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黑窑童奴”凸显独裁制度的失职和冷血

我们知道古代奴隶制的丑陋，知道殖民者贩卖黑奴的冷血，知道早期资本主义压榨童工的贪婪，然而，在奴隶制、贩奴、童工早已成为千夫所指的二十一世纪，在自豪地炫耀大国崛起和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天天宣讲“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胡温亲民秀中，中国山西却出现了大规模“黑窑童奴”，震惊海外，谴责和问责之声遍布传统媒体和网络，可谓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用的最多的词汇是“丧心病狂”、“灭绝人性”、“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罄竹难书”……

邪恶之极的当代“黑窑童奴”

人的行善，大都不会超出人类的想象力；而人的作恶，每每让人类的想象力不及。特别是生活在野蛮制度下的人，他们的为恶经常会让人惊叹：难以想象！中共独裁所犯罪错为中国带来的灾难，更是难以想象！

此次山西童奴之罪，其规模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堪称极端的邪恶，足以超出任何人对邪恶的想象力。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文盲最多、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国家，超出想象力的罪恶太多了，以至于，中国人已经没有想象力了，也不会再惊叹了！

中国的污染最重、枪毙人最多、大型矿难最多、强行堕胎最严重，已经无法刺激人们的神经了；

中国的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假冒劣质品最多、食品最不安全，已经见怪不怪了；

中国的农民最多而农民却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已经熟视无睹了；

中国的官僚人数最多、官员权力最大、官场最腐败，已经几千年一贯制了。

现在，中国人惊叹的是，中国已经崛起了，以人为本了，走向和谐了，步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世了，也将举办世界上最成功的2008年北京奥运了。

买卖“童奴”之罪

“童奴”的来源是非法贩卖。据媒体报道，这些被卖为童奴的孩子大多在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拐骗或绑架，以每人500元的价格卖到黑窑做苦工，甚至地方劳动监察部门也参与这种极端恶劣的犯罪，作为中介把“童奴”卖给黑窑。

被劫掠的“童奴”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最小年龄只有八岁。他们被掠入黑窑后，窑主便切断孩子们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孩子们便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除非冒着被打残或打死的风险逃跑成功，否则的话，他们就只能被迫忍受“童奴”悲惨遭遇。

“童奴”们被强迫卖苦力的黑窑，大都依山而建，三面土山，一面出口，出口大门一锁，监工居高临下、黑窑的劳动场地便一目了然。出口处都有多条狼狗把守，监工和包工头也都住在出口处，以防“童奴”们逃跑。

砖窑的劳动是高强度的，劳动时间过长，连成年人都无法承受，何况未成年人。但“童奴”们被强制作工的时间却是每天十五、六个小时，最长达到每天 20个小时（早5点－凌晨1点）。而且，如此高强度的劳动却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童奴”的一日三餐都是冷馍、凉拌包心菜或萝卜，三个月吃不到肉：“童奴” 没有劳动服，穿的就是被掠时的衣服：“童奴”睡在工棚里只铺着一层薄棉被的地上，每天都是裹艺而睡：“童奴”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虱子遍身，头发长得像野人。

为了防止“童奴”黑夜逃跑，入夜后，监工就锁住工棚大门。“童奴”的住处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就这样一夜复一夜，“童奴”夜间的吃喝拉撒，全在黑暗的工棚里，腥臊味冲天。当他们被亲人解救出来时，个个蓬头垢面、遍体鳞伤，有人还穿着沾满尘灰、破烂不堪的校服。

“童奴”被拐骗时，拐骗者许诺的工资是每月800元，但直到他们被解救时，却从未拿到过一分钱。更为惊人的是，获救的姓朱童奴获救时，砖场补发了三百元的微薄工资，却遭官员没收。

“童奴”稍有怠慢，就会或皮鞭或棍棒或砖头加身，许多人被暴打致傻或致残，甚至有多名“童奴”被殴打致死。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被监工用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的孩子，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有的孩子被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工头和窑主就把苦工活活埋掉。2007年春节前后，窑厂两位工人被监工殴打致死。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暗访时，甚至从当时埋尸的工人口中听说，在埋掉他们时，两个人似乎还有呼吸。

被解救的河南汝州市场楼乡16岁少年陈成功对记者说：“窑场里有一种长两米多的搅拌机，机器转速很快，不管什么东西，扔到搅拌机里，瞬间就会打成碎末。在那个窑场，如果有哪个窑工不好好干，窑场就会打电话叫来几个专门”杀人“的人。一次，他被领到该窑场，光头熊腰的”刽子手“把一个窑工几棒打晕，随后扔到飞速旋转的搅拌机里……这个场面让他不寒而栗，然而窑老板却让他把目睹的过程讲给其他窑工听。”（《燕赵都市报》2007年06月18日“16岁少年讲述被骗经过：在钢管长刀胁迫下落难”）

按照普世人权标准，黑窑童奴已经超过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即便按照中国现行法律，“童奴”事件的相关者也犯有多种罪恶。

