受贿、勒索，外加警棍和监狱，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伟大服务了。
四，王八多了不干活(一)
中共洪洞县纪委6月12日介入调查，受调查机构包括县国土资源局广胜寺矿产资源管所、环保所、工商所、派出所；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大队长；县环保、执法大队队；县工会、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等。
真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王八多了不干活。
五，王八多了不干活(二)
山西省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要积极主动配合政法部门开展好这次专项行动，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分子，解救被拐骗的农民工。做好被解救农民工的善后工作上，要体现对这些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把他们的经济补偿问题解决好。
唱得比说的好听，奴隶制社会何来“人文关怀”，官办机构伪工会本身是一群吃人肉喝人的帮凶打手，何必要如此惺惺作态？但是，御用记者仍不忘为官办的工会组织评功摆好，“解救援助农民工，维护其合法权益，付出大量努力” 云。
…… ……
▲ 美国之音报道：黑窑案只是家族犯罪团伙惹的祸？
报道说，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在继续大量评论、报导山西洪洞县砖窑雇佣奴隶童工的事件，并说“黑砖窑”案件是一起家族式犯罪团伙所为。观察家和评论家们指出，中国官方的这种说法显然是自欺欺人。
中国作家、评论家赵达功说：“奴工这种现象的背后都是共产党的官员在运作，并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国外什么人派间谍来我们这里做坏事，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背后的官员是共产党官员。但是，现在他们不宣传这个，不提这个，也不揭露。”
分析家们指出，在中国，一切有关政治的话题，哪怕是稍微跟政治沾点边，哪怕是两千年前的事情，都有可能被中共宣传部门认为是敏感话题，被划入不准讨论的类别，大众传播媒介不得讨论。在中国大陆建设社会主义将近60年之后，中国居然出现了兴旺发达的奴工市场，童工和一般的工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雇主任意克扣工人工资，这种现象跟共产党统治的关系，显然也属于禁止讨论的范围，因此，中国官方新闻媒介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
尽管如此，中国的公众依然在私下里议论纷纷。分析家们指出，中共当局显然了解中国公众对当局谴责性的议论，因此近日来一直在设法以迂回的方式回应公众的议论谴责。中国官方的中国新闻网星期四发表报导，大标题是“山西‘黑砖窑’事件是一起家族式涉恶团伙犯罪案件。”
观察家和分析家们注意到，这种标题明显的采用了大事化小的手法，把问题缩小到山西，缩小到“黑砖窑”，缩小到一起“家族式涉恶团伙犯罪”。
赵达功表示，既使是天真善良的人愿意说服自己接受中共宣传部门这番苦心，也依然有一个明显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这种黑社会残害童工的事件，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有黑社会势力的台湾或香港，没有发生在有黑社会的意大利，却发生在号称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在代表劳动阶级立场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黑奴，黑砖窑，奴工的存在是在你执政党和政府官员包庇下、纵容下、或者乾脆是直接参与下产生的。这跟黑社会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共产党就是黑社会，那说得过去。黑社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黑社会。过去我曾经就此写过文章，评论。共产党现在也到处用黑社会手法。”
对于中国的黑社会势力，以及执政党和政府官员跟黑社会势力的关系，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早些时候也报导过这个中国公众普遍知晓的秘密。官方的了望周刊曾发表文章承认中国黑社会问题严重。文章说，近年来，“腐败现象与黑恶势力勾结互动，在黑恶势力操纵、雇佣腐败官员，达到犯罪目的的同时，腐败官员也同时操纵、雇佣黑恶势力，以达到自己经济或政治上的目的。”
但是，中共坚持表示，执政党和政府官员腐败只是个别现象，而中国公众则抱怨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而奴隶童工也并非山西专利，在浙江、广东这些相对开放的省份也大量存在。
批评者指出，奴隶童工以及千百万中国民工在劳动之后得不到赢得的劳动报酬，这种明目张胆欺压劳工的做法之所以在中国能够盛行，是因为中共及其政府严禁中国劳工成立自己的组织，保卫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凡是胆敢组织独立工会的人一律被投入监狱，而官方的工会常常连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功能都不能发挥。
▲时代周刊发表署名西蒙（Simon）的文章《中国奴工事件激起义愤》。
文章写道，儿童和弱智人士被绑架并被卖作奴隶，中国对此事的狂怒似乎没有减弱的迹象。看来这场论战越来越可能成为该国公民社会的演化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大约四百名家长怀疑他们的孩子被绑架，他们于6月7日在热门论坛“天涯（Tianya）”上发布了一封痛苦的信。信上表示他们曾设法营救约四十名儿童，后来遭到山西省（多数砖窑的所在地）地方当局的顽固抵制。这封信在互联网上激起了风暴，6月13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对事件表达了关切。警方的行动很快跟进。
互联网上的民粹批评一直处于愤怒的前沿——而且可能是一个先兆，预示在未来，基层的抗议会如何闻达于中国当局。如同一般的情况，对该事件的报道逐渐离开中国报纸的头版。尽管如此，这个主题仍然是中国网络的一个热点话题，许多批评者直指当局没有插手阻止人口买卖和对砖窑工人的奴役。甚至在通常温顺的官方出版物，例如在英文的《中国日报》上，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人看到恍惚的、有时在流血的工人被引出砖窑的照片和视频时所感受到的震惊和愤怒，哪怕是这些报道已经退居专栏页。
对当局的这些批评以及呼吁让那些被紧紧控制的媒体发挥更大的监督作用的呼唤反映了许多中国人对这种可怕披露的震惊程度。但它也反映了党被迫向公民提供一些问责。这些公民越来越富裕，不愿意接受他们没有能力对抗国家独裁权力的情况。党领袖承认必须适应这种改变的态度，否则可能失去控制权。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贝克林（Nicholas Bequelin）认为，只要不挑战它（党）的权威，就有回旋的空间，而且党愿意谈判。
对双方而言，摸清中国执政者与人民之间不断演化的关系的界限显然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奴工争议达到最高潮的这个月，一连串事件显示当局选择不同的办法处理争议问题。例如，在6月初，数千抗议者（当中多数是中产阶级）挤满了沿海城市厦门的中心。他们呼吁政府取消在市郊建化工厂的计划。尽管当局没有试图制止这场极不寻常的抗议，他们后来呼吁参与者到警察局报告，而且官员追捕到一些在现场照片上露面的示威者。然而政府随后宣布它会暂停这个项目，而且国家环保局表示厦门政府应该三思。
其他事件包括从反对强制堕胎的暴力示威到反对警方残忍对待一场反污染抗议的纯在线示威。所有这些都由于互联网而火上浇油，特别是这个国家有两千万之多的博客
●探讨黑窑奴工的制度根源和人性危机
▲ 北京学者秋风发表文章：《变革执法体制解救黑砖窑童工》。
文中说，山西黑窑奴工事件的出现，相关警务人员固然干系甚大，但仅仅指责个人，无济于事。要解救类似被奴役者，切实保障流动劳动者的人身权利及其他宪法权利，应当进行执法体制变革。
宪法将人们享有的种种自由和权利以成文方式记录下来，并承诺利用国家力量保护这些自由和权利免受任何人的侵害，这是人们承认政府权威、并向政府支付税款的前提。基于此，政府设立了种种机构，包括警察机构，运用必要的强制力量，阻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尤其是打击那些侵害他人人身自由者。
那些遭受非人待遇的上千孩子的家人，在寻找孩子过程中，求助过很多当地警察，但是，这些警察并没有认真履行职责。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些警察眼里，帮助这些孩子，是否在自己的正当职责范围内。
当然，法律已经规定，一个地方的警察应当无歧视地对待一切人。保护人身权利遭到践踏的来自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孩子，也是当地警察的法定职责。
但是，当地警察可能未必如此认为。原因十分简单：山西警察吃的是山西的财政饭，乡镇警察吃的是乡镇财政饭，他很自然地会把保护外地人，视为额外的负担。更不要说，当地的窑场，服务于当地经济，这些警察与当地居民也有更密切的关系。
可以设想到的出路是，由公安部出面协调警察办案。事实上，河南省警方已经把"山西黑窑场强迫未成年人做窑工"的犯罪行为，紧急上报公安部，请求其督促山西警方采取解救行动。但这种跨省联合办案方式，终究只是例外，而非通例。
这就意味着，大量也许不那么严重的、此省民众伤害彼省民众的案件，要得到救济会遇到不少障碍。
其实，类似难题在法院、检察院同样存在。前不久，就出现了河南法院法官到湖北执行案件，遭到当事人殴打、而当地警方袖手旁观的事。至于本地法院偏袒本地当事人、歧视异地当事人，就更在一些地方频繁出现。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个地方的警察、法官、检察官，由于种种原因，必然会照顾本地人。在设计各种制度，尤其是旨在保障人们普遍地享有宪法的权利的机构时，就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并预为防范。
尤其是在财政高度分权、而劳动力大量流动的时代，防范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让每个公民平等地享有种种宪法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因此，建议在现有的地方警察机构之外，另行设立中央警察机构，它在地方部署执法力量，凡是跨省犯罪，侵害他人宪法性权利的犯罪等，均由其直接处理。如果有这样一套机构，那些令人同情的孩子们，也就可以知道该找谁，而他们找到的警察机构也不可能推卸责任。当然，该机构也可以不受地方政府、地方人情掣肘，公正地处理案件。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施英）
一周新闻聚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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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聚焦：黑窑奴工案民间向胡温中央问责（2）
▲红网-潇湘晨报6月19日发表报道《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 曾上书总理》（潇湘晨报记者 倪志刚 通讯员 胡盛英）
在中央的重视和舆论的关注之下，山西“黑砖窑事件”走上快速处理的轨道。
其实早在9年前，人称“小黑脸”的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去年，他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整顿黑砖厂违法用工问题。
6月18日，陈建教打开电脑，翻阅着网上关于山西黑砖厂“包身工”事件的新闻，看看有了什么新进展。“山西的黑砖厂，我在9年前就较量过一次。那次救出了150多名被困的民工。”
对于第一个求救电话，陈建教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98年的五一劳动节。”“这些黑砖厂的存在，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陈建教说。
山西榆次：解救150名砖厂“包身工”
1998年5月1日早上6点，陈建教接到石门县太平镇自生堰村村民林进佩从山西省榆次市东阳镇打来的求救电话，说他和6位老乡进了那里的一个黑厂 ——开白砖厂，进厂后钱被搜光，日夜干苦工，不准出厂转厂，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并有8名打手日夜看守，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6人个个挨了打，处境十分危险。那时候，陈建教是该镇的副镇长。“求救过程非常惊险，像电影里的一样。”
当时他们身无分文，林进佩早上利用下大雨的机会，悄悄跑出来用一块手表作抵押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还没说几句话，马上就说：“有三个家伙向我追来了，快点救我们啊！”接着就只听见打骂声，电话断了。
陈建教将情况核实后向镇领导做了汇报，并于5月12日北上山西榆次解救这批民工。
5月14日，他们赶到榆次市。早上8点，他们跑到榆次市人大常委会，向时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庞廷清汇报。庞拍案而起，说不容许榆次市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随即向市政府通报了情况，随后指派市人大秘书长、市劳动局副局长及市劳动监察大队长、东阳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和镇派出所所长一起驱车前往开白砖厂察看实情。
车到厂里，大家都被当时的场面惊呆了。陈的照相机咔咔地响个不停，民工们见状，丢下手中的工具，带着满身泥土跑来，嚎啕大哭。只有几个童工在厂方几个小头目的指使下，身不由己地东躲西藏。
砖厂是个体私营，周围一片空白地，没有其它建筑物，一条高低不平的简易公路通向这里，150多名民工大多数是被他们从太原骗来的湖南、四川和甘肃人。民工们被骗进厂，厂方将他们的钱财全部搜走扣下，再编班到组。每个班30多人，其中二人名为班长，实为监工、打手。全厂共有这样的监工、打手8名，日夜值班监视民工，就连上厕所也不放松。工作时间每天超过14个小时。
在当地党政部门的交涉下，石门6位民工终于逃出了虎口。当陈建教一行离开砖厂时，外省民工纷纷奔到车边，请求将他们带出去。看着100多名民工含着泪水的眼神，陈建教的心情十分沉重。
在返湘后的几个晚上，陈建教都没睡好觉，很快整理出一份长达5000余字并配有照片的《关于整治黑厂的建议》材料，用特快专递寄给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卢功勋。
在山西省的重视下，6月10日，当地公安机关提请逮捕3人，依法刑事拘留7人。6省150多名被困民工终于得到解救。
河北沧州：救助被卖湖南民工另一起关于黑砖厂的事件发生在去年，地点在河北。又一个神秘的电话再次揭开了一个黑砖厂的黑幕。这时陈建教已是新关镇人大主席。
2006年6月20日，石门县农业局原果茶站下岗职工陈小平年迈的父母哭着向陈建教求救，说儿子陈小平在外打工被人卖到一家黑砖厂做苦工已半年多了，音信全无，不知是死是活。
原来，两位老人在6月14日这一天，接到了一个来自吉林省的电话，那人自称与陈小平曾在同一个砖厂，他逃了出来。
陈建教马上拨通了吉林省那位民工的电话，了解的真相是：他们都是在外打工的民工，曾在北京火车站被举着紧急招工的一男一女拐骗进去的，招工的人跟他们说一家面包厂急需一批民工做事，活儿轻松，每月工钱1200元，还包吃包住。一心想赚钱的民工们随后被糊里糊涂带到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一个叫西姬庄村的砖厂。
这个民工说，砖厂养着一批监工，他们每天凌晨3：30起床，4：00开机做事，一直干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如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工钱却没有一分。他说他被打了两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深夜从围墙跳下，拖着摔得鲜血直流的腿，爬了几里路程才逃脱黑窝。
8月25日，陈建教按照吉林省民工提供的地址，赶到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以买砖为由到西姬砖厂探听虚实。他看到的民工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满身泥土。由于砖厂禁止民工与买砖的司机、老板交谈，陈根本无法找到要找的民工陈小平。第二天，陈建教同东光县有关部门迅速赶到西姬砖厂。终于找到了面如菜色的陈小平。
陈建教对他说：“陈小平，我是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今天来接你回家的。”惊喜顿时划过陈小平糊满泥土的黑脸，他激动地猛哭起来。周围的民工们也一窝蜂地围了上去，请求把他们也带出去，监工却扬了扬手中的三角带，吼道：“嚷什么，干活去！”就把他们吓了回去。
在陈建教的强烈要求和当地劳动部门的支持下，砖厂老板极不情愿地给陈小平算了工资账，从2月份干到8月份，7个月的时间老板七扣八扣地算到了1400元钱，其中扣除最多的一笔钱竟然是当初把他“买”来时花掉的500元钱。
2006年，他曾上书总理
陈建教，人称“小黑脸”，一个带着侠士色彩的传奇汉子，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湖南省第八、九、十届人大代表，2005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
他曾经卧底京城黑工地，救出大批被困的民工，也曾经卧底长途车，一手掌握了长途车上犯罪分子的底细，然后推动多省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
这个有着高度责任心的人大代表，在将陈小平救回后，联想起山西黑砖厂事件，感觉这些不是孤立的现象。
他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黑砖厂”，一下出来300余搜索结果，有黑砖厂暴打童工的、强迫工人劳动的、监工用皮鞭“管理”70余工人的、高三学生遭黑砖厂囚禁的等等，“西姬砖厂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继续繁衍。“这些黑砖厂的存在，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他说。