首先，拐卖者犯有“非法拐骗和贩卖儿童”罪；其次，黑窑主犯有“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劳动”、“使用童工”、“非法购买和使用被拐骗黑工”、“恶意拖欠工资和侵占他人财产”等罪行。第三、参与贩卖“黑工”、为黑窑提供保护而非法获利的政府官员，犯有官黑勾结、权钱交易、收受贿赂、执法违法等罪行。第四，接到孩子失踪的举报而没有全力寻找解救的公安部门及官员，犯有失职和渎职之罪。

官黑合谋的利益分赃和地方保护伞

官黑结合共同鱼肉百姓，早已是“和谐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这种官黑合谋的深度，已经达到你又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化程度。官员就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老大就是官员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山西黑窑的背后也是官黑结合。最早前往山西寻亲的家长们，之所以遇到黑窑打手的野蛮阻拦，端赖于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和不配合。

一位失踪孩子母亲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说：“我找到当地派出所，一个副所长说，把你们河南那些傻傻的人弄到这干活，还给你们政府减轻负担了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副所长说的话！”

另一位前往山西寻找孩子的母亲说：“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在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也坐视不管。”

一位寻子的父亲对记者的一席话，点破黑窑罪恶的症结所在：“黑砖窑背后都有'保护伞'，要不他们怎么会猖獗了十多年？”

也就是说，黑窑的主人之所以敢于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使用“黑工”和“童奴”，源于黑窑的暴利，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而，逐利和追求暴利是资本家的本性，关键在于不择手段地逐利能否得到制度性的约束和惩罚。这就需要健全的法律和违法必究的政府。但在山西“黑窑”的罪恶中，黑窑童奴的犯罪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根治，关键在于地方政府非但不作为，反而参与黑窑的利益分配。

在黑窑中利益链条中，按照成本收益的计算来排列：人贩子是最低层的获利者，黑窑经营者为第二级获利者（多数为当地村支部书记或亲属），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官员（派出所、工商局、劳动部门等）为第三级获利者。这些获利者的所有利益都是出自被拐骗和绑架的黑工，而黑工却是唯一的付出最多（甚至生命）却分文不得的群体。人贩子和经营者获利的风险最大，而官员获利的风险较低。因为，一旦黑幕曝光，前两者是违法犯罪的直接责任者，将付出倾家荡产、牢狱之灾；而后者仅仅是间接责任者，大都是降级革职的处罚。

黑窑是私人产业，但获利大而风险低的群体都与公权力高度相关。据媒体报道，黑窑主大都是握有当地最大权力的党支部书记，有人还是当地的人大代表，显然是依靠权势才能开办这样的黑窑；给黑窑主提供经营方便和保护伞的人都是政府部门的大小官员。一些地方的劳动检查部门参与贩卖“黑工”和“童奴”，从中收取差价和贿赂；凡是有黑窑的地方，当地派出所都为其提供保护伞，黑窑主每年都要上交“保护费”；当地政府官员或参股分利或收取贿赂。比如，洪洞县广胜寺乡黑窑窑主就曾向当地判处所交了总计5.24万元的“保护费”。

若将一切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事件都作此定性，则范围将变得宽广而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共和国历史上广泛地以言治罪、发动内乱推翻国家主席等事件，这在当前语境下都是不可言说的。

中央政府难辞其咎

“黑窑”的违法用工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奴役劳动（包括强迫妇女卖淫）也不仅限于山西，而是遍布全国各地；大量拐卖儿童妇女的事件在中国也从未停止过，即便新闻媒体披露的这类案件也不在少数，甚至还有拐骗智障妇女杀害后贩卖给办“冥婚”的人家（未婚男人死后，找一位死亡的未婚女子合葬，完成形式上的婚礼），每具女尸的价钱从3000元到1万元不等。5月11日的《燕赵晚报》就报道了郸临漳农民宋某为卖女尸配“冥婚”，竟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六名妇女。

改革以来的中国也是童工遍地，据联合国劳工组织的专家们估计，中国大约有1000到2000万童工。中共的《人民日报》也报道说，在2000万名年龄在12到14岁之间的辍学儿童中，有60%成为童工。

正因为使用童工和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才会发展为大范围使用黑工和“童奴”。更重要的是，这些用违法犯罪的手段来发家致富的大小企业家背后，都有大大小小利益集团的保护，最有力的保护伞当然是地方政府，最理直气壮的说辞是“发展地方经济”和“确保一方平安”。然而，中央政府对这种官黑勾结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无计可施，任其长时间地胡作非为。

具体到此次曝光的“童奴”事件，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却没有引起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的注意。即便仅从“童奴”曝光的过程看，中央政府也逃不脱干系。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16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3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 100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惊人的黑窑秘密。4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频道39岁的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尽管在播出时付振中已经再三克制，但他仍在电视报道中使用了“罄竹难书，惨绝人寰”的标题。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曝光此事后，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1000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居然没有大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也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注意。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第一人的记者付振中说：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

6月5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400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6月11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直到三个月后的6月15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才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即便如此，这个专项打击行动也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截至本文完稿时间，在山西、河南两地解救黑窑民工568人，其中未成年人仅51名。而51与1000多名失踪的未成年人相比，找到的仅仅是全部失踪孩子的二十分之一。

冷血的独裁制度及其官员

看到山西“童奴”的报道和图片，我面前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孩子：蓬头垢面、满身尘灰、伤痕累累、骨瘦如柴、表情呆滞。

如此人间地狱，存在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历时数年，有的孩子已经在黑窑中和外界隔绝了整整七年，难道当地政府毫不知情？

这样的“童奴”，不是几人，而是上千人。那么多父母寻找失踪孩子的告示，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数年的时间里，地方官员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渎职罪，为什么中央政府毫不知情和毫无作为？如果不是失踪孩子的父母们执着寻找，恐怕这罪恶至今仍然不为人知。

有人指责黑窑窑主贪婪得灭绝了人性，然而，如果没有公权力的默许、配合、甚至保护，决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当代“童奴”。

有人说指责地方政府的隐瞒，然而，如果不是中央政府全力维护的谎言制度和信息垄断，那么，在信息传递如此便捷的互联网时代，那么长时间的大规模犯罪怎么可能不为人知？

一个至今没有学会敬重生命和维护人权的独裁政权，一个至今还把维持垄断权力作为第一要务的寡头集团，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国人生命。正因为独裁制度及其政府不把人当人，才会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违法犯罪行为。

如果在文明国家，发生当代“童奴”事件，不要说上千未成年人沦为奴工，即便只有几人，也肯定会成为各大媒体跟踪报道的头条新闻。而在中国，震惊海内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后，大陆媒体的新闻头条仍然被中共寡头们的活动牢牢占据，弘扬主旋律的正面报道仍然是所有新闻报道的核心。

所以，别跟我说，这桩骇人听闻的罪恶曝光后，胡锦涛、温家宝等高官震惊了，迅速作出严厉指示了，营救“童奴”的行动全面展开了。如果胡温真的被惊动了，那也主要不是基于对罪恶本身的震惊，而是基于抹黑了胡温形象的震怒。自从胡温等高官作出批示之后，在大陆媒体上，童奴们的遭遇和下落被胡温等高官的批示所代替，父母们的寻亲行动也被地方政府展开的解救行动所代替。于是，垄断媒体再次发挥着其神奇的功能：罪魁变成恩人，恶政变成善政，劣迹变成政绩。就是为了用突出的新闻篇幅来修补支离破碎的胡温形象。

6月12日，共产主义受难人纪念碑周二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揭幕，纪念碑为中国八九运动中的“民主女神像”，美国总统布什亲自主持典礼并发表讲话。布什在讲话中指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

因为，独裁权力是冰冷的，眼睛只盯着乌纱帽的大小官员，不可能是温暖的。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

毛泽东时代就是杀人立威的时代，土改杀人、三反五反杀人、反右杀人、大跃进饿死几千人，文化大革命杀人，改革以来的中共政权及其高官，非但没有为毛泽东的罪恶而震惊、道歉、赔偿，反而至今仍然要维护毛泽东的声誉。

正因为邓小平不会为毛泽东的罪恶而震惊，他才会在1989年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酿成六四大屠杀的惨剧。

正因为江泽民不会为邓小平的罪恶而震惊，他才会庸人自扰地制造镇压法轮功的人权灾难。

正因为胡锦涛不会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罪恶而震惊，他才会至今还膜拜毛、邓的亡灵，还把江的三个代表挂在嘴边。

现在的胡、温，尽管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绝对极权者，但他们仍然是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与其说是“黑窑奴童”的罪恶惊动了胡温，不如说是这罪恶戳穿了亲民神话，让胡温为自己精心塑造的亲民形象而焦虑。

所以，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2007年6月18日 于北京家中（《争鸣》2007年7月号）

山西黑砖窑“深喉”曝光

山西黑砖窑“深喉”曝光：是她的帖子引起全国轰动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 发自河南

她一度隐身，“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没有亲身参与解救，也没有实地调查，不应该是主角。”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无法隐身了。

发帖引起全国轰动 “深喉”首度袒露心扉

与那些已然手足无措，甚至连一份材料都没有的失子家长们相比，辛艳华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字感人。更重要的是她熟稔网络，她的丈夫曾与人合办网站。

在2007年6月5日，辛艳华写就《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发表在大河网上。此后，她一度隐身，“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没有亲身参与解救，也没有实地调查，不应该是主角。”她说。

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无法隐身了。

如果没有她，山西黑砖窑事件或许不会揭开。

2007年6月6日晚，大河网首现《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这个点击数以十万计的帖子的作者，署名为“中原老皮”。

14天后，“中原老皮”再度出手，第二封求助信《寻子无果400位父亲再次联名》被公开披露。帖子质问：解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怎么还没有孩子的踪影？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就黑砖窑事件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提及山西警方正试图寻找“400位父亲”的发帖人，以进一步调查砖窑事件的破案线索。

而高层的坦诚，或许是触动发帖人站出来的原因----7月6日，“中原老皮”主动联系本报，公开身份，并发来第三封公开信。此前，她竭力避免与山西有关方面接触，并着手搜集失子家长的名单和联系方式。

“中原老皮”名叫辛艳华，一个普通的河南郑州公民，一位7岁孩子的母亲，文弱而低调。她曾多年从事青少年素质教育工作，因为16岁的侄子被拐卖至山西黑砖窑，并侥幸被寻子家长解救，始介入黑砖窑事件。“我所做的一切，纯粹出于感恩和正义。”她说。