为了从总体上解决此事，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建议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
在信中，他秉笔直言：“这些'黑砖厂'难道当地政府、公安、劳动部门不知道吗？我想他们应该都清楚，就西姬砖厂而言，就曾出现好几起通过当地公安部门、劳动部门解救民工事件，如此虐待民工的'黑砖厂'无人过问，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吧！”
陈说，信写上去后，总理曾经做过批示，当时多个部门也进行过一些查处。“我会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他说，在中央的重视和舆论的关注之下，相信这次能够得到彻底整治。
[砖厂黑幕]民工只呼编号不喊姓名陈小平向陈建教详细介绍了砖厂民工生活的内幕：西姬砖厂约有70多名民工，都是从北京火车站、汽车站等处被人以每月1200元的工资、供吃住等条件诱骗来的，根本不知道该砖厂位于何地，一进厂就被搜掉了身份证和钱物。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吃的早、中饭是稀饭加馒头，晚上小半碗面条算是改善生活。十几名工人挤在一间约15平方米的破房子里，每张铺板上挤两三个人，房顶是用塑料搭的棚，热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窟。晚上能看到天上的星星。最苦的是雨天，外面大雨、屋里小雨，根本没法睡。
由于砖厂不提供水，民工们半年不洗澡是常事。有个民工实在觉得难受，就跳进土坑污水里洗一下，被监工发现后，一顿毒打，并扬言罚款100元，从此民工们在土坑里洗个澡都成了奢望。由于常年没水洗澡，80%以上的民工患上了皮肤病，身上只要有一处破皮，半年也痊愈不了。黑龙江的一名女民工腿脚溃烂五六处，每天拖着流着脓的腿仍被狠心的监工赶上工地。民工们身上长满了虱子，拉肚子一拉就是半个月。即便是病重也只能休息一两天，到第三天再不上班就不给饭吃。“三角带”是监工的武器，每天都有四五名监工手持“三角带”在砖厂里转来转去，民工动作稍有怠慢，监工就狠狠地抽，民工身上的肉皮马上就肿起来。最惨的是女工、童工、老人，干的是壮年男人的活，女工们月经期间没钱买卫生纸，到处捡拾监工们扔下的废纸，甚至用砖窑里糊过墙的壁纸。一名15岁的童工忍受不了折磨，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为防止民工逃跑，建起高高的围墙，围墙下是取过土的五六米深的壕沟。厂门口设置铁栏杆，五六名打手轮流值班，场区里设有制高点，每天有四五名监工“站岗放哨”，监视着民工的一举一动。
有个老民工曾告诉陈小平，说他已被贩卖3次了，这里的砖厂相互将民工卖来卖去，一般是干了一年半载后就卖到另外的砖厂。他们常常在起床时，发现不是多了几名民工、就是少了几名民工。
监工将民工编了号，平时做工时一般叫号不叫姓名，以至民工之间相互了解甚少。砖厂里还有十几名弱智民工，不知自己姓什名谁、来自何方。也有几名年轻的民工跑掉了，有吉林的、黑龙江的。至于民工工资问题，砖厂根本没有打算给，在这里干了半年或一年的民工，只有极少数拿到了几十块钱，大部分民工一分钱也没有。
在西姬砖厂里，也有少数“上等民工”，他们一部分是老板、监工们的亲朋好友，一部分是大老板、二包头等从自己家乡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些民工在砖厂里享受的待遇大不相同，吃的、住的都是民工里最好的，干的也是轻松活，每月照常拿工钱，且报酬大都在每月1500元以上。他们拿到工钱后在砖厂里买肉吃、买酒喝，而拐买来的民工们只能远远地看着。每逢有人问起砖厂里的情况，“上等民工”们就异口同声地说老板们是如何如何地对民工好，民工们的待遇是如何如何的高。
●失踪孩子父亲和维权关注者向胡温中央和山西地方当局问责
▲据《潇湘晨报》和《法制日报》报道，400父亲再发求助信 山西洪洞黑窑仅是冰山一角。
“轰动全国的洪洞虐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一千多个生命正在遭遇危难……救救我们的孩子吧！”20日，曾在网络发布求助信的400多位寻子父亲再次联名发出呼吁信，表示因为还有许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转移，呼吁继续加大解救力度，建议扩大查找范围，全国联动寻亲。
家长认为有些孩子已经转移。
6月5日，河南的400多名家长在寻子无果的情况下曾发过一篇《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的求助帖子。山西黑砖窑解救行动也由此拉开。但家长们认为，在他们的寻亲行动中，虽解救了100多名孩子，但大部分不是河南的。
这些家长大多数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孩子是被拐骗去了黑砖窑。多名家长介绍说，经已获解救的孩子辨认，他们有的孩子就是坐上同一辆车被拐骗到山西的。 19日，山西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为了逃避检查，一些非法经营者会提前将民工转移。这些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处理。”“这些孩子很可能已不在山西了。”家长们建议说，希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关部门扩大搜查范围，建立全国联动机制，尽可能地发动各种力量寻亲。
最高检官员赴晋调查渎职据消息人士称，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已派人到山西，重点督察临汾、运城、晋城等三个地级市及所属县（市）警方在黑砖窑调查过程中存在的不作为，或知情不报等渎职行为。记者19日分别从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政府和临汾市人民检察院获悉：洪洞县政府于18日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全国 12个省市向被解救农民工登门道歉。
洪洞县纪委前日首次对外披露，截至19日，至少有20名不同身份的官员接受调查。洪洞县纪委监察室任主任表示，国土资源局广胜寺矿产资源管理所所长魏雄（音）、环保所、工商所、派出所；县里的国土资源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大队长；县环保局、副局长、执法大队队长；县工会、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的官员正在接受调查。
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两位检察官启程赴晋，对官员渎职等问题进行调查。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就“黑窑童奴”向胡温中央问责》。文章写道，自从胡温上台以来，屡屡发生本该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灾难演化为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公共危机。比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机，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药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之所以如此，大都源于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如果没有良知者通过难以完全封杀的互联网对危机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温中央不得不作出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真是上帝送给中国民众进行自我维权的最好礼物。
具体到此次黑窑童奴案。尽管，黑窑童奴案曝光后，15日胡温作出批示。20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山西黑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山西省省长做了检查。然而，胡温中央决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错误来推卸责任，难道那些地方大员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吗？是，中央政府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胡温中央更不能以“地方隐瞒”或“不知情”来卸责。因为，仅从知情不为的做派上看，胡温中央仍然脱不了干系。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16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3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 100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惊人的黑窑秘密。4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并以“罄竹难书，惨绝人寰”为题进行了电视报道，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1000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6月5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400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6月11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6月15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才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从3月8日到6月15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400位父亲的网上求助，居然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有甚者，胡温中央的知情不为的时间，不是三个月而是将近一年。据《潇湘晨报》6月19日《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曾上书总理》的报道指出，早在1998年，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教先生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于胡温中央。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
如果中央政府对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迅速作出反应，违法犯罪的黑窑奴工就能够提前得到治理，即便无法完全根治，起码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让童奴少受近一年的虐待，使被拐骗、被绑架的孩子减少，官黑勾结的犯罪也能得到一定遏止。然而，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温家宝或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回音。
胡温中央如此对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在引发海内外震惊的黑窑奴工案曝光后，胡温中央难道不应该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认错吗？中央政府对省级人大代表的态度尚且如此轻慢，他们如何对待毫无权势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温上台以来，最爱表演的就是“亲民秀”，废除收容遣送、改变应对SARS的决策，人权写进宪法、免农业税，走乡串户，替民工讨薪、为农民卖桃、下矿井中过三十、穿旧旅游鞋、多次为民间疾苦流泪……通过垄断媒体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胡温多少还积累点亲民的形象。然而，亲民是脸上的和电视镜头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决策中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现行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他们一定要把维护独裁权力和特权结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他们也一定要把突出政绩、展示伟光正形象作为媒体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能让媒体变成专门挑刺的无冕之王；此次“黑窑奴童”罪恶的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温的问责诺言和亲民神话。
▲于幼军就黑砖窑案向农民工道歉，向全省检讨。国务院联合工作组联合山西省政府22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山西省长于幼军在会上代表省政府向在黑砖窑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其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
于幼军表示，近期发生在山西省运城、临汾、晋城一些黑砖窑的刑事犯罪和非法用工行为，侵犯了农民工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作为一省之长，于幼军表示难辞其咎，深感内疚和痛心，并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
到目前为止，山西黑砖窑事件共立刑事案件十五起，涉案55人，刑事拘留嫌犯35人，其中十人被批捕，另有二十人在逃，正全力追捕。
国务院联合工作组组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孙宝树在会上表示，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党中央、国务院官员十分重视，总书记胡锦涛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依法严肃查处。总理温家宝指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会同全国总工会组成联合工作组协调和指导山西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黑砖窑” 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孙宝树表示，6月20日上午，温家宝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工作组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初步调查处理情况的汇报，对进一步做好事件的查处和善后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自由亚洲电台：《黑砖窑事件：是继续问责还是禁止报道？》报道说，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惊中国举国上下。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百多涉案人员被拘捕，黑窑主的父亲已被开除党籍，已有数百名被困农民工获得解救。据多个媒体报道，山西地方政府对黑砖窑的情况并非不了解，但却让这样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长期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据中国媒体报道，山西洪洞县曹生村的黑砖窑窑主王兵兵的父亲王东记是洪洞县两届人大代表，曹生村的党支部书记，现已被免职并被开除党籍。另外，王兵兵本人、黑砖窑的包工头衡庭汉以及一些打手都已被捕归案。据英文的《中国日报》报道，目前总共在押的与黑砖窑有关的嫌疑人已达一百六十多人。与此同时，也有数百名被困的农民工得到解救，他们每人获得政府发放的1000元安慰金。
在这些黑砖窑里，被拐骗来的童工以及一些农民工生活在人间地狱。他们被迫每天工作长达大约19个小时，生活在臭气熏天的窝棚，长期不能洗漱，蓬头垢面，动不动就遭工头殴打，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就被活埋……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当地政府部门对这些黑砖窑的情况早就知情。丢失了孩子的家长知道孩子在黑砖窑做童工，要求解救，当地公安机关竟然置之不理。这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深思。
下一步会是继续追责，形成制度上的进步，还是媒体追到一定程度就要限制，这要看中央政府态度李大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研究劳工的学者刘开明说，山西历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官商勾结的问题：“山西整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方政府跟企业的合谋问题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这次事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思，就是地方政府的治理在未来中国可能要做很大的努力。”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原主编李大同则认为，黑砖窑反映出中国权力机构的麻木不仁：“这和政权的麻木有很大关系，就像河南的母亲到山西，山西根本不管，就说找你们河南去。权力机构就已经有很大关系。”
山西黑砖窑事件从六月初在互联网上披露出来以来，遭到无数网友的谴责，但是到目前为止，仅仅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受到行政处罚。路透社报道说，有人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呼吁人们在自己身上、汽车上展示蓝丝带，以表示他们对黑砖窑事件的愤怒、对受害者的支持以及要求严惩涉案的官员和有关人员的意愿。刘开明认为，到目前为止政府对黑砖窑事件的处理方式过慢、过软，官员问责制没有落到实处：“在中国政府官员问责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起来，象这样的事情是很多重的犯罪，因为第一牵涉到拐卖人口，第二是强制劳动，第三 是伤害，第四是非法拘禁。这些都触犯了刑律，这次老百姓都在盯着到底会有多少官员会为此负责。”