这是其首度直面公众媒体。这位32岁的母亲，坦陈了自己数次发帖的缘由，以及作为受害者家属的悲愤、欣喜以及担忧。

侄子获救

2007年4月初，辛艳华的侄子----16岁的少年肖海星（化名），从河南周口的家负气出走，在郑州火车站附近失踪。后来证实，肖海星被人贩拐卖至山西永济县一黑砖窑。

5月初，寻子无着的哥哥，求助郑州的妹妹辛艳华，希望“见过世面”的她可以帮助寻找。

此时，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正与数位家长奔波在山西乡间，调查黑砖窑事件，并顺途解救了部分被困孩子。5月26日，肖海星和另外两位岁窑工，得以被寻子家长解救送回郑州。

辛艳华几乎不认识自己的侄子了：披头长发，目光呆滞，浑身遍布淤青和化脓创面。当夜，从侄子的转述中，她惊悉关于黑砖窑的种种骇人情节。

她提出酬谢几位家长，被婉拒了。家长们说，“不是为了钱，都为了可怜的孩子。”感激之余的她拉着侄子说，给这些爸爸妈妈们鞠个躬吧！木讷的孩子失声痛哭，一圈家长也哭成一团。

“一方面是出于感恩，另一方面出于作为母亲的良知。”辛艳华觉得?熏应该以微薄之力去帮助这些家长们。

求助媒体

更多的孩子，还迟迟没有下落。大海捞针般的无效寻找后，家长们一度吁请河南省有关部门开展跨省解救，但被无奈告知，“跨省解救不是容易事，需要山西方面的配合。”

辛艳华的丈夫张志博，曾供职于河南一家法制类报纸，出于记者的职业经验，他建议妻子帮助家长们求助媒体。

河南省内一家都市报曾应约前来报道，辛艳华表达两点愿望：一是呼吁政府出面，跨省排查解救孩子；另一是赞扬这些家长们，忍着失子之痛，义务解救其他孩子，并不求回报的高尚品质。但次日报道出来，三四百字的短文反响寥寥。辛艳华又拨通省内以及中央的多家媒体的报料电话，可惜一无所获。

幸好还有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关注，但因为都市频道没有上星，加之省内媒体跟进者寥寥，跨省解救也似无进展。

网络发帖

网络便成了唯一的求助选择。

与那些已然手足无措，甚至连一份像样的文字资料都没有的家长们相比，辛艳华受过良好教育，文字能力强。更重要的是她熟稔网络，丈夫曾和他人合办网站。

于是，在6月6日，辛艳华写就这个著名的帖子。她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因为寻子心切，并没有逐一搜集失子父亲的具体数字。“400”是她根据几位家长掌握的名单数目，以及河南电视台节目播出后的反响得来的。

在朋友的提醒下，她也曾做些了预防工作----比如，选用“中原老皮”的网名，这不易于直观揣测发帖人的身份；她也没有在自己家里或单位发帖，而是借用朋友公司的一台电脑。

选取发帖网站也颇费思量。最初是希望发在新华网上，采用跟帖留言的形式。但“因为涉及敏感内容，帖子被拒绝发布”。最后帖子顺利在大河论坛上发布，同样是以跟帖的方式，并无专设主题。注册网名时，她还留下了丈夫的邮箱。

次日，大河网特约评论员表示高度关注。6月7日晚，附加了都市频道报道图片的专帖被大河论坛置顶。截至6月18日，该帖点击率突破30万。而被第一时间转载至天涯社区的帖子，点击率高达58万。

网络民意的汹涌，直接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南方周末记者也正是根据网帖，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其后，国家高层领导批示，山西、河南两地政府的及时反应，一场空前轰动的黑砖窑打击风暴就此展开。

再度出手

但这个一向低调的母亲选择了隐身，在全国媒体蜂拥郑州，山西黑砖窑风暴愈刮愈烈的6月，她从未接受任何采访。

她不愿意示人以炒作自己的嫌疑，也不愿意自己的正常生活受到干扰。“我只是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没有亲身参与解救，也没有实地调查，不应该是主角。”她说。

但与寻子家长们的联系却一直保持，她每日都留心山西省展开的大规模解救行动，并知道6位发起家长中，只有1位找到了孩子。

6月下旬，眼见媒体呼吁声浪有所下降，而前方诸多家长并没有如愿从解救行动中找回自己的孩子；她还不时耳闻前线家长转述，一些孩子被包工头非法转移，躲过了排查的消息。此时，她以400父亲的名义，写就第二封求助信，并选择了直接将信发到两位记者的信箱，希望“择日发表”。

但次日她的信被全文公开，甚至还带着错别字。被多家媒体援引后，此信再成焦点，并且被解读成“失子家长对山西解救行动不满”。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次日即留心到此信并作出批示，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主动联系发帖者，进一步查证破案线索。

搜集名单

而这也惊扰了辛艳华的平静生活。

为了躲避，她搬离了市区的家，落宿于朋友宿舍，也更换了手机号码。而山西警方寻着线索，找到她发帖所在的公司，并希望与其接触，但均未遂。

此时，山西黑砖窑风暴也正渐趋平息。经过大规模的排查和解救行动，山西省对外公布，被解救的窑工有359人，其中童工12名。

这一数字多少与原先其网帖所说的“400位寻子父亲”有所出入。尤其在第二篇公开信被曝光后，辛艳华从网络上看到了少数指摘其夸大其辞，以及别有动机的说法。

她自觉委屈，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之所以发帖对失子家长们施以援手，一是对其侄子被解救的感恩心情，另一是出于一位母亲的正义和良知。”为证明所言不虚，7月上旬，她开始搜集证据，以待准备充足后，与有关部门接触。

7月7日，她向南方周末出示了搜集的失子家长的名单----已近400名，她说，家长提供的失踪孩子超过2 ／ 3为河南籍，包括成年人、未成年人以及童工。

“网帖所谓的孩子，是站在父母的角度而言，并不单指童工。”辛艳华解释说。

当晚，她又给本报记者发来短信：“准备充分之后，心里坦然了许多。几天来第一次走在大街上，感觉真好。”

“深喉”首度袒露心扉：发帖之后

作者: 辛艳华

在揭发黑幕的人中，不乏有遭到打击报复的先例。我会是例外吗？我把搜集的失踪人员名单及对此事的担忧，发给我信任的亲朋好友，若有意外，他们会将它公布于众。

我是山西黑砖窑场事件中一位受害孩子的姑姑，侄子的凄惨遭遇让我了解到：在和谐社会里，竟然还有那么一条黑色产业链。无论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公民，还是一个有爱心的母亲，我都应该挺身而出。2007年6月6日，我写下了《400位父亲泣血呼喊：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在大河网上贴出。父母的血泪呼救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先后批示，河南、山西迅速展开解救行动，孩子们的命运终于迎来转机。

能用手中的拙笔推动事件的进程，我感到很欣慰。同时，我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也应该回到原来的那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随着“黑砖窑事件”成为社会焦点，山西方面开始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那些黑心窑主，包括部分官员也因此受到追究。而亲友终日为我担忧，会不会招来打击报复？

6月底，我正在外地时，就传来了山西有关部门到河南调查发帖者的消息。7月1日，我先生被通知去见调查组----他们查出，发帖者注册用户时使用的是我先生的邮箱。正直磊落的先生出于谨慎，否认了我发帖的事实。尽管对方称，他们的调查是为了追查线索，解救那些还在受苦的窑工。

先生暂时让我采取了回避态度。找不到我，他就成为了他们调查的主要对象。而我先生的一位朋友称，他们对他说：请转告小张（我爱人），我们清楚帖子不一定是他发的。就算我们求求他了，让发帖人站出来，不然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遥想明天，心中不免掠过一丝寒意。在揭发黑幕的人中，不乏有遭到打击报复的先例。我会是例外吗？我把搜集的失踪人员名单及对此事的担忧，发给我信任的亲朋好友，若有意外，他们会将它公布于众。

但愿，我所担心的一切都是杯弓蛇影。从后来的救助行动和处理上看，山西官方的态度是积极的。特别是于幼军省长的态度，让我更感到欣慰。我愿意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期待此事的最终结果。我相信真正以民为本的政府，会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就我个人来说，用自己的良心帮助了那些孩子，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尽到了微薄之力，无论将面临什么样的局面，都无怨无悔。

新疆也有黑砖窑

新疆也有黑砖窑：民工挨打骂家常便饭

来源：都市消费晨报 （记者邢东）

一个小砖厂，为何在三四个月里成了“人间地狱”？！33位民工在被警方解救后，讲述了他们“监狱”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二十多位民工受助陆续逃出砖厂，可只有一人向检察部门报案，更多的人保持了沉默，他们为什么如此沉默？

7月6日，晨报北疆新闻报道了这一事件。同时，记者走进了这家砖厂，采访了有关人士，揭开了黑心包工头牛海东和他的手下非法长期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采取全天监管、殴打等方式，强迫66名民工从事超体力负荷、超时间劳动的行径。

5 月25日，从砖厂逃跑的民工漆龙强向玛纳斯县人民检察院报案，称30多名民工被包工头全天监管、殴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玛纳斯县“黑砖窑”事件浮出 水面。5月28日，玛纳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会同县劳动局冒着倾盆大雨赶到砖厂解救33名民工，当时民工们冒着大雨干活。6月20日，牛海东、牛海存和钟锦 铠三人涉嫌犯罪被依法批捕，此案进入诉讼程序。

7月5日20时许，太阳仍旧高高挂在西边的天空上，地面像烧红了的烙铁一 样滚烫。玛纳斯县广东地乡硝渠湾村洪山砖厂，四周都是农田，作业区和生活区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只有一个大门可以进出。砖厂大门左侧是厂长梁红山住的院落， 院里有两只大黑狗，闻声便不停地叫唤；右侧是包工头牛海东及民工居住的地方。

5月25日，从这个砖厂逃跑成功的民工漆龙强，向玛 纳斯县人民检察院报案，说他和砖厂的30多名民工被牛海东等人“全天监管、殴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该院认为此案重大，立刻移交玛纳斯县公安局侦 查，“黑砖窑”事件由此浮出水面。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张宏斌密切关注着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得知5月28日有大雨，他决定在这一天进行抓捕和解救行 动。当天下午，果然下起了倾盆大雨，9名民警组成的专案小组会同县劳动局工作人员赶往洪山砖厂。