有人说，这是继广东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之后，以舆论力量推进社会进步的又一个典型事例。但是这个事件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社会的进步呢？李大同说，这全看中央政府：“下一步会是继续追责，形成制度上的进步，还是媒体追到一定程度就要限制，这要看中央政府态度，如果愿意作为契机的话，那么事情有可能像制度性的好的方向转化，但是也存在着继续往下追 的话加以干预，禁止报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人们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一个暴露社会、体制弊端的事件出现后，媒体大量报道、分析，但突然全部失声，令一个本来可以带来更大社会进步的机会失去了。刘开明对山西黑砖窑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否能够推动中国政府在体制上的改革也持怀疑态度。人们不禁要问：还要多少中国民众的血汗和生命才能换来中国政府从体制上对人权的保障、对人的尊重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经》杂志法律顾问萧瀚先生在《南方周末》发文《黑砖窑事件政府应承担国家赔偿》，文章摘要如下：
黑砖窑事件，受害人数众多、历时漫长(有长至六七年者)、后果惨不忍睹，对当地政府而言，显然已经不是“管理不力”区区四字所能搪塞的。……对这样后果惨绝、规模惊人的人道主义灾难，相关的各级政府有没有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详见该法，限于篇幅不引)规定了五项国家应当赔偿的行政行为。如果警方涉嫌参与分红被查实，那就是典型的间接故意犯罪，符合该条除了第四项之外所有侵害人身权而致使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如果涉嫌渎职犯罪(例如刑法第398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第416条规定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则符合该条第五项规定的国家赔偿要件。除了构成犯罪的行为之外，与黑砖窑事件相关的一般行政违法只要被查实，也符合该条第五项规定的赔偿要件。
黑砖窑主、包工头、监工、人贩子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无法无天，不是因为没有法律，不是因为没有警察，不是因为没有政府。而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在垄断了治安权的同时并没有保一方平安，所谓占着茅坑不出恭。更有甚者，这些地方的政府从保护人民的职责中溃逃而造成整体性渎职，法律在那里名存实亡，甚至是反向地存在。如果一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还可能通过自我组织行使自卫权保护自己。如果政府某些职能完全瘫痪失灵甚至变成了侵害者或其保护者，人民就会陷入最悲惨的境地。这样的状态正是政府当作为处不作为、不当作为处乱作为的结果。
在法治秩序中，行政权具有主动性、直接性等特征，与人民基本权利关系密切。因此，对它的监督也就应该相对严厉一些，黑砖窑事件中，政府之所以应当承担国家赔偿，理由便在此。
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行政赔偿责任奉行“违法责任原则”，即行政行为只有违法时才承担责任，这是对政府最宽容的一种归责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已进入“无过错责任原则”时代。即使如此，在黑砖窑事件中，无论多么宽容的规则，相关的各级政府都难辞其咎，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否则何以解释该事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后果之惨绝？
为了不再出现如此恐怖的人道主义灾难，各级政府该对此深刻反省，并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关天茶舍署名刘江的网民《比黑砖窑案更应当追问的》。
现代版的“包身工”
就在“世界无童工日”前后，在黑砖窑较多的临汾、运城、晋城纷纷爆出拐骗、虐待民工特别是贩卖未成年人做苦工的事件，真够讽刺，世界在积极呼吁无童工，可中国总有它的特色。据媒体透露，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而他们是通过500元一个的价格从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贩卖过来的。再看看他们的工作：“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中间最小的只有8岁，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再看5月底山西曝光的“劳奴”事件：“民工在砖场工作，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做，到凌晨1点才获准睡觉；而睡觉的黑屋子没有床，30多人只能背靠背”打地铺“，而门外5个打手和6条狼狗巡逻。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蔬菜，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32个民工一年多未领工资未洗操，其中1人被打死，另外有8人已神志不清。”
看到这些，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夏衍的《包身工》，正好现在是该文发表的71周年（包身工》写于1936年4月，发表于同年6月《光明》创刊号），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夏衍先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创举，也许还可以成为小学生学习这篇课文的“活课件”、“活标本”，而且，我们不得不佩服夏衍先生，居然把71年后的事情写的惟妙惟肖。
据最新消息，山西已成功解救468名“黑窑工”，不过，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追问一些问题：
1、还有多少民工仍被虐待着？
通过百度搜索一下，“虐待民工”的相关网页约429，000篇，虐待民工也不是今天才有，山西警方承认，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已存在，为什么这种“现代包身工”存在了十几年而得不到遏制，以至于今天变本加厉，使这种“黑金经济”蔓延成一种普遍现象？当然这种“包身工”现象也不是仅山西才有：02年广州白云区惊见现代儿童“包身工”，工作超强度处境极悲惨；东莞“包身工”黑工厂关5年：“除非一年有367天，我才会有休息日”，以至于赢得了“血汗工厂”的“美名”；04年安徽亳州民工被非法囚禁、并被强迫劳动；06年山西寿阳黑砖厂雇用智障人做苦力；06年河北临西惊现残疾“包身工”；陕西两名十六七岁少女，遭遇黑中介，不幸沦为河北黑砖厂里的少女性奴；05年河南灵宝矿警横行乡里，用火钳烙体酷刑虐待民工近12小时；05年黑龙江民工遭非人待遇，干得慢被扇耳，冬天扒光衣服浇凉水；06年四川民工在邢台遭非人待遇，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04年山西泽州一砖厂虐待民工，民工遍体鳞伤，甚至被逼吃煤吃土；06年北京一个工地两成人吃剩饭生活；07年山东文登黑砖厂用皮鞭“管理”70余工人；07年惠州黑砖厂民工欲逃，打手砖头铁棒侍候。如此看来，非法用工甚至虐待民工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由于没有有效解决，才导致了今天愈演愈烈，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只是众多虐待民工行为的延续，我们不禁要问：把民工视为草芥的虐待、奴役的行为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2、批示PK法律法规：假如没有批示，怎么办？
在山西爆出黑砖窑虐待民工、非法使用大量童工的消息后，先是王兆国作重要批示，紧接着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中央领导都作了重要批示。山西省委书记、省长批示：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在山西全面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紧接着，山西省成立“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领导组，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会、法院、检察、信访、宣传等部门负责人参加，解救被拐骗民工行动迅速展开，目前黑砖窑较多的临汾、晋城、运城3市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5200余人次，警车1300辆次。而在对比批示前的现状：当地警察面对媒体表示，“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甚至当地劳监部门官员涉嫌倒卖童工，当地某乡派出所面对家长们的报案置之不理，相关职能部门在这之前存在明显的失职、渎职行为。看来还是批示起作用，《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国务院发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对非法用工与使用童工现象做了限制性的规定，既然山西警方知道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已存在，为什么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地方官员只认批示、不认法律的“怪胎”现象还要持续多久？假如没有批示，是不是民工永远见不到天日？批示能否解决一切？
3、非法用工的背后存在多少官商勾结？
山西黑砖窑老板为什么这么嚣张？他们这种“黑金经济”的背后是否隐藏着“黑金政治”的背影？黑砖窑老板的蛮横、打手监工的肆无忌惮，这些在法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的现象居然在山西等地如此普遍，1000多未成年人被贩卖过来，当地政府职能部门能一无所知？这在正常条件下解释不通的。据说，大多数的黑砖窑每年要向当地派出所上交“保护费”。可笑的是，当黑砖窑虐待民工事件曝光后，当地几个执法部门居然把善后工作“放心”地交给了黑砖窑所在地——曹生村的村干部处理，而黑砖窑老板的父亲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官商的配合还真是默契。另据一些家长反映，“我们去解救一个河南小孩时，有个河北的孩子哭着让我带他出去，我向警察提出把他也带走时，警察说'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这是一个人民公仆该说的话吗？袒护黑砖窑老板意欲何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更无耻的是，一位刚被解救出来的民工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人员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该民工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也装进了他们的腰包，民工在他们眼里成了发财的工具，这就是那些平时满口“为人民服务”官员们部分写真。
4、农民该如何生存？
改革开放，农民可以进城了，虽然工作累点脏点、工资低点、城里人也瞧不起，但还是有很多农民工任劳任怨，毕竟，这些比起农村的荒凉要好得多，但是，民工也是有尊严的、因为他们也是公民，他们也应当有基本的人权，应当受到尊重，但现实并不乐观，打字的时候才发现，公民（gongmin）与民工（mingong）的拼音尽然是颠倒秩序不同组合，拼音秩序颠倒是小事，要是因此造成意义上颠倒那就是大事了，民工成了非公民，但现实好像就是这么颠倒的，原来是冥冥中的安排？还是人为造成的恶果，民工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来到城市，可惜等待他们的是砖头、铁棒、皮鞭、火钳、警棍，这是怎样的“以人为本”？怎么样的和谐？难道要让他们重新回到困守土地的时代，这样好像又不符合官员们“城市化”政绩目标了，农民是乎永远陷入了一个圈套，无论如何总是为别人牺牲。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剑虹发表文章《黑砖窑事件拷问政府问责制》。文章写道，我们不禁要问：山西“黑砖窑”奴役民工，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一家两家，而是在当地大范围颇具有普遍性，如此多的黑砖窑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无证经营，大规模拐骗外地人做奴工，雇用打手，豢养狼狗，营造监狱式工场，当地政府居然毫不知情？为何非得等到“中央高层作出批示后”，山西省各级政府官员才纷纷表态，严查黑砖窑案，解救被拐骗民工和童工？此前，尽管家长们数年来奔走呼号，四处求告，各部门却互相推诿，甚至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包庇纵容，执法犯法！亲身赶往砖场寻访失踪孩子的家长曾向媒体透露：当家长发现同村邻居的孩子希望一起带走时，当地警察竟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只准带走自己的孩子；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参与了倒卖奴工……面对这些衣不蔽体、遍体鳞伤、神情呆滞的孩子、公民们，还有那些已经被转移而寻找无着、已经备受折磨而死于非命者，除了黑心砖场主和人贩子以外，被纳税人血汗钱供养着的“人民公仆”们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一方，就因为其背后有着强有力的“官家”保护伞。由于无法保障工人的健康、安全，这种落后的砖瓦生产方式，早已被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然而，这些政令在地方上却变成了一纸空文！远离中央的地方贪官污吏，早就不受中央节制；对地方的贪官污吏而言，利益就在眼前，而非来自远在天边的中央。而中央政府一贯推行的新闻控制、报喜不报忧的“正确的舆论导向”，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贪官污吏、窑主、警方和劳动监察部门等构成了一个绵密的共犯结构，就是在这种利益共生关系下，山西黑砖窑变本加厉，让成百名上千的被拐卖奴工受尽折磨，失踪儿童家长受到威胁，媒体采访严重受阻。如果不是失踪儿童家长们血泪斑斑的拼死自救，如果不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们冒着风险随家长们赶赴山西实地探访揭露真相，黑砖窑事件的悲剧或许还会长期、一再地重演！受害家长们积蓄的能量惊人，一篇以四百位河南籍失踪孩子父亲的名义发表在网上的求救文章，引起全社会强烈关注和极大反响！随后各平面、电视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最终促成解救行动的展开。由此可见，黑恶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黑恶势力的失察庇护，甚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所以，根除“黑砖窑”和“现代包身工”的关键，是改变政府竭力维护的谎言粉饰“和谐”的不合理制度和信息垄断的愚民政策，是向无良贪官们的麻木渎职开刀，向盘根错节的钱权寻租交易开刀，如此方能使公权力回复公正、公信。笔者在此也向率先曝光黑砖窑事件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付振中等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勇气致敬！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施英）
一周新闻聚焦：黑窑奴工案民间向胡温中央问责（2）
▲红网-潇湘晨报6月19日发表报道《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 曾上书总理》（潇湘晨报记者 倪志刚 通讯员 胡盛英）
在中央的重视和舆论的关注之下，山西“黑砖窑事件”走上快速处理的轨道。
其实早在9年前，人称“小黑脸”的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去年，他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整顿黑砖厂违法用工问题。
6月18日，陈建教打开电脑，翻阅着网上关于山西黑砖厂“包身工”事件的新闻，看看有了什么新进展。“山西的黑砖厂，我在9年前就较量过一次。那次救出了150多名被困的民工。”
对于第一个求救电话，陈建教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998年的五一劳动节。”“这些黑砖厂的存在，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陈建教说。
山西榆次：解救150名砖厂“包身工”
1998年5月1日早上6点，陈建教接到石门县太平镇自生堰村村民林进佩从山西省榆次市东阳镇打来的求救电话，说他和6位老乡进了那里的一个黑厂 ——开白砖厂，进厂后钱被搜光，日夜干苦工，不准出厂转厂，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并有8名打手日夜看守，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6人个个挨了打，处境十分危险。那时候，陈建教是该镇的副镇长。“求救过程非常惊险，像电影里的一样。”
当时他们身无分文，林进佩早上利用下大雨的机会，悄悄跑出来用一块手表作抵押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还没说几句话，马上就说：“有三个家伙向我追来了，快点救我们啊！”接着就只听见打骂声，电话断了。
陈建教将情况核实后向镇领导做了汇报，并于5月12日北上山西榆次解救这批民工。
5月14日，他们赶到榆次市。早上8点，他们跑到榆次市人大常委会，向时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庞廷清汇报。庞拍案而起，说不容许榆次市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随即向市政府通报了情况，随后指派市人大秘书长、市劳动局副局长及市劳动监察大队长、东阳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和镇派出所所长一起驱车前往开白砖厂察看实情。
车到厂里，大家都被当时的场面惊呆了。陈的照相机咔咔地响个不停，民工们见状，丢下手中的工具，带着满身泥土跑来，嚎啕大哭。只有几个童工在厂方几个小头目的指使下，身不由己地东躲西藏。
砖厂是个体私营，周围一片空白地，没有其它建筑物，一条高低不平的简易公路通向这里，150多名民工大多数是被他们从太原骗来的湖南、四川和甘肃人。民工们被骗进厂，厂方将他们的钱财全部搜走扣下，再编班到组。每个班30多人，其中二人名为班长，实为监工、打手。全厂共有这样的监工、打手8名，日夜值班监视民工，就连上厕所也不放松。工作时间每天超过14个小时。
在当地党政部门的交涉下，石门6位民工终于逃出了虎口。当陈建教一行离开砖厂时，外省民工纷纷奔到车边，请求将他们带出去。看着100多名民工含着泪水的眼神，陈建教的心情十分沉重。
在返湘后的几个晚上，陈建教都没睡好觉，很快整理出一份长达5000余字并配有照片的《关于整治黑厂的建议》材料，用特快专递寄给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卢功勋。
在山西省的重视下，6月10日，当地公安机关提请逮捕3人，依法刑事拘留7人。6省150多名被困民工终于得到解救。
河北沧州：救助被卖湖南民工另一起关于黑砖厂的事件发生在去年，地点在河北。又一个神秘的电话再次揭开了一个黑砖厂的黑幕。这时陈建教已是新关镇人大主席。
2006年6月20日，石门县农业局原果茶站下岗职工陈小平年迈的父母哭着向陈建教求救，说儿子陈小平在外打工被人卖到一家黑砖厂做苦工已半年多了，音信全无，不知是死是活。
原来，两位老人在6月14日这一天，接到了一个来自吉林省的电话，那人自称与陈小平曾在同一个砖厂，他逃了出来。
陈建教马上拨通了吉林省那位民工的电话，了解的真相是：他们都是在外打工的民工，曾在北京火车站被举着紧急招工的一男一女拐骗进去的，招工的人跟他们说一家面包厂急需一批民工做事，活儿轻松，每月工钱1200元，还包吃包住。一心想赚钱的民工们随后被糊里糊涂带到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一个叫西姬庄村的砖厂。
这个民工说，砖厂养着一批监工，他们每天凌晨3：30起床，4：00开机做事，一直干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如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工钱却没有一分。他说他被打了两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深夜从围墙跳下，拖着摔得鲜血直流的腿，爬了几里路程才逃脱黑窝。
8月25日，陈建教按照吉林省民工提供的地址，赶到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镇，以买砖为由到西姬砖厂探听虚实。他看到的民工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满身泥土。由于砖厂禁止民工与买砖的司机、老板交谈，陈根本无法找到要找的民工陈小平。第二天，陈建教同东光县有关部门迅速赶到西姬砖厂。终于找到了面如菜色的陈小平。
陈建教对他说：“陈小平，我是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今天来接你回家的。”惊喜顿时划过陈小平糊满泥土的黑脸，他激动地猛哭起来。周围的民工们也一窝蜂地围了上去，请求把他们也带出去，监工却扬了扬手中的三角带，吼道：“嚷什么，干活去！”就把他们吓了回去。
在陈建教的强烈要求和当地劳动部门的支持下，砖厂老板极不情愿地给陈小平算了工资账，从2月份干到8月份，7个月的时间老板七扣八扣地算到了1400元钱，其中扣除最多的一笔钱竟然是当初把他“买”来时花掉的500元钱。
2006年，他曾上书总理
陈建教，人称“小黑脸”，一个带着侠士色彩的传奇汉子，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湖南省第八、九、十届人大代表，2005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
他曾经卧底京城黑工地，救出大批被困的民工，也曾经卧底长途车，一手掌握了长途车上犯罪分子的底细，然后推动多省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
这个有着高度责任心的人大代表，在将陈小平救回后，联想起山西黑砖厂事件，感觉这些不是孤立的现象。
他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黑砖厂”，一下出来300余搜索结果，有黑砖厂暴打童工的、强迫工人劳动的、监工用皮鞭“管理”70余工人的、高三学生遭黑砖厂囚禁的等等，“西姬砖厂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继续繁衍。“这些黑砖厂的存在，地方政府是有责任的。”他说。
为了从总体上解决此事，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建议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
在信中，他秉笔直言：“这些'黑砖厂'难道当地政府、公安、劳动部门不知道吗？我想他们应该都清楚，就西姬砖厂而言，就曾出现好几起通过当地公安部门、劳动部门解救民工事件，如此虐待民工的'黑砖厂'无人过问，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吧！”
陈说，信写上去后，总理曾经做过批示，当时多个部门也进行过一些查处。“我会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他说，在中央的重视和舆论的关注之下，相信这次能够得到彻底整治。
[砖厂黑幕]民工只呼编号不喊姓名陈小平向陈建教详细介绍了砖厂民工生活的内幕：西姬砖厂约有70多名民工，都是从北京火车站、汽车站等处被人以每月1200元的工资、供吃住等条件诱骗来的，根本不知道该砖厂位于何地，一进厂就被搜掉了身份证和钱物。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吃的早、中饭是稀饭加馒头，晚上小半碗面条算是改善生活。十几名工人挤在一间约15平方米的破房子里，每张铺板上挤两三个人，房顶是用塑料搭的棚，热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窟。晚上能看到天上的星星。最苦的是雨天，外面大雨、屋里小雨，根本没法睡。
由于砖厂不提供水，民工们半年不洗澡是常事。有个民工实在觉得难受，就跳进土坑污水里洗一下，被监工发现后，一顿毒打，并扬言罚款100元，从此民工们在土坑里洗个澡都成了奢望。由于常年没水洗澡，80%以上的民工患上了皮肤病，身上只要有一处破皮，半年也痊愈不了。黑龙江的一名女民工腿脚溃烂五六处，每天拖着流着脓的腿仍被狠心的监工赶上工地。民工们身上长满了虱子，拉肚子一拉就是半个月。即便是病重也只能休息一两天，到第三天再不上班就不给饭吃。“三角带”是监工的武器，每天都有四五名监工手持“三角带”在砖厂里转来转去，民工动作稍有怠慢，监工就狠狠地抽，民工身上的肉皮马上就肿起来。最惨的是女工、童工、老人，干的是壮年男人的活，女工们月经期间没钱买卫生纸，到处捡拾监工们扔下的废纸，甚至用砖窑里糊过墙的壁纸。一名15岁的童工忍受不了折磨，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为防止民工逃跑，建起高高的围墙，围墙下是取过土的五六米深的壕沟。厂门口设置铁栏杆，五六名打手轮流值班，场区里设有制高点，每天有四五名监工“站岗放哨”，监视着民工的一举一动。
有个老民工曾告诉陈小平，说他已被贩卖3次了，这里的砖厂相互将民工卖来卖去，一般是干了一年半载后就卖到另外的砖厂。他们常常在起床时，发现不是多了几名民工、就是少了几名民工。
监工将民工编了号，平时做工时一般叫号不叫姓名，以至民工之间相互了解甚少。砖厂里还有十几名弱智民工，不知自己姓什名谁、来自何方。也有几名年轻的民工跑掉了，有吉林的、黑龙江的。至于民工工资问题，砖厂根本没有打算给，在这里干了半年或一年的民工，只有极少数拿到了几十块钱，大部分民工一分钱也没有。
在西姬砖厂里，也有少数“上等民工”，他们一部分是老板、监工们的亲朋好友，一部分是大老板、二包头等从自己家乡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些民工在砖厂里享受的待遇大不相同，吃的、住的都是民工里最好的，干的也是轻松活，每月照常拿工钱，且报酬大都在每月1500元以上。他们拿到工钱后在砖厂里买肉吃、买酒喝，而拐买来的民工们只能远远地看着。每逢有人问起砖厂里的情况，“上等民工”们就异口同声地说老板们是如何如何地对民工好，民工们的待遇是如何如何的高。
●失踪孩子父亲和维权关注者向胡温中央和山西地方当局问责
▲据《潇湘晨报》和《法制日报》报道，400父亲再发求助信 山西洪洞黑窑仅是冰山一角。
“轰动全国的洪洞虐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一千多个生命正在遭遇危难……救救我们的孩子吧！”20日，曾在网络发布求助信的400多位寻子父亲再次联名发出呼吁信，表示因为还有许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转移，呼吁继续加大解救力度，建议扩大查找范围，全国联动寻亲。
家长认为有些孩子已经转移。
6月5日，河南的400多名家长在寻子无果的情况下曾发过一篇《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的求助帖子。山西黑砖窑解救行动也由此拉开。但家长们认为，在他们的寻亲行动中，虽解救了100多名孩子，但大部分不是河南的。
这些家长大多数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孩子是被拐骗去了黑砖窑。多名家长介绍说，经已获解救的孩子辨认，他们有的孩子就是坐上同一辆车被拐骗到山西的。 19日，山西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为了逃避检查，一些非法经营者会提前将民工转移。这些情况一经查实，将依法处理。”“这些孩子很可能已不在山西了。”家长们建议说，希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关部门扩大搜查范围，建立全国联动机制，尽可能地发动各种力量寻亲。
最高检官员赴晋调查渎职据消息人士称，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已派人到山西，重点督察临汾、运城、晋城等三个地级市及所属县（市）警方在黑砖窑调查过程中存在的不作为，或知情不报等渎职行为。记者19日分别从山西省洪洞县人民政府和临汾市人民检察院获悉：洪洞县政府于18日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全国 12个省市向被解救农民工登门道歉。
洪洞县纪委前日首次对外披露，截至19日，至少有20名不同身份的官员接受调查。洪洞县纪委监察室任主任表示，国土资源局广胜寺矿产资源管理所所长魏雄（音）、环保所、工商所、派出所；县里的国土资源局局长、副局长、执法大队大队长；县环保局、副局长、执法大队队长；县工会、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的官员正在接受调查。
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两位检察官启程赴晋，对官员渎职等问题进行调查。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就“黑窑童奴”向胡温中央问责》。文章写道，自从胡温上台以来，屡屡发生本该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灾难演化为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公共危机。比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机，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药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之所以如此，大都源于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如果没有良知者通过难以完全封杀的互联网对危机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温中央不得不作出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真是上帝送给中国民众进行自我维权的最好礼物。
具体到此次黑窑童奴案。尽管，黑窑童奴案曝光后，15日胡温作出批示。20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山西黑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山西省省长做了检查。然而，胡温中央决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错误来推卸责任，难道那些地方大员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吗？是，中央政府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胡温中央更不能以“地方隐瞒”或“不知情”来卸责。因为，仅从知情不为的做派上看，胡温中央仍然脱不了干系。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16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3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 100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惊人的黑窑秘密。4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并以“罄竹难书，惨绝人寰”为题进行了电视报道，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1000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6月5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400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6月11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6月15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才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从3月8日到6月15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400位父亲的网上求助，居然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有甚者，胡温中央的知情不为的时间，不是三个月而是将近一年。据《潇湘晨报》6月19日《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曾上书总理》的报道指出，早在1998年，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教先生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于胡温中央。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
如果中央政府对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迅速作出反应，违法犯罪的黑窑奴工就能够提前得到治理，即便无法完全根治，起码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让童奴少受近一年的虐待，使被拐骗、被绑架的孩子减少，官黑勾结的犯罪也能得到一定遏止。然而，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温家宝或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回音。
胡温中央如此对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在引发海内外震惊的黑窑奴工案曝光后，胡温中央难道不应该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认错吗？中央政府对省级人大代表的态度尚且如此轻慢，他们如何对待毫无权势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温上台以来，最爱表演的就是“亲民秀”，废除收容遣送、改变应对SARS的决策，人权写进宪法、免农业税，走乡串户，替民工讨薪、为农民卖桃、下矿井中过三十、穿旧旅游鞋、多次为民间疾苦流泪……通过垄断媒体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胡温多少还积累点亲民的形象。然而，亲民是脸上的和电视镜头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决策中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现行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他们一定要把维护独裁权力和特权结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他们也一定要把突出政绩、展示伟光正形象作为媒体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能让媒体变成专门挑刺的无冕之王；此次“黑窑奴童”罪恶的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温的问责诺言和亲民神话。
▲于幼军就黑砖窑案向农民工道歉，向全省检讨。国务院联合工作组联合山西省政府22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山西省长于幼军在会上代表省政府向在黑砖窑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其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