民工的住房很简陋，民警 只看到几名休息的民工，每间房里有一张张相连的铺板床，床上的被子凌乱而脏臭、一件件衣服上都沾满了泥土。在砖厂的生产区，20多名民工正冒着雨干活。丁 启东，四川籍民工，他的命运比漆龙强更不幸。他是玛纳斯县公安局成功解救的30多位民工之一，也是在砖厂见到民警后第一个站出来说自己遭遇的民工。

他那天走到民警跟前，让他们看自己被打伤的手。民警问是谁打的，他指了指牛海东和钟锦铠。警方当天将牛海东、钟锦铠及牛海东的哥哥牛海存抓获，并将在此干 活的12位民工带走进行调查。警方说，今年3月24日，丁启东经他人介绍，由牛海东的妻子带到砖厂。“到砖厂后，他就被钟锦铠安排到砖厂干活，控制了人身 自由。”

今年5月上旬的一天，因无法忍受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丁启东使用已欠费停机的手机拨打了110，但并没能和接 听者通上话。钟锦铠查看丁启东的手机时发现此事，他遭到了包工头牛海东和钟锦铠的木棒毒打，手臂被打断。“110风波”后，牛海东给民工们开会恐吓说，谁 要再打110或逃跑，将会得到和丁启东一样的下场。至于对丁启东的伤势，他们“没有进行很好的治疗，只是给他买了点药”。

而当地警方在看到丁启东拨打110的来电显示后，曾来该砖厂调查过，牛海东害怕丁启东把事情真相告诉民警，便让另外一位民工去搪塞民警，并对他许诺“你去 摆平这件事，我给你1000块”。这位“被收买”的民工告诉民警说是自己拨错了电话，这致使30多位民工失去了一次被解救的机会。办案民警刘波涛告诉记 者，由于长久不说话，民工们表现出神情麻木，缓了很长时间才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在那些日子的遭遇。

这次被解救的民工共 有33名，最大60多岁，最少的还不到16岁，来自甘肃、陕西等地。其中25位民工向警方证实了他们遭受全天监管、殴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的事实。从 牛海东的办公室，警方找到66份只有民工签名但没有他签名的单方合同，这意味着先后有66位民工在砖厂为牛海东干过活。刑警张宏斌说，他们调查得知，牛海 东、牛海存和钟锦铠等人，几乎殴打过所有在此干活的民工，将一人打成轻伤，三人打成轻微伤。6月20日，这三人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批捕。此案进入了诉讼程 序。

7月8日，玛纳斯县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肖玉军说，事发后，他们在该砖厂发现一名童工并让其放孩子走，与砖厂法 定代表人梁红山沟通后，督促其发放拖欠民工的4万多元工资。7月1日至7日，他们对全县砖厂用工进行拉网式检查，发现个别砖厂存在小问题并将进行处理。

玛纳斯县“黑砖窑”事件浮出水面至今已经一个多月，当地警方抓获包工头牛海东等3个主要涉案人员，解救出33位民工。可曾经的阴影依旧盘踞在砖厂民工小军 (化名)、红红(化名)等人的脑海里，那种全天被监视、挨打，超体力、超长时间劳动的一幕幕场景却无法从心头抹掉。他们现在还住在原来的工房里，没有门 锁，甚至连门扣都没有，没有折叠的被子凌乱地堆在铺板上。另一间工房里也是一片狼藉，曾经住在这里的民工留下了破旧的行李包和沾满泥土的破衣服，还有莫合 烟、记工本和一张写着“妈妈我想回家，家家家家家，妈妈妹妹哥哥妈妈哥妹妹姐姐，我想回家”等话的字条。

小军说，现在比 原先好多了，没人看管，也没人打他们。他和红红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非人生活。骗术：称“包吃包住，一天给60块，一月能净赚1800块……满意就留，不如 意可以走”工时：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一直干到早晨10点半吃早饭……从11点干到中午两点吃午饭……从两点半再干到天黑吃晚饭。最长工作时间达16个小 时以上。管制：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住9个人，睡觉时电灯长明，不让相互说话。伙食：不是馍馍就是面条，菜里没油花，哪样菜便宜吃哪样，“剩饭连狗都不 吃”。

小军是一位陕西籍民工，今年26岁，今年3月底来到了新疆。“我到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后，一个女的问我找不找活干， 还把牛海东他老婆介绍给我认识，说她是老板。他(牛海东)老婆给我说在她的工地包吃包住，一天给60块，一月能净赚1800块。”小军说，正在他犹豫和顾 虑的空当，牛海东的妻子套近乎地称他是“小兄弟”，说要请他吃饭，要带他去看她的厂子，“感到满意就留下来干，不如意可以离开”。

经不住牛海东妻子的一番“糖衣炮弹”，小军当天中午就和她来到这个砖厂，被交给了牛海东和钟锦铠。小军记得，牛海东拿出一张没有他自己签名的合同，让他在 上面签名，合同注明工作时间为8小时，工资结算采取“多劳多得，按件计算，每月按产量结算一次”，他签了名“并在他(牛东海)的逼迫下”摁下了手印。钟锦 铠将他带到砖厂生产区，让他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干活。