于幼军表示，近期发生在山西省运城、临汾、晋城一些黑砖窑的刑事犯罪和非法用工行为，侵犯了农民工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在国内外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作为一省之长，于幼军表示难辞其咎，深感内疚和痛心，并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
到目前为止，山西黑砖窑事件共立刑事案件十五起，涉案55人，刑事拘留嫌犯35人，其中十人被批捕，另有二十人在逃，正全力追捕。
国务院联合工作组组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孙宝树在会上表示，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党中央、国务院官员十分重视，总书记胡锦涛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依法严肃查处。总理温家宝指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会同全国总工会组成联合工作组协调和指导山西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黑砖窑” 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孙宝树表示，6月20日上午，温家宝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工作组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初步调查处理情况的汇报，对进一步做好事件的查处和善后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自由亚洲电台：《黑砖窑事件：是继续问责还是禁止报道？》报道说，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惊中国举国上下。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百多涉案人员被拘捕，黑窑主的父亲已被开除党籍，已有数百名被困农民工获得解救。据多个媒体报道，山西地方政府对黑砖窑的情况并非不了解，但却让这样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长期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据中国媒体报道，山西洪洞县曹生村的黑砖窑窑主王兵兵的父亲王东记是洪洞县两届人大代表，曹生村的党支部书记，现已被免职并被开除党籍。另外，王兵兵本人、黑砖窑的包工头衡庭汉以及一些打手都已被捕归案。据英文的《中国日报》报道，目前总共在押的与黑砖窑有关的嫌疑人已达一百六十多人。与此同时，也有数百名被困的农民工得到解救，他们每人获得政府发放的1000元安慰金。
在这些黑砖窑里，被拐骗来的童工以及一些农民工生活在人间地狱。他们被迫每天工作长达大约19个小时，生活在臭气熏天的窝棚，长期不能洗漱，蓬头垢面，动不动就遭工头殴打，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就被活埋……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当地政府部门对这些黑砖窑的情况早就知情。丢失了孩子的家长知道孩子在黑砖窑做童工，要求解救，当地公安机关竟然置之不理。这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深思。
下一步会是继续追责，形成制度上的进步，还是媒体追到一定程度就要限制，这要看中央政府态度李大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研究劳工的学者刘开明说，山西历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官商勾结的问题：“山西整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方政府跟企业的合谋问题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这次事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思，就是地方政府的治理在未来中国可能要做很大的努力。”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原主编李大同则认为，黑砖窑反映出中国权力机构的麻木不仁：“这和政权的麻木有很大关系，就像河南的母亲到山西，山西根本不管，就说找你们河南去。权力机构就已经有很大关系。”
山西黑砖窑事件从六月初在互联网上披露出来以来，遭到无数网友的谴责，但是到目前为止，仅仅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受到行政处罚。路透社报道说，有人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呼吁人们在自己身上、汽车上展示蓝丝带，以表示他们对黑砖窑事件的愤怒、对受害者的支持以及要求严惩涉案的官员和有关人员的意愿。刘开明认为，到目前为止政府对黑砖窑事件的处理方式过慢、过软，官员问责制没有落到实处：“在中国政府官员问责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起来，象这样的事情是很多重的犯罪，因为第一牵涉到拐卖人口，第二是强制劳动，第三 是伤害，第四是非法拘禁。这些都触犯了刑律，这次老百姓都在盯着到底会有多少官员会为此负责。”
有人说，这是继广东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之后，以舆论力量推进社会进步的又一个典型事例。但是这个事件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社会的进步呢？李大同说，这全看中央政府：“下一步会是继续追责，形成制度上的进步，还是媒体追到一定程度就要限制，这要看中央政府态度，如果愿意作为契机的话，那么事情有可能像制度性的好的方向转化，但是也存在着继续往下追 的话加以干预，禁止报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人们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一个暴露社会、体制弊端的事件出现后，媒体大量报道、分析，但突然全部失声，令一个本来可以带来更大社会进步的机会失去了。刘开明对山西黑砖窑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否能够推动中国政府在体制上的改革也持怀疑态度。人们不禁要问：还要多少中国民众的血汗和生命才能换来中国政府从体制上对人权的保障、对人的尊重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经》杂志法律顾问萧瀚先生在《南方周末》发文《黑砖窑事件政府应承担国家赔偿》，文章摘要如下：
黑砖窑事件，受害人数众多、历时漫长(有长至六七年者)、后果惨不忍睹，对当地政府而言，显然已经不是“管理不力”区区四字所能搪塞的。……对这样后果惨绝、规模惊人的人道主义灾难，相关的各级政府有没有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详见该法，限于篇幅不引)规定了五项国家应当赔偿的行政行为。如果警方涉嫌参与分红被查实，那就是典型的间接故意犯罪，符合该条除了第四项之外所有侵害人身权而致使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如果涉嫌渎职犯罪(例如刑法第398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第416条规定的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则符合该条第五项规定的国家赔偿要件。除了构成犯罪的行为之外，与黑砖窑事件相关的一般行政违法只要被查实，也符合该条第五项规定的赔偿要件。
黑砖窑主、包工头、监工、人贩子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无法无天，不是因为没有法律，不是因为没有警察，不是因为没有政府。而是这些地方的政府在垄断了治安权的同时并没有保一方平安，所谓占着茅坑不出恭。更有甚者，这些地方的政府从保护人民的职责中溃逃而造成整体性渎职，法律在那里名存实亡，甚至是反向地存在。如果一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还可能通过自我组织行使自卫权保护自己。如果政府某些职能完全瘫痪失灵甚至变成了侵害者或其保护者，人民就会陷入最悲惨的境地。这样的状态正是政府当作为处不作为、不当作为处乱作为的结果。
在法治秩序中，行政权具有主动性、直接性等特征，与人民基本权利关系密切。因此，对它的监督也就应该相对严厉一些，黑砖窑事件中，政府之所以应当承担国家赔偿，理由便在此。
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行政赔偿责任奉行“违法责任原则”，即行政行为只有违法时才承担责任，这是对政府最宽容的一种归责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已进入“无过错责任原则”时代。即使如此，在黑砖窑事件中，无论多么宽容的规则，相关的各级政府都难辞其咎，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否则何以解释该事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后果之惨绝？
为了不再出现如此恐怖的人道主义灾难，各级政府该对此深刻反省，并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关天茶舍署名刘江的网民《比黑砖窑案更应当追问的》。
现代版的“包身工”
就在“世界无童工日”前后，在黑砖窑较多的临汾、运城、晋城纷纷爆出拐骗、虐待民工特别是贩卖未成年人做苦工的事件，真够讽刺，世界在积极呼吁无童工，可中国总有它的特色。据媒体透露，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而他们是通过500元一个的价格从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贩卖过来的。再看看他们的工作：“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中间最小的只有8岁，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再看5月底山西曝光的“劳奴”事件：“民工在砖场工作，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做，到凌晨1点才获准睡觉；而睡觉的黑屋子没有床，30多人只能背靠背”打地铺“，而门外5个打手和6条狼狗巡逻。一日三餐就是吃馒头、喝凉水，没有蔬菜，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32个民工一年多未领工资未洗操，其中1人被打死，另外有8人已神志不清。”
看到这些，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夏衍的《包身工》，正好现在是该文发表的71周年（包身工》写于1936年4月，发表于同年6月《光明》创刊号），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夏衍先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创举，也许还可以成为小学生学习这篇课文的“活课件”、“活标本”，而且，我们不得不佩服夏衍先生，居然把71年后的事情写的惟妙惟肖。
据最新消息，山西已成功解救468名“黑窑工”，不过，我们还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追问一些问题：
1、还有多少民工仍被虐待着？
通过百度搜索一下，“虐待民工”的相关网页约429，000篇，虐待民工也不是今天才有，山西警方承认，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已存在，为什么这种“现代包身工”存在了十几年而得不到遏制，以至于今天变本加厉，使这种“黑金经济”蔓延成一种普遍现象？当然这种“包身工”现象也不是仅山西才有：02年广州白云区惊见现代儿童“包身工”，工作超强度处境极悲惨；东莞“包身工”黑工厂关5年：“除非一年有367天，我才会有休息日”，以至于赢得了“血汗工厂”的“美名”；04年安徽亳州民工被非法囚禁、并被强迫劳动；06年山西寿阳黑砖厂雇用智障人做苦力；06年河北临西惊现残疾“包身工”；陕西两名十六七岁少女，遭遇黑中介，不幸沦为河北黑砖厂里的少女性奴；05年河南灵宝矿警横行乡里，用火钳烙体酷刑虐待民工近12小时；05年黑龙江民工遭非人待遇，干得慢被扇耳，冬天扒光衣服浇凉水；06年四川民工在邢台遭非人待遇，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04年山西泽州一砖厂虐待民工，民工遍体鳞伤，甚至被逼吃煤吃土；06年北京一个工地两成人吃剩饭生活；07年山东文登黑砖厂用皮鞭“管理”70余工人；07年惠州黑砖厂民工欲逃，打手砖头铁棒侍候。如此看来，非法用工甚至虐待民工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由于没有有效解决，才导致了今天愈演愈烈，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只是众多虐待民工行为的延续，我们不禁要问：把民工视为草芥的虐待、奴役的行为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2、批示PK法律法规：假如没有批示，怎么办？
在山西爆出黑砖窑虐待民工、非法使用大量童工的消息后，先是王兆国作重要批示，紧接着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等中央领导都作了重要批示。山西省委书记、省长批示：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在山西全面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紧接着，山西省成立“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领导组，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会、法院、检察、信访、宣传等部门负责人参加，解救被拐骗民工行动迅速展开，目前黑砖窑较多的临汾、晋城、运城3市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5200余人次，警车1300辆次。而在对比批示前的现状：当地警察面对媒体表示，“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甚至当地劳监部门官员涉嫌倒卖童工，当地某乡派出所面对家长们的报案置之不理，相关职能部门在这之前存在明显的失职、渎职行为。看来还是批示起作用，《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国务院发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对非法用工与使用童工现象做了限制性的规定，既然山西警方知道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上世纪90年代已存在，为什么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地方官员只认批示、不认法律的“怪胎”现象还要持续多久？假如没有批示，是不是民工永远见不到天日？批示能否解决一切？
3、非法用工的背后存在多少官商勾结？
山西黑砖窑老板为什么这么嚣张？他们这种“黑金经济”的背后是否隐藏着“黑金政治”的背影？黑砖窑老板的蛮横、打手监工的肆无忌惮，这些在法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的现象居然在山西等地如此普遍，1000多未成年人被贩卖过来，当地政府职能部门能一无所知？这在正常条件下解释不通的。据说，大多数的黑砖窑每年要向当地派出所上交“保护费”。可笑的是，当黑砖窑虐待民工事件曝光后，当地几个执法部门居然把善后工作“放心”地交给了黑砖窑所在地——曹生村的村干部处理，而黑砖窑老板的父亲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官商的配合还真是默契。另据一些家长反映，“我们去解救一个河南小孩时，有个河北的孩子哭着让我带他出去，我向警察提出把他也带走时，警察说'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这是一个人民公仆该说的话吗？袒护黑砖窑老板意欲何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更无耻的是，一位刚被解救出来的民工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人员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该民工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也装进了他们的腰包，民工在他们眼里成了发财的工具，这就是那些平时满口“为人民服务”官员们部分写真。
4、农民该如何生存？