工人们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在院子里排队，由钟锦铠点名，人到齐后排队进生 产区干活，一直干到早晨10点半再吃早饭。早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然后从11点干到中午两点吃午饭。中午干活则是从两点半开始，一直干到天黑再吃晚饭。工 人们干活时间最长的达16个小时以上，吃饭打饭都要排队，晚饭后睡觉，电灯长明，“不让相互说话”，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住着9个人。

“每天的生活费是6块，吃的很差，不是馍馍就是面条，菜里也没几颗油花花，哪样菜便宜吃哪样，那种放几片青叶子的汤面条吃的最多。那吃的跟我家喂猪的东西 差不多，梁厂长院里的两只狗都不吃这剩饭。”小军这么形容他们的伙食状况。工人生小病了，“老板”就从药店买点药回来给工人吃；谁要生大病，他们就将工人 带到玛纳斯县的个体诊所看病，同时安排砖厂一个在老家给猪和牛打过针的民工用“大大的注射器”给生病的工人打针。

小军 说，“老板”经常认为工人生病和劳累过度，是偷懒躲工，不是将体温计放在病人身上测体温，就是让患病的工人吃药。有很多劳累过度的工人，为了得到休息时 间，将药藏在舌头下，等老板走了后就吐出来。“牛海东很黑心，他和砖厂厂长梁红山2006年年底签过一份合同，每生产出1万块成品红砖，梁红山给他325 元。可他(牛海东)给我们的是，装窑1万块砖30块，出窑1万砖60块。他老婆介绍工作时还说干一天60块，其实我们必须干两三天才能挣60块钱。我们被 解救时才领到工资！我们是被骗到这里的。”

民工们说，牛海东、牛海存和钟锦铠经常打骂他们，“挨打是家常便饭”。小军 说，这三人打人的工具是榆树棒、三角皮带和浇水管等，对逃跑抓回来的、干活慢的，见一个打一个，而且都是“叫到房子里，关上门，狠狠地打”。除漆龙强和丁 启东外，来自山东的王某因逃跑未遂也被打过，牛海东民工们说过“谁敢再跑，就挑了谁的脚筋”。在民警解救33名民工当天，就有3名工人逃跑未成功而遭到毒 打。

打民工最多的是钟锦铠，白天工人干活，他不是拎着榆树棒在工地溜达，就是拿着一根三角皮转悠，他总是站在窑顶等高处 监视工人干活，“见谁干活不利索，就连打带踢”这个人。他曾将出窑的一个民工赶进没有冷却的窑里出砖，因窑里温度高，这位民工长时间在里面干活，满脸起湿 疹，脓水流满面。即便如此，钟锦铠也只是打电话向一个个体诊所医生询问了下，给这位民工买了些口服药和膏药，让他继续干活。

牛海存负责晚上看管工人，他白天睡觉，晚上则拿着榆树棒坐在民工所住工房院里的靠背椅上，监视着每间房子的民工，哪个房里有人说话，他就走到门前用木棒捣 门，“不要说话，快睡觉，明天还要干活”。每天晚上，他和牛海东、钟锦铠要查夜两三次，都是通过门缝查看睡觉的民工。民工们说，这些人是用榆树棒、三角皮 带和浇水管等工具控制他们人身自由的，他们必须服从“管理”。早晨天一亮，钟锦铠等人就喊民工起床，动作要是慢了，他们就掀被子，边掀边骂，甚至用脚揣民 工的臀部。

除了自行控制，牛家兄弟和钟锦铠还在工人中培养了两个打手，因为这两人进厂时用的是假名，至今没人知道他们的 真实姓名，而他们也已在民工被解救前离开砖厂，警方无法对其进行抓捕。小军等民工只记得其中一个打手来自山东，大伙儿都叫他“小山东”。小军有一次也差点 挨钟锦铠的揍。4月底的一天，钟锦铠问他一个工人逃跑的事，他回答“我是来干活的，不是给你看人的，他跑了我咋知道！”钟锦铠听了后很不高兴，举起棒子想 打他，他上前一步说，“你今天打不死我，我明天就把你往死里整！”小军说，钟锦铠听他这话后有些害怕，慢慢放下了棒子。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丁启东逃跑被抓 回来遭到毒打之后，很长时间都想自杀，有一次跳进运土的皮带里，土埋到了他的胸口，结果被工人们救了出来。

24岁的红红 是砖厂的几名女工人之一，她和小军“脑子比较聪明”，算是包工头牛海东的“贴心人”，正是他们在黑夜里将一个个民工放走，并让离开的民工到当地公安和劳动 等部门报案，牛家兄弟和钟锦铠至今都不知道此事。红红说，她是今年3月到砖厂干活的，来这里之前，她并不认识小军。她住在钟锦铠的隔壁，每天晚上都能听到 牛海东、牛海存、钟锦铠开会时说的话，他们经常说“××聪明，可以先利用一下，先让他吃好点，到最后发工资时再算账，让他拿不让钱；××有想跑的念头，让 ××好好监视他”。