改革开放，农民可以进城了，虽然工作累点脏点、工资低点、城里人也瞧不起，但还是有很多农民工任劳任怨，毕竟，这些比起农村的荒凉要好得多，但是，民工也是有尊严的、因为他们也是公民，他们也应当有基本的人权，应当受到尊重，但现实并不乐观，打字的时候才发现，公民（gongmin）与民工（mingong）的拼音尽然是颠倒秩序不同组合，拼音秩序颠倒是小事，要是因此造成意义上颠倒那就是大事了，民工成了非公民，但现实好像就是这么颠倒的，原来是冥冥中的安排？还是人为造成的恶果，民工为了更好的生存、发展来到城市，可惜等待他们的是砖头、铁棒、皮鞭、火钳、警棍，这是怎样的“以人为本”？怎么样的和谐？难道要让他们重新回到困守土地的时代，这样好像又不符合官员们“城市化”政绩目标了，农民是乎永远陷入了一个圈套，无论如何总是为别人牺牲。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剑虹发表文章《黑砖窑事件拷问政府问责制》。文章写道，我们不禁要问：山西“黑砖窑”奴役民工，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一家两家，而是在当地大范围颇具有普遍性，如此多的黑砖窑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无证经营，大规模拐骗外地人做奴工，雇用打手，豢养狼狗，营造监狱式工场，当地政府居然毫不知情？为何非得等到“中央高层作出批示后”，山西省各级政府官员才纷纷表态，严查黑砖窑案，解救被拐骗民工和童工？此前，尽管家长们数年来奔走呼号，四处求告，各部门却互相推诿，甚至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包庇纵容，执法犯法！亲身赶往砖场寻访失踪孩子的家长曾向媒体透露：当家长发现同村邻居的孩子希望一起带走时，当地警察竟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只准带走自己的孩子；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参与了倒卖奴工……面对这些衣不蔽体、遍体鳞伤、神情呆滞的孩子、公民们，还有那些已经被转移而寻找无着、已经备受折磨而死于非命者，除了黑心砖场主和人贩子以外，被纳税人血汗钱供养着的“人民公仆”们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横行一方，就因为其背后有着强有力的“官家”保护伞。由于无法保障工人的健康、安全，这种落后的砖瓦生产方式，早已被国家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然而，这些政令在地方上却变成了一纸空文！远离中央的地方贪官污吏，早就不受中央节制；对地方的贪官污吏而言，利益就在眼前，而非来自远在天边的中央。而中央政府一贯推行的新闻控制、报喜不报忧的“正确的舆论导向”，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此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贪官污吏、窑主、警方和劳动监察部门等构成了一个绵密的共犯结构，就是在这种利益共生关系下，山西黑砖窑变本加厉，让成百名上千的被拐卖奴工受尽折磨，失踪儿童家长受到威胁，媒体采访严重受阻。如果不是失踪儿童家长们血泪斑斑的拼死自救，如果不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们冒着风险随家长们赶赴山西实地探访揭露真相，黑砖窑事件的悲剧或许还会长期、一再地重演！受害家长们积蓄的能量惊人，一篇以四百位河南籍失踪孩子父亲的名义发表在网上的求救文章，引起全社会强烈关注和极大反响！随后各平面、电视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最终促成解救行动的展开。由此可见，黑恶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力对黑恶势力的失察庇护，甚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所以，根除“黑砖窑”和“现代包身工”的关键，是改变政府竭力维护的谎言粉饰“和谐”的不合理制度和信息垄断的愚民政策，是向无良贪官们的麻木渎职开刀，向盘根错节的钱权寻租交易开刀，如此方能使公权力回复公正、公信。笔者在此也向率先曝光黑砖窑事件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付振中等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勇气致敬！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施英）
一周新闻聚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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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聚焦：黑窑奴工案民间向胡温中央问责（1）
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揭露两周多了，但它依然是媒体的热点，依然是网民、专家、学者和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越来越多的黑幕曝光，由于人们关心胡温中央和山西地方当局如何问责和如何处理，由于许多学者和网民对黑窑奴工事件进行制度上的反思，人们继续在论坛、博客热烈而深入讨论，专业人士的评论继续占领报刊等媒体的主要位置……，看起来，媒体和社会舆论远不是当局所期望的冷却下来，相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许多报道都发现，尽管看起来当局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信誓旦旦扫荡黑窑，解救奴工，但大量童奴、奴工被转移，解救的不过是冰山一角，400名失踪孩子的父亲却不得不再次公开呼吁加大救助。失踪的孩子在何方，前路依然漫漫。
人们都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奴工现象，为什么还是普遍现象，十年前就出现的奴工问题，十年当中曾经有过揭露和解救，为什么还能发展到现在？现在的中共当局还在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开始说是劳动法执行的原因，后来稍微改变，说是地方黑社会和家族问题。其实中共就是在避讳两个要害问题，一是专制制度问题，二是党政官员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愤怒的人们在向胡温政权问责，在向制度挑战。
如果说，黑窑童奴案发的第一周，民间表达的主要是震惊、愤怒和谴责，那么，第二周民间舆论的继续发酵，表达的就是对地方政府和胡温中央的问责要求，是对罪恶的制度根源的反思。
这周新闻聚焦依然围绕着黑窑奴工事件铺就，但着重于事态的新发展，人们对胡温中央的问责和对社会制度和人性、文化等方面的思考。下周新闻聚焦我们将就香港回归十年和“一国两制”等话题展开新的讨论。
●黑窑奴工更多内幕曝光
▲ 燕赵都市报道：16岁少年讲述被骗经过：在钢管长刀胁迫下落难。
在山西洪洞县公安局成功解救31名黑窑厂工人的名单中，有一名“14岁”的孩子，叫陈成功，来自河南汝州市场楼乡。6月17日，记者从郑州出发，几经周折找到他的家。整个采访过程中，陈成功没有一丝笑容，而他身上的疮疤，虽然擦了药，但目前治疗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他不时用手去抓挠。回忆起那长达三个月的凄惨经历，他多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被骗：钢管长刀胁迫下落难
陈成功今年实际年龄16岁，不是“名单”上公布的“14岁”，“别人都认为我才十三四岁，我也许长得太小了。”陈成功略带腼腆地说。
和很多被骗走的孩子一样，陈成功也是一名辍学的孩子，上到初二就不上了。他的母亲说，其实他平时成绩还不错，数学曾考过90多分，“像他这样的孩子很多，都是中途辍学，没正事便在网吧里打发时间。”辍学后，陈成功打算在外面找份工作。3月8日晚8时多，他来到郑州火车站。这时一个“大胖子”走了过来，对他说有一份工作，每月八九百块。毫无防备的陈成功简单问了几句，就答应了。随后，他被“大胖子”安排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
第二天，陈成功坐上一辆面包车。车子转悠了几个地方，不大的面包车里算上衡庭汉和司机，一共12个人。同去“打工”的10个人中，有一位50多岁的人和一个智障者，而他们的座位下，放着很多钢管和长刀。
车出了郑州，再到三门峡，又往山西方向驶去。车上的人越发感觉不对劲，所以都瞅准一切机会逃跑。为躲避交警盘查，路上衡庭汉和3个人下车。他们中的3个人看准机会迅速逃跑；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在车速60迈的情况下，打开车门奋力跳出；在高速路上，车上的人下来小解，陈成功和另三个人朝不同方向逃，那三个人逃跑成功，陈成功则被抓了回来。
陈成功说，“当时太紧张了，我朝着车头前方跑，衡庭汉和司机开车追了上来，我扒着高速路旁的铁丝网，还没上去，他们拿着钢管和刀子撵过来，抓住我的脚拽了下来……”此时，车上只剩下三个人：16岁的陈成功，那名50多岁的人和一名智障者。
磨难：“带我看扔工友进搅拌机”
陈成功先被弄到山西运城的一家黑砖窑，干了三天后，就转到了让他受尽磨难的洪洞县广盛寺镇曹生村的黑砖窑。目前，这家黑砖窑的罪恶已被诸多媒体揭露，但在陈成功的讲述中，很多细节令人难以置信，其罪恶之极，令人发指。
陈成功告诉记者，这个窑场比运城的那家窑场大得多，有好几十个人，有监工、打手，还养着好几条狼狗，没有一个窑工不挨打。
陈成功做的活儿是“切坯”，凌晨4时开工，直至晚上8时，常常加班到深夜。每天吃的是发霉长毛的馒头，喝的是白开水或者水煮的烂菜帮子，晚上睡的是潮湿的窑洞。刚到那里时，陈成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一切都由不得他，陈成功说，不吃不睡就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干活就慢，干活慢就得挨打。种种折磨，让很多人反应迟钝，变呆变傻。如此，这些人更容易被老板“控制”。
更为恶劣的是，窑老板曾带他到另一个窑场亲眼目睹“杀人”的过程。
陈成功说，窑场里有一种长两米多的搅拌机，机器转速很快，不管什么东西，扔到搅拌机里，瞬间就会打成碎末。在那个窑场，如果有哪个窑工不好好干，窑场就会打电话叫来几个专门“杀人”的人。一次，他被领到该窑场，光头熊腰的“刽子手”把一个窑工几棒打晕，随后扔到飞速旋转的搅拌机里……
这个场面让他不寒而栗，然而窑老板却让他把目睹的过程讲给其他窑工听。
-忍辱：云南窑工取得衡庭汉信任在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砖窑受难的日子里，陈成功与难友们天天幻想着怎样逃跑、怎样报案，但衡庭汉和打手们也时常吓唬他们：“即使是你们报案了，派出所也会将你们送回来的。送回后的结果就是，让你们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咋死的。”陈成功说，向公安部门报警的窑工，是衡庭汉和打手最信任的窑工——张强。张强是云南人，与陈成功一起从运城那个窑场转过来的。在日常的劳动中，张强有意与一个叫程志明（音）的打手搞好关系，这也为了少受些皮肉之苦。
取得衡庭汉和打手的信任后，张强的工作也改变了，不再单纯地当窑工，而是被安排开三轮车到外面倾倒砖场的废渣。这样，张强就有了外出的机会，老姚（受难窑工中的一员，据说是在旅游中喝醉酒不慎被人掠入窑场。）等人就天天督促张强设法报警，解救大家。
而张强一直缺乏勇气，说机会不成熟。
报案：巧用爆胎计与理发计
转机就发生张强的再次挨打上。
那天，张强开着三轮从外面倾倒废渣回来，因为将手伸到了打手程志明的口袋，程志明恼怒了，随手就给了张强两个耳光，张强顿时血流满面。
也许是这次挨打深深地刺痛了张强。晚上，张强郑重地说：“老姚，我明天一定要把三轮车车胎弄爆，在他们修车的时候，我就有机会逃跑去报案了。”第二天，张强果然将车胎弄爆了，但并没有如愿报案。第三天一早，张强对衡庭汉说想出去理发，衡很爽快地给了他20元钱。
5月26日，张强早上出去，直到下午2时还没有回来。衡庭汉也开始有所警觉，还特意跑去问陈成功：“小陈，张强这两天有没有说过特别的话？”
“啥也没说呀，你问别人吧！”陈成功说，由于那天检修电路，也没有多少活，也是大家少有的一个喘息机会。就在这时，一名男子若无其事地走进了窑场，直接走近了衡庭汉。后来得知，男子是洪洞县广胜寺派出所的民警，特意来调查的。
“你们这里要人吗？我是来找活干的。”“我们这里不招人。”衡庭汉也很敏感，感觉这位男子不像要干活的。
随后，男子又向几位老窑工打听：“这里干活咋样呀？”
“打人呀，你可别来这里。”老窑工悄悄地告诉男子。
这些迹象，让陈成功和老姚隐约感觉到：“张强报案了，我们有可能被解救。”此时此刻，这些被禁闭的窑工还不知道，关于山西黑砖窑的报道已经是铺天盖地了。
-获救：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5月27日，洪洞县的车辆停在了砖窑门口。几名打手们见状，全部都逃跑了。
又有四辆派出所的车辆开来了。这四辆车去追那些打手，但由于山路陡峭狭窄，汽车很难派上用场，几名打手转眼间跑得不见踪影了。
“这时，衡庭汉已经接到了王兵兵父亲村支书王东记的电话，说有人报案了，让他赶快逃跑。”陈成功说，衡庭汉与村支书是利益共同体，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一般人是撼不动的，联合起来压榨窑工的血汗钱，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殴打、折磨窑工。
随后，在砖窑的30多名窑工以及王兵兵全部被带到了广胜寺派出所。从上午10时到傍晚7时，经历近10个小时的登记、录口供等程序，所有人又回到了砖窑。
“王兵兵刚到派出所时特别牛，还在派出所的洗澡间里洗了个澡。他以为这次像往常一样，走一圈就出来了，不会有任何问题。”陈成功说，王兵兵当天就被抓起来了，警方一共控制了3个人。
回到砖窑后，王兵兵妻子骑着摩托车过来说：“明天继续干活。”“没钱不干！”窑工们说话已有了些底气。
“我公爹已经拿钱去上礼去了，不会有问题的，你们明天得上班。”“我们要饭也不在这里了。”当夜，连傻子都跑了，一共跑了10人。
陈成功说，在老姚的劝说下，他没有逃走。“走南闯北”的老姚说：“不能走，我们很可能被解救。再说，走了肯定没钱，受的苦就白受了。”就这样，广胜寺镇曹生村砖窑最终剩下了17名窑工。第二天，签字、画押后果然得到了200元的路费。“随后，砖场找了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送走了10人。将他们送到可以坐车的地方，买张车票了事。”陈成功和老姚等7人不想就这样走了，“那些闲散人员将窑工送到车站，只负责买张车票，将剩下的钱就据为己有。”为此，他们7人步行14公里到达可以乘车的地方，乘车到达洪洞县，先后找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最后，在救助站的帮助下，他们一行7人从洪洞县去了广州，打算随老姚一起打工。
6月5日，陈成功打算回家时，才电话告诉家人在山西砖窑被骗的事情。“家里的电视只收两个台，信号也不稳定，如果不是孩子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山西砖窑受的苦。”陈母郭青霞说到这些，眼睛湿润了。
回家：辗转11个救助站陈成功说，他到达广州后，很顺利地找了一份速递工作。“我工作很认真，也得到了主管人员的认可，由于满脸是正在发炎的伤疤，干了三天就被婉转辞退了。”这三天，他挣了200元，“看样子，只有先回家看好病，才有人愿意用我。”在身上没有多少钱的情况下，陈成功想到了救助站，“救助站是一站站接力的，每次只买一段路程的车票。”从广州到郑州，他先后走了11个救助站。
“他到郑州时，身上连回家的钱都没了。15日晚上，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接他回家。”陈成功的哥哥陈磊磊说，他16日下午赶到郑州十八里河接弟弟时，简直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弟弟耷拉着头，畏缩着蹲在那里，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满脸都是正在发炎的伤疤，身上穿的是也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破衣服，脚上缺了一块鞋底的鞋子还是捡破烂的给的……
当天下午，汝州市民政部门、洪洞县的工作人员，在郑州与陈成功会面了，洪洞县的工作人员送给陈一封道歉信，还按照洪洞县每月最低工资标准470元的3倍补发了工资，还有1000元的慰问金，共5000多元钱。
记者问陈成功，“拿到了5000元钱，满意吗？”
“不满意，我们忍受的折磨和付出的劳动远远不是5000元钱可以抵顶的！”陈成功脱口而出，这些经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想起来就害怕。他还说，下一步打算去参加汝州市劳动局推荐的电脑培训班，学一项技术，也为了以后的生存。
▲南方周末报道：被再次转卖后 少年朱广辉回家了！
发自山西本报6月14日头版文章《少年血泪铺就黑工之路豫晋警方酝酿联手解救》，曾提及少年朱广辉被山西永济市劳动局一监察员转卖至黑砖窑，获解救后神秘失踪的情节。
4月27日，河南少年朱广辉在从永济市一黑砖窑里被解救后，回家途中又被永济市劳动局一监察员拉下车，被其介绍到当地另外一家黑砖窑厂做工，并被收取中介费300元。5月底，朱广辉和河南都市频道记者曾在当地劳监部门与此监察员对质，摄像机记录下了该冯姓监察员在尴尬中试图把300块钱还给孩子的画面。
而就在当天下午，朱广辉出外帮助河南寻子家长复印资料，竟一去不回。其父亲当天亦赶到永济，却没有接到自己的孩子。
文章刊登后，朱广辉的命运引起读者高度关注，他究竟身在何处，一直为人担忧。南方周末记者最新获悉，6月18日晚，孩子终于回到了河南平顶山的家中，与父亲团聚。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究竟为何失踪？6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了少年朱广辉，竟获悉了孩子再度被上述监察员转卖的惊人内幕。
据朱广辉回忆说，当天下午，他去街上复印资料，在半途，又遇到了该冯姓监察员，此人开着车，以再补偿朱广辉一点钱为由，骗他上车，并直接将他送到了运城的一家砖窑，朱广辉记得，当地一路牌上写着“盐湖区”的字样。
一周后，在山西省大规模的清理黑砖窑行动中，朱广辉才被彻底解救。他被运城公安部门送到永济市刑侦大队，在那里，朱广辉看到了戴着手铐的该监察员——一个戴着眼镜、头发卷曲的中年男子。“他警告我，不要对记者乱说。”朱广辉回忆道。
截至目前，山西警方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清理黑砖窑及解救被困农民工的工作，已有数百名农民工获救。朱广辉正是其中之一，作为抚慰，他一共收到了来自中央和当地劳动部门共计1500元的补偿金。
但他依然难掩对该监察人员的恨意，“他为什么要转卖我两次？”朱广辉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监察员事后被劳动局领回去了。他说整个过程中，自己并没有反抗，因为“不敢反抗”。 6月19日晚，南方周末记者专就此事电话采访了永济市劳动局党委张书记，他矢口否认朱广辉被转卖一事，并说劳动局并不存在冯姓监察员。当记者提及有电视台画面作证时，他说，“那又没拍到正面。”他还强调，朱广辉已年满16周岁，“已经不是童工了”。旋即挂断电话，不容记者追问。
▲新民晚报：大学生回忆昔日被拐骗经历：有孩子被活活打死
焦点故事 全国各地拐骗来57个孩子
长沙21岁的大学生小黑很不幸，7年前的2000年5月，他被拐骗到位于山西运城六亩村的一个砖厂。
但他又是幸运的，拐骗到砖厂8个月后，与6个工友逃了出来。翻山越岭，辗转大半个中国，终于在春节前4天回到了家。
喝了一杯饮料就晕了2000年5月7日晚上6时许，小黑走到离家只有100米远的地方，碰见一名中年女子，问五一路怎么走。小黑告诉了她，并喝了一瓶中年女子作为答谢的饮料。“喝着喝着，突然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小黑说，当他醒来时，已在一个车厢完全封闭的货车上，旁边坐着另外3个年龄相仿的男孩在哭泣。
几天后，小黑等人被送到了“运城市六亩村”的一个砖厂，在一间平房里，一群手拿皮带、胶管、木板的男子，对着他们一顿暴打，直到他们在地上爬不起来。
“以后好好做事，不要想别的。”一名男子恶狠狠地说。
有孩子被活活打死凌晨4时30分起床，11时吃早饭，下午4时吃中饭，晚饭则到了晚上12时以后。砖厂的孩子每天遵循这样的作息时间。一日三餐，一共6个馒头，偶尔会加些水煮的烂茄子和土豆。每次吃饭时间都控制在15分钟内。每天几乎都工作19个小时以上，每人能休息5个小时已很幸运了。
工作时，小黑发现，在砖厂，共有57个和他一样大的孩子。砖厂有11个监工，还有9个打手。
小黑怎么也忘不了一个从他们眼前消失的孩子。“那天，他实在撑不住了，借口上厕所想多休息会。打手发现后硬是把他拖了出来。他们拿起一块砖头就砸向他的头，还用板子抽他。我们都不敢看，后来，听到没什么声音了，我偷偷看了一眼……只看到一团血肉模糊，什么也辨认不出，旁边放着四块断了的木板。”逃到上海被送回家12月的一天午后，小黑和几个同伴乘机从砖厂逃了出来，他们跑进山里，靠
苹果大枣充饥。随后爬上运煤的火车，辗转兰州、乌鲁木齐、洛阳等地。一个月后，小黑来到了上海，上海警方把他送回了长沙。
“小黑的爸爸原本是很开朗的人，可经历了这件事情后，变得沉默寡言。”为了躲避邻居的议论，小黑去了邵阳老家读书，读大学时才重新回到长沙。直到今天，他还会常常被噩梦惊醒，梦中小伙伴们鲜血淋漓的样子让他胸口发闷。
▲华尔街日报：当代奴工震动中国社会。
今年3月，18岁的李耀楷从中国河南省的一个小山村出发，前往省会郑州寻找工作。但他却被拐骗到一个“黑砖窑”。
在李耀楷在郑州火车站下车后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就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愿不愿意作份工。当李耀楷跟着这名男子走出车站，突然两名男子从隐蔽处跳出来，抓住他，把他塞到了一辆白色小面包车内。
“我大声呼救，但是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李耀楷回忆道。
第二天早上，他被扔到一个偏僻的砖窑。在他被解救之前，他每天都要被迫劳动至少17个小时，在数只狼狗的看守和挥舞着钢管的打手的威胁下搬运砖块。
李耀楷是数百名被中国媒体称为“奴工”的一员。目前，中国正在31个省份全面排查砖厂和煤窑的非法用工、使用童工等违法行为。“奴工”群体多为儿童和残障人士。李耀楷所工作的砖窑成为了这一丑闻的焦点。据官方称，警察在对这些“黑砖厂”、“黑煤矿”进行搜查时，从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共解救了 500多名工人。
对这些工人所遭受虐待以及当地政府官员包庇行为的曝光，使这一事件演变成一个全国性丑闻。如今中国人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认识日益清醒，这一事件也体现了中国人以及当地媒体向政府领导施加压力的意愿及能力。
李耀楷的父亲李润梓说，最后政府不得不对此给予关注，去寻找我们的孩子。
李耀楷于上周返回家中，他的双手因从砖窑中搬运灼热的砖块而被烫伤，身上还有很多虱子。身穿一件橙色大T恤衫的李耀楷在父母家中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我只想睡觉。”
李耀楷的遭遇使他成为此次“奴工”风暴的焦点。他所讲述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Xinhua）以及《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的报导中得以证实。
上述两家媒体先后报导了令李耀楷及其他30名工人备受折磨的这家砖厂，据报导，这家砖厂所占用的土地为当地的一个村支部书记所有。他们还报导称，管理砖窑的这位村支部书记的儿子及其他几人已经被逮捕，周一晚些时候的报导说，这位村支部书记已被开除党籍。据新华社的报导，去年11月，一位被迫在砖厂劳动的智障人士被殴打致死，之后被草草掩埋。
警方对李耀楷所在砖厂采取行动之后，中国开始对数百家砖厂和煤矿进行清查行动。而像李耀楷的父亲及其他被诱拐儿童的家长所发动的“草根运动”正是这些行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今年5月末，一则关于被拐卖工人的报导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家电视台多次播放，其中包括现场拍摄的一家“黑砖窑”的情况。这个报导似乎是此后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
这个报导出现之后，失踪儿童的父母聚集在电视台办公室附近，他们相互打探消息，开始共同努力寻找自己的孩子。最后大约数百人集体前往山西省，到各家煤窑寻找失踪的孩子，后来促使警方采取行动。
这个行动延伸到互联网，媒体也因此大声疾呼，要求政府解决这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据新华社报导，迄今为止，在河南省及山西省共有168名涉案人员被逮捕。一些被解救的工人在这种奴隶般环境下工作了数年。
一些权益人士表示，随着1.2亿多人口离开农村前往遥远陌生的大城市寻找工作，被强制劳动的现象在过去的十年中已成为在中国广泛存在的一个问题。而这一事件的曝光可能会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国国际形像的一个污点。
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上周发表了关于人口贩卖及强制劳动的年度报告，据报告估计，每年至少有1万至2万人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中国仍在美国国务院的 “观察名单”上榜上有名，这个报告称，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上下没有“共同努力来调查和惩罚那些与贩卖人口不法分子勾结的政府官员。”
中国政府的一些媒体上充满了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奴工”的照片，以及他们悲惨遭遇的详尽报导。这也再次激发了大众对那些从中渔利的当地腐败官员的声讨及愤怒。
关于强制劳动的证据在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一家国营媒体报导称，中国河北省的一家由当地县委书记运营的砖窑雇佣了很多智障和残疾人，而位于南部的广东省的一家砖窑也有类似情况。
那些人贩子往往以良好的报酬为诱饵来诱拐或欺骗务工人员，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年轻人及残疾人，因为他们最不容易逃跑。此外，中国庞大的外出务工家庭往往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会发现他们的家人失踪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有效的途径去寻找失踪的亲人。
李润梓和他的妻子这个寻找失踪孩子的小组共有六个家庭组成。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李润梓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很普遍。希望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找到所有失踪的孩子。
但许多人仍在等待。和李润梓一个小组的刘韵琪（音）来自邻村，是一个失聪男孩的母亲，失踪已有几个月的儿子目前仍下落不明。
李耀楷的悲惨遭遇开始于他从郑州火车站走下火车那一刻，郑州火车站每天的客流接近15万人，是人贩子重要的活动场所。
去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曾有过一则与这个火车站有关的报导，当时一个女人贩子在接受采访时称，她贩卖人口一年能挣几十万元。她说，在她贩卖的人口中，有30%是残疾人。
李耀楷说，人贩子绑架了他之后，就把他关进了一个窗户被钉上铁条的小屋。很快，屋子里又增加了4名被绑架者：一个17岁的男孩，一个22岁的四川青年，还有两个50多岁的男人。
这五人被押进一辆面包车中，不许出声，两个拿铁棍的人看管着他们。这辆车整夜都在行驶，第二天一早，他们被送到了砖窑。
身高1米7、当时体重50公斤左右的李耀楷被喝令立刻参加劳动，用一辆简陋的小车运送砖块。他被禁止和其他工人说话，因此他最初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山西省的一个偏僻乡村，离他的老家河南省约有500公里。
李耀楷的父亲称，当初不知道孩子遇到了麻烦。他说，孩子当时离开家时还兴致很高，想到外面挣些钱，长长见识。
但他说，当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杳无音信，他就越来越感到担心了。去年这个村的另一个男孩被绑架到了山西的砖窑，但几天后设法逃了出来。他开始担心他的孩子是否也被绑架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在郑州火车站失踪的孩子的父母5月初将此事透露给了河南电视台的记者。5月19日，河南电视台播出了第一篇有关儿童被贩卖到山西砖窑的报导。
次日，李润梓看到这条消息后，就打电话给电视台，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据电视台称，有1，000多个家庭给他们打电话。很多父母组织起来，到有关部门要求采取行动。但有关部门的反应最初相当冷淡。警察进行了失踪人口登记，并建议李润梓和其他父母自行寻找。李润梓说，我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
在中国，许多非法经营的企业中都有政府官员的经济利益。据《人民日报》的报导，李耀楷劳动的砖窑就是所在村的村支部书记成立的，由他的儿子管理。李耀楷说，有一次他看到政府官员来砖窑向包工头收取贿赂。
李耀楷说，他尽可能不激怒监工。他说，我很卖力地工作。他们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从。他完全靠馒头、面条和水维持生存。所有31个工人都睡在一间厂房的地板上，大门被从外面反锁。他说，由于过于疲劳导致工作速度下降，他为此被殴打过两次。
李耀楷说，我一直在想法逃走。但他清楚这样做非常冒险。曾有一个男孩试图逃走，结果被抓了回来，受到毒打。李耀楷说，他们用铁棍打断了这个孩子的腿。五月时，李润梓决定自己寻找他的孩子。他用了几周的时间到河南和山西的煤窑寻找，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有数百名儿童和成人被迫在砖窑中劳动。
来自河南省的许多父母也开始作着同样的努力，并将他们发现的情况通报给警方和媒体。今年6月初，一封有400个父亲签名的信被登在了网上，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所有这些努力看来最终迫使警方采取了行动。
警察在5月27日突击搜查了李耀楷所在的砖窑，将他解救出来。但即使是那些有幸被解救出来的孩子，他们可能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李耀楷的母亲张玉芹说，他回来了，我感到很高兴；但他现在一言不发，这又让我很难过。他过去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我们现在不会再让他到任何地方打工了。
周末期间，政府宣传部门的官员想方设法控制媒体的报导。网站被下令停止对这件事的讨论。但中国媒体的报导热潮一直没有减弱。在中国，所有的媒体最终都是由国家控制。
在李耀楷讲述他充当苦力的经历时，另一位失聪孩子的母亲刘韵琪抱着双臂坐在一边。她的儿子程晓鹏（音）是在2月末和同学到郑州旅游时被绑架的。他的朋友说，两个大人在火车站抓住他，把他拖走了。
为了寻找孩子，刘韵琪走遍了山西。有一对父母说，他们在一处煤矿看到了一个长得像程晓鹏的失聪男孩，刘韵琪赶到那里时，却发现孩子已经被送到了另一处煤矿。
刘韵琪在谈到她的儿子时说，他一定受了很多苦。去年，他曾由于肾病住院治疗了几个月，她担心孩子的病会再度发作，因为他身上没有带药。
“这些人毫无人性。他什么也听不到。”刘韵琪啜泣着说，“请帮我找到我的儿子吧。”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施英）
一周新闻聚焦：黑窑奴工案民间向胡温中央问责（1）
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揭露两周多了，但它依然是媒体的热点，依然是网民、专家、学者和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越来越多的黑幕曝光，由于人们关心胡温中央和山西地方当局如何问责和如何处理，由于许多学者和网民对黑窑奴工事件进行制度上的反思，人们继续在论坛、博客热烈而深入讨论，专业人士的评论继续占领报刊等媒体的主要位置……，看起来，媒体和社会舆论远不是当局所期望的冷却下来，相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许多报道都发现，尽管看起来当局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信誓旦旦扫荡黑窑，解救奴工，但大量童奴、奴工被转移，解救的不过是冰山一角，400名失踪孩子的父亲却不得不再次公开呼吁加大救助。失踪的孩子在何方，前路依然漫漫。
人们都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奴工现象，为什么还是普遍现象，十年前就出现的奴工问题，十年当中曾经有过揭露和解救，为什么还能发展到现在？现在的中共当局还在避重就轻，轻描淡写，开始说是劳动法执行的原因，后来稍微改变，说是地方黑社会和家族问题。其实中共就是在避讳两个要害问题，一是专制制度问题，二是党政官员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愤怒的人们在向胡温政权问责，在向制度挑战。
如果说，黑窑童奴案发的第一周，民间表达的主要是震惊、愤怒和谴责，那么，第二周民间舆论的继续发酵，表达的就是对地方政府和胡温中央的问责要求，是对罪恶的制度根源的反思。
这周新闻聚焦依然围绕着黑窑奴工事件铺就，但着重于事态的新发展，人们对胡温中央的问责和对社会制度和人性、文化等方面的思考。下周新闻聚焦我们将就香港回归十年和“一国两制”等话题展开新的讨论。
●黑窑奴工更多内幕曝光
▲ 燕赵都市报道：16岁少年讲述被骗经过：在钢管长刀胁迫下落难。
在山西洪洞县公安局成功解救31名黑窑厂工人的名单中，有一名“14岁”的孩子，叫陈成功，来自河南汝州市场楼乡。6月17日，记者从郑州出发，几经周折找到他的家。整个采访过程中，陈成功没有一丝笑容，而他身上的疮疤，虽然擦了药，但目前治疗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他不时用手去抓挠。回忆起那长达三个月的凄惨经历，他多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被骗：钢管长刀胁迫下落难
陈成功今年实际年龄16岁，不是“名单”上公布的“14岁”，“别人都认为我才十三四岁，我也许长得太小了。”陈成功略带腼腆地说。
和很多被骗走的孩子一样，陈成功也是一名辍学的孩子，上到初二就不上了。他的母亲说，其实他平时成绩还不错，数学曾考过90多分，“像他这样的孩子很多，都是中途辍学，没正事便在网吧里打发时间。”辍学后，陈成功打算在外面找份工作。3月8日晚8时多，他来到郑州火车站。这时一个“大胖子”走了过来，对他说有一份工作，每月八九百块。毫无防备的陈成功简单问了几句，就答应了。随后，他被“大胖子”安排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
第二天，陈成功坐上一辆面包车。车子转悠了几个地方，不大的面包车里算上衡庭汉和司机，一共12个人。同去“打工”的10个人中，有一位50多岁的人和一个智障者，而他们的座位下，放着很多钢管和长刀。
车出了郑州，再到三门峡，又往山西方向驶去。车上的人越发感觉不对劲，所以都瞅准一切机会逃跑。为躲避交警盘查，路上衡庭汉和3个人下车。他们中的3个人看准机会迅速逃跑；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在车速60迈的情况下，打开车门奋力跳出；在高速路上，车上的人下来小解，陈成功和另三个人朝不同方向逃，那三个人逃跑成功，陈成功则被抓了回来。
陈成功说，“当时太紧张了，我朝着车头前方跑，衡庭汉和司机开车追了上来，我扒着高速路旁的铁丝网，还没上去，他们拿着钢管和刀子撵过来，抓住我的脚拽了下来……”此时，车上只剩下三个人：16岁的陈成功，那名50多岁的人和一名智障者。
磨难：“带我看扔工友进搅拌机”
陈成功先被弄到山西运城的一家黑砖窑，干了三天后，就转到了让他受尽磨难的洪洞县广盛寺镇曹生村的黑砖窑。目前，这家黑砖窑的罪恶已被诸多媒体揭露，但在陈成功的讲述中，很多细节令人难以置信，其罪恶之极，令人发指。
陈成功告诉记者，这个窑场比运城的那家窑场大得多，有好几十个人，有监工、打手，还养着好几条狼狗，没有一个窑工不挨打。
陈成功做的活儿是“切坯”，凌晨4时开工，直至晚上8时，常常加班到深夜。每天吃的是发霉长毛的馒头，喝的是白开水或者水煮的烂菜帮子，晚上睡的是潮湿的窑洞。刚到那里时，陈成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一切都由不得他，陈成功说，不吃不睡就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干活就慢，干活慢就得挨打。种种折磨，让很多人反应迟钝，变呆变傻。如此，这些人更容易被老板“控制”。
更为恶劣的是，窑老板曾带他到另一个窑场亲眼目睹“杀人”的过程。
陈成功说，窑场里有一种长两米多的搅拌机，机器转速很快，不管什么东西，扔到搅拌机里，瞬间就会打成碎末。在那个窑场，如果有哪个窑工不好好干，窑场就会打电话叫来几个专门“杀人”的人。一次，他被领到该窑场，光头熊腰的“刽子手”把一个窑工几棒打晕，随后扔到飞速旋转的搅拌机里……
这个场面让他不寒而栗，然而窑老板却让他把目睹的过程讲给其他窑工听。
-忍辱：云南窑工取得衡庭汉信任在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砖窑受难的日子里，陈成功与难友们天天幻想着怎样逃跑、怎样报案，但衡庭汉和打手们也时常吓唬他们：“即使是你们报案了，派出所也会将你们送回来的。送回后的结果就是，让你们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咋死的。”陈成功说，向公安部门报警的窑工，是衡庭汉和打手最信任的窑工——张强。张强是云南人，与陈成功一起从运城那个窑场转过来的。在日常的劳动中，张强有意与一个叫程志明（音）的打手搞好关系，这也为了少受些皮肉之苦。
取得衡庭汉和打手的信任后，张强的工作也改变了，不再单纯地当窑工，而是被安排开三轮车到外面倾倒砖场的废渣。这样，张强就有了外出的机会，老姚（受难窑工中的一员，据说是在旅游中喝醉酒不慎被人掠入窑场。）等人就天天督促张强设法报警，解救大家。
而张强一直缺乏勇气，说机会不成熟。
报案：巧用爆胎计与理发计
转机就发生张强的再次挨打上。
那天，张强开着三轮从外面倾倒废渣回来，因为将手伸到了打手程志明的口袋，程志明恼怒了，随手就给了张强两个耳光，张强顿时血流满面。
也许是这次挨打深深地刺痛了张强。晚上，张强郑重地说：“老姚，我明天一定要把三轮车车胎弄爆，在他们修车的时候，我就有机会逃跑去报案了。”第二天，张强果然将车胎弄爆了，但并没有如愿报案。第三天一早，张强对衡庭汉说想出去理发，衡很爽快地给了他20元钱。
5月26日，张强早上出去，直到下午2时还没有回来。衡庭汉也开始有所警觉，还特意跑去问陈成功：“小陈，张强这两天有没有说过特别的话？”
“啥也没说呀，你问别人吧！”陈成功说，由于那天检修电路，也没有多少活，也是大家少有的一个喘息机会。就在这时，一名男子若无其事地走进了窑场，直接走近了衡庭汉。后来得知，男子是洪洞县广胜寺派出所的民警，特意来调查的。
“你们这里要人吗？我是来找活干的。”“我们这里不招人。”衡庭汉也很敏感，感觉这位男子不像要干活的。
随后，男子又向几位老窑工打听：“这里干活咋样呀？”
“打人呀，你可别来这里。”老窑工悄悄地告诉男子。
这些迹象，让陈成功和老姚隐约感觉到：“张强报案了，我们有可能被解救。”此时此刻，这些被禁闭的窑工还不知道，关于山西黑砖窑的报道已经是铺天盖地了。
-获救：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5月27日，洪洞县的车辆停在了砖窑门口。几名打手们见状，全部都逃跑了。
又有四辆派出所的车辆开来了。这四辆车去追那些打手，但由于山路陡峭狭窄，汽车很难派上用场，几名打手转眼间跑得不见踪影了。
“这时，衡庭汉已经接到了王兵兵父亲村支书王东记的电话，说有人报案了，让他赶快逃跑。”陈成功说，衡庭汉与村支书是利益共同体，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一般人是撼不动的，联合起来压榨窑工的血汗钱，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殴打、折磨窑工。
随后，在砖窑的30多名窑工以及王兵兵全部被带到了广胜寺派出所。从上午10时到傍晚7时，经历近10个小时的登记、录口供等程序，所有人又回到了砖窑。
“王兵兵刚到派出所时特别牛，还在派出所的洗澡间里洗了个澡。他以为这次像往常一样，走一圈就出来了，不会有任何问题。”陈成功说，王兵兵当天就被抓起来了，警方一共控制了3个人。
回到砖窑后，王兵兵妻子骑着摩托车过来说：“明天继续干活。”“没钱不干！”窑工们说话已有了些底气。
“我公爹已经拿钱去上礼去了，不会有问题的，你们明天得上班。”“我们要饭也不在这里了。”当夜，连傻子都跑了，一共跑了10人。
陈成功说，在老姚的劝说下，他没有逃走。“走南闯北”的老姚说：“不能走，我们很可能被解救。再说，走了肯定没钱，受的苦就白受了。”就这样，广胜寺镇曹生村砖窑最终剩下了17名窑工。第二天，签字、画押后果然得到了200元的路费。“随后，砖场找了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送走了10人。将他们送到可以坐车的地方，买张车票了事。”陈成功和老姚等7人不想就这样走了，“那些闲散人员将窑工送到车站，只负责买张车票，将剩下的钱就据为己有。”为此，他们7人步行14公里到达可以乘车的地方，乘车到达洪洞县，先后找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最后，在救助站的帮助下，他们一行7人从洪洞县去了广州，打算随老姚一起打工。
6月5日，陈成功打算回家时，才电话告诉家人在山西砖窑被骗的事情。“家里的电视只收两个台，信号也不稳定，如果不是孩子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山西砖窑受的苦。”陈母郭青霞说到这些，眼睛湿润了。
回家：辗转11个救助站陈成功说，他到达广州后，很顺利地找了一份速递工作。“我工作很认真，也得到了主管人员的认可，由于满脸是正在发炎的伤疤，干了三天就被婉转辞退了。”这三天，他挣了200元，“看样子，只有先回家看好病，才有人愿意用我。”在身上没有多少钱的情况下，陈成功想到了救助站，“救助站是一站站接力的，每次只买一段路程的车票。”从广州到郑州，他先后走了11个救助站。
“他到郑州时，身上连回家的钱都没了。15日晚上，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接他回家。”陈成功的哥哥陈磊磊说，他16日下午赶到郑州十八里河接弟弟时，简直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弟弟耷拉着头，畏缩着蹲在那里，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满脸都是正在发炎的伤疤，身上穿的是也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破衣服，脚上缺了一块鞋底的鞋子还是捡破烂的给的……
当天下午，汝州市民政部门、洪洞县的工作人员，在郑州与陈成功会面了，洪洞县的工作人员送给陈一封道歉信，还按照洪洞县每月最低工资标准470元的3倍补发了工资，还有1000元的慰问金，共5000多元钱。
记者问陈成功，“拿到了5000元钱，满意吗？”
“不满意，我们忍受的折磨和付出的劳动远远不是5000元钱可以抵顶的！”陈成功脱口而出，这些经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想起来就害怕。他还说，下一步打算去参加汝州市劳动局推荐的电脑培训班，学一项技术，也为了以后的生存。
▲南方周末报道：被再次转卖后 少年朱广辉回家了！
发自山西本报6月14日头版文章《少年血泪铺就黑工之路豫晋警方酝酿联手解救》，曾提及少年朱广辉被山西永济市劳动局一监察员转卖至黑砖窑，获解救后神秘失踪的情节。
4月27日，河南少年朱广辉在从永济市一黑砖窑里被解救后，回家途中又被永济市劳动局一监察员拉下车，被其介绍到当地另外一家黑砖窑厂做工，并被收取中介费300元。5月底，朱广辉和河南都市频道记者曾在当地劳监部门与此监察员对质，摄像机记录下了该冯姓监察员在尴尬中试图把300块钱还给孩子的画面。
而就在当天下午，朱广辉出外帮助河南寻子家长复印资料，竟一去不回。其父亲当天亦赶到永济，却没有接到自己的孩子。
文章刊登后，朱广辉的命运引起读者高度关注，他究竟身在何处，一直为人担忧。南方周末记者最新获悉，6月18日晚，孩子终于回到了河南平顶山的家中，与父亲团聚。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究竟为何失踪？6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了少年朱广辉，竟获悉了孩子再度被上述监察员转卖的惊人内幕。
据朱广辉回忆说，当天下午，他去街上复印资料，在半途，又遇到了该冯姓监察员，此人开着车，以再补偿朱广辉一点钱为由，骗他上车，并直接将他送到了运城的一家砖窑，朱广辉记得，当地一路牌上写着“盐湖区”的字样。
一周后，在山西省大规模的清理黑砖窑行动中，朱广辉才被彻底解救。他被运城公安部门送到永济市刑侦大队，在那里，朱广辉看到了戴着手铐的该监察员——一个戴着眼镜、头发卷曲的中年男子。“他警告我，不要对记者乱说。”朱广辉回忆道。
截至目前，山西警方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清理黑砖窑及解救被困农民工的工作，已有数百名农民工获救。朱广辉正是其中之一，作为抚慰，他一共收到了来自中央和当地劳动部门共计1500元的补偿金。
但他依然难掩对该监察人员的恨意，“他为什么要转卖我两次？”朱广辉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监察员事后被劳动局领回去了。他说整个过程中，自己并没有反抗，因为“不敢反抗”。 6月19日晚，南方周末记者专就此事电话采访了永济市劳动局党委张书记，他矢口否认朱广辉被转卖一事，并说劳动局并不存在冯姓监察员。当记者提及有电视台画面作证时，他说，“那又没拍到正面。”他还强调，朱广辉已年满16周岁，“已经不是童工了”。旋即挂断电话，不容记者追问。
▲新民晚报：大学生回忆昔日被拐骗经历：有孩子被活活打死
焦点故事 全国各地拐骗来57个孩子
长沙21岁的大学生小黑很不幸，7年前的2000年5月，他被拐骗到位于山西运城六亩村的一个砖厂。
但他又是幸运的，拐骗到砖厂8个月后，与6个工友逃了出来。翻山越岭，辗转大半个中国，终于在春节前4天回到了家。
喝了一杯饮料就晕了2000年5月7日晚上6时许，小黑走到离家只有100米远的地方，碰见一名中年女子，问五一路怎么走。小黑告诉了她，并喝了一瓶中年女子作为答谢的饮料。“喝着喝着，突然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小黑说，当他醒来时，已在一个车厢完全封闭的货车上，旁边坐着另外3个年龄相仿的男孩在哭泣。
几天后，小黑等人被送到了“运城市六亩村”的一个砖厂，在一间平房里，一群手拿皮带、胶管、木板的男子，对着他们一顿暴打，直到他们在地上爬不起来。
“以后好好做事，不要想别的。”一名男子恶狠狠地说。
有孩子被活活打死凌晨4时30分起床，11时吃早饭，下午4时吃中饭，晚饭则到了晚上12时以后。砖厂的孩子每天遵循这样的作息时间。一日三餐，一共6个馒头，偶尔会加些水煮的烂茄子和土豆。每次吃饭时间都控制在15分钟内。每天几乎都工作19个小时以上，每人能休息5个小时已很幸运了。
工作时，小黑发现，在砖厂，共有57个和他一样大的孩子。砖厂有11个监工，还有9个打手。
小黑怎么也忘不了一个从他们眼前消失的孩子。“那天，他实在撑不住了，借口上厕所想多休息会。打手发现后硬是把他拖了出来。他们拿起一块砖头就砸向他的头，还用板子抽他。我们都不敢看，后来，听到没什么声音了，我偷偷看了一眼……只看到一团血肉模糊，什么也辨认不出，旁边放着四块断了的木板。”逃到上海被送回家12月的一天午后，小黑和几个同伴乘机从砖厂逃了出来，他们跑进山里，靠
苹果大枣充饥。随后爬上运煤的火车，辗转兰州、乌鲁木齐、洛阳等地。一个月后，小黑来到了上海，上海警方把他送回了长沙。
“小黑的爸爸原本是很开朗的人，可经历了这件事情后，变得沉默寡言。”为了躲避邻居的议论，小黑去了邵阳老家读书，读大学时才重新回到长沙。直到今天，他还会常常被噩梦惊醒，梦中小伙伴们鲜血淋漓的样子让他胸口发闷。
▲华尔街日报：当代奴工震动中国社会。
今年3月，18岁的李耀楷从中国河南省的一个小山村出发，前往省会郑州寻找工作。但他却被拐骗到一个“黑砖窑”。
在李耀楷在郑州火车站下车后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就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愿不愿意作份工。当李耀楷跟着这名男子走出车站，突然两名男子从隐蔽处跳出来，抓住他，把他塞到了一辆白色小面包车内。
“我大声呼救，但是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李耀楷回忆道。
第二天早上，他被扔到一个偏僻的砖窑。在他被解救之前，他每天都要被迫劳动至少17个小时，在数只狼狗的看守和挥舞着钢管的打手的威胁下搬运砖块。
李耀楷是数百名被中国媒体称为“奴工”的一员。目前，中国正在31个省份全面排查砖厂和煤窑的非法用工、使用童工等违法行为。“奴工”群体多为儿童和残障人士。李耀楷所工作的砖窑成为了这一丑闻的焦点。据官方称，警察在对这些“黑砖厂”、“黑煤矿”进行搜查时，从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共解救了 500多名工人。
对这些工人所遭受虐待以及当地政府官员包庇行为的曝光，使这一事件演变成一个全国性丑闻。如今中国人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认识日益清醒，这一事件也体现了中国人以及当地媒体向政府领导施加压力的意愿及能力。
李耀楷的父亲李润梓说，最后政府不得不对此给予关注，去寻找我们的孩子。
李耀楷于上周返回家中，他的双手因从砖窑中搬运灼热的砖块而被烫伤，身上还有很多虱子。身穿一件橙色大T恤衫的李耀楷在父母家中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我只想睡觉。”
李耀楷的遭遇使他成为此次“奴工”风暴的焦点。他所讲述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Xinhua）以及《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的报导中得以证实。
上述两家媒体先后报导了令李耀楷及其他30名工人备受折磨的这家砖厂，据报导，这家砖厂所占用的土地为当地的一个村支部书记所有。他们还报导称，管理砖窑的这位村支部书记的儿子及其他几人已经被逮捕，周一晚些时候的报导说，这位村支部书记已被开除党籍。据新华社的报导，去年11月，一位被迫在砖厂劳动的智障人士被殴打致死，之后被草草掩埋。
警方对李耀楷所在砖厂采取行动之后，中国开始对数百家砖厂和煤矿进行清查行动。而像李耀楷的父亲及其他被诱拐儿童的家长所发动的“草根运动”正是这些行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今年5月末，一则关于被拐卖工人的报导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家电视台多次播放，其中包括现场拍摄的一家“黑砖窑”的情况。这个报导似乎是此后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
这个报导出现之后，失踪儿童的父母聚集在电视台办公室附近，他们相互打探消息，开始共同努力寻找自己的孩子。最后大约数百人集体前往山西省，到各家煤窑寻找失踪的孩子，后来促使警方采取行动。
这个行动延伸到互联网，媒体也因此大声疾呼，要求政府解决这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据新华社报导，迄今为止，在河南省及山西省共有168名涉案人员被逮捕。一些被解救的工人在这种奴隶般环境下工作了数年。
一些权益人士表示，随着1.2亿多人口离开农村前往遥远陌生的大城市寻找工作，被强制劳动的现象在过去的十年中已成为在中国广泛存在的一个问题。而这一事件的曝光可能会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国国际形像的一个污点。
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上周发表了关于人口贩卖及强制劳动的年度报告，据报告估计，每年至少有1万至2万人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中国仍在美国国务院的 “观察名单”上榜上有名，这个报告称，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上下没有“共同努力来调查和惩罚那些与贩卖人口不法分子勾结的政府官员。”
中国政府的一些媒体上充满了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奴工”的照片，以及他们悲惨遭遇的详尽报导。这也再次激发了大众对那些从中渔利的当地腐败官员的声讨及愤怒。
关于强制劳动的证据在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一家国营媒体报导称，中国河北省的一家由当地县委书记运营的砖窑雇佣了很多智障和残疾人，而位于南部的广东省的一家砖窑也有类似情况。
那些人贩子往往以良好的报酬为诱饵来诱拐或欺骗务工人员，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年轻人及残疾人，因为他们最不容易逃跑。此外，中国庞大的外出务工家庭往往在很长时间之后才会发现他们的家人失踪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有效的途径去寻找失踪的亲人。
李润梓和他的妻子这个寻找失踪孩子的小组共有六个家庭组成。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李润梓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很普遍。希望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找到所有失踪的孩子。
但许多人仍在等待。和李润梓一个小组的刘韵琪（音）来自邻村，是一个失聪男孩的母亲，失踪已有几个月的儿子目前仍下落不明。
李耀楷的悲惨遭遇开始于他从郑州火车站走下火车那一刻，郑州火车站每天的客流接近15万人，是人贩子重要的活动场所。
去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曾有过一则与这个火车站有关的报导，当时一个女人贩子在接受采访时称，她贩卖人口一年能挣几十万元。她说，在她贩卖的人口中，有30%是残疾人。
李耀楷说，人贩子绑架了他之后，就把他关进了一个窗户被钉上铁条的小屋。很快，屋子里又增加了4名被绑架者：一个17岁的男孩，一个22岁的四川青年，还有两个50多岁的男人。
这五人被押进一辆面包车中，不许出声，两个拿铁棍的人看管着他们。这辆车整夜都在行驶，第二天一早，他们被送到了砖窑。
身高1米7、当时体重50公斤左右的李耀楷被喝令立刻参加劳动，用一辆简陋的小车运送砖块。他被禁止和其他工人说话，因此他最初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山西省的一个偏僻乡村，离他的老家河南省约有500公里。
李耀楷的父亲称，当初不知道孩子遇到了麻烦。他说，孩子当时离开家时还兴致很高，想到外面挣些钱，长长见识。
但他说，当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杳无音信，他就越来越感到担心了。去年这个村的另一个男孩被绑架到了山西的砖窑，但几天后设法逃了出来。他开始担心他的孩子是否也被绑架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在郑州火车站失踪的孩子的父母5月初将此事透露给了河南电视台的记者。5月19日，河南电视台播出了第一篇有关儿童被贩卖到山西砖窑的报导。
次日，李润梓看到这条消息后，就打电话给电视台，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据电视台称，有1，000多个家庭给他们打电话。很多父母组织起来，到有关部门要求采取行动。但有关部门的反应最初相当冷淡。警察进行了失踪人口登记，并建议李润梓和其他父母自行寻找。李润梓说，我感到非常不满和失望。
在中国，许多非法经营的企业中都有政府官员的经济利益。据《人民日报》的报导，李耀楷劳动的砖窑就是所在村的村支部书记成立的，由他的儿子管理。李耀楷说，有一次他看到政府官员来砖窑向包工头收取贿赂。
李耀楷说，他尽可能不激怒监工。他说，我很卖力地工作。他们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从。他完全靠馒头、面条和水维持生存。所有31个工人都睡在一间厂房的地板上，大门被从外面反锁。他说，由于过于疲劳导致工作速度下降，他为此被殴打过两次。
李耀楷说，我一直在想法逃走。但他清楚这样做非常冒险。曾有一个男孩试图逃走，结果被抓了回来，受到毒打。李耀楷说，他们用铁棍打断了这个孩子的腿。五月时，李润梓决定自己寻找他的孩子。他用了几周的时间到河南和山西的煤窑寻找，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有数百名儿童和成人被迫在砖窑中劳动。
来自河南省的许多父母也开始作着同样的努力，并将他们发现的情况通报给警方和媒体。今年6月初，一封有400个父亲签名的信被登在了网上，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所有这些努力看来最终迫使警方采取了行动。
警察在5月27日突击搜查了李耀楷所在的砖窑，将他解救出来。但即使是那些有幸被解救出来的孩子，他们可能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李耀楷的母亲张玉芹说，他回来了，我感到很高兴；但他现在一言不发，这又让我很难过。他过去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孩子，我们现在不会再让他到任何地方打工了。
周末期间，政府宣传部门的官员想方设法控制媒体的报导。网站被下令停止对这件事的讨论。但中国媒体的报导热潮一直没有减弱。在中国，所有的媒体最终都是由国家控制。
在李耀楷讲述他充当苦力的经历时，另一位失聪孩子的母亲刘韵琪抱着双臂坐在一边。她的儿子程晓鹏（音）是在2月末和同学到郑州旅游时被绑架的。他的朋友说，两个大人在火车站抓住他，把他拖走了。
为了寻找孩子，刘韵琪走遍了山西。有一对父母说，他们在一处煤矿看到了一个长得像程晓鹏的失聪男孩，刘韵琪赶到那里时，却发现孩子已经被送到了另一处煤矿。
刘韵琪在谈到她的儿子时说，他一定受了很多苦。去年，他曾由于肾病住院治疗了几个月，她担心孩子的病会再度发作，因为他身上没有带药。
“这些人毫无人性。他什么也听不到。”刘韵琪啜泣着说，“请帮我找到我的儿子吧。”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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