红红和牛海东的妻子“算是说得来”，小军等人认为她是牛海东的“狗腿子”，对她冷眼相待。而她看到小 军有时候和牛海东走得很近，以为他是给钟锦铠等人提供工人逃跑消息的“狗腿子”，同样也用冷眼回击。也就是他们这种相互的目光和猜疑，他们开始认识，并成 了好朋友。红红把一次次夜里听到的“会议内容”告诉了小军，两人策划一次次放跑工人的行动。他们第一次向记者讲述了放人事实。漆龙强是甘肃籍民工，是红红 和小军将他放出砖厂，而他也是惟一报案的出逃民工。

红红告诉记者，到3月底，砖厂开始生产运行，来砖厂的民工越来越多， 每天都有一两个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四个人。砖厂工人最多时达到54人，白天和晚上倒着上班。砖厂的工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同一个县乡的人很少；二是“少 数人比较聪明，大半人智力比较迟钝”；三是过大半的人只有20岁左右。“牛海东一伙认为，这样就不会出现工人罢工和逃跑的事，可他们还是打错了算盘。活这 么苦，又挣不到钱，工人个个心里有了逃跑的念头。”

小军证实说，刚开始，只是工人们自己想办法单独逃跑，可还是被牛海东 等人抓了回来，逃跑不成反挨了一顿暴打。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主动找到红红，和她商量偷放工人一事。在帮助一名甘肃民工成功逃脱后，红红才相信他，两人便开 始帮助更多的工人逃跑。4月底的一天，在砖厂打工的一家四口成功挖洞逃出砖厂，这使得小军和红红对偷放工人的行动步伐快了起来，“我们希望逃出砖厂的人， 去找人来解救我们和厂里被监视的其他工人”。

此后，只要晚上钟锦铠等人松懈，小军和红红都会帮助一些工人逃走。等钟锦铠等人发现时，他们都会说相反的方向，让他们没法去追。两个月时间里，两人一共偷放了24位民工，不过，事与愿违，这些逃走的民工仅有一人报案。

7 月5日20时许，记者在硝渠湾村洪山砖厂门口遇到了梁红山的妻子周玉丽。“你是哪里的？是不是检察院的？”她警惕地问道。“我是妇道人家，对厂里发生的事 都不清楚，还是等他回来，你们问他，估计两三天才能回来。”记者正准备问她丈夫的联系方式，她又开口了，“他们把我们害惨了！我们很冤！没地方喊，我们已 经为这事忙得焦头烂额。”

周玉丽家的墙上挂着当地工商部门核发的个体营业执照。“牛海东是别人介绍给我丈夫的，我们把红 砖的生产承包给了牛海东，我们只负责提供红砖的生产原料和红砖销售。今年年初，我们投资20多万买了煤、柴油，还有生产设备配件，他们被抓了，民工都没 了，厂里的生产停了，我们赔进去了。”“我看过电视上报道的山西黑砖厂的新闻，我们厂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手续是齐全的，厂里民工是牛海东找的，由他管， 他和民工住的房子和被子是我们提供的，都没要钱。民工吃的也由他负责，他找了个60来岁的老汉做饭，民工吃的好和坏，我都不知道。”

对牛海东等人控制民工的人身自由、让民工超时间劳动及毒打民工一事，她一再强调“不知道”，是在当地警方将牛海东等人抓了才知情的，但她说，有些民工“确 实不是利利索索干活，干活总是磨洋工，经常皮带上没有土，机械空转，每分钟的电费是15块，我们一年要交1.6万块电费，我们只是对牛海东说让民工快点干 活”。出事后，牛海东没钱给民工支付工资，经当地劳动部门出面，他们在5月28日给民工们发了拖欠的工资，还“给他们多付了工资”。

7 月7日，记者电话采访了砖厂厂长梁红山，他说，“我在厂里时间少，老婆在厂里的时间多。根据我和牛海东签的合同，他负责找人、生产成品红砖，我负责销售红 砖，我很少过问牛海东是咋生产、咋用人、给干活人吃什么的，我见过牛海东等人打骂民工，看到他们给民工吃的不好，给牛海东等人提过，可他们不听，我觉得说 多也不起作用，后面就说的少了。”

7月5日15时许，记者再次来到玛纳斯县广东地乡硝渠湾村，见到了该村支部书记许建 科，他已在该村当了十几年村官。“我挂了个砖厂副厂长的名，可到现在梁红山也没给我一毛钱，砖厂是1994年建成的，是硝渠湾村和梁红山联营的。”许建科 说，当时他是村委会主任，村里出100亩土地，梁红山建了砖窑，安了设备。梁红山和硝渠湾村委会签过一份期限为10年的承包合同，即从1994年到 2003年，每年给村里交管理费1.4万元。2003年新上任的硝渠湾村村委会主任和梁红山签了5年合同，终止时间为2008年，每年给该村交管理费 1.4万元。“他每年以红砖抵1.4万元管理费，砖用于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我负责解决老板、包工头、民工的纠纷。”

记 者问他是否经常去砖厂，他承认不常去，即使去也只是和梁红山等人聊几句，问问生产情况和有无超生的娃娃。他说没见过工头打骂民工，“如果见到一定会管”。 他对多名民工被打一事，是在牛海东等人被抓、33名民工被解救后才知道的。许建科说，事发后，梁红山找过他，让他帮忙找人处理这事。“我们村是县里今年的 新农村示范点，砖厂的问题已给我们带来了不良影响。硝渠湾村不是梁红山的保护伞，更不是牛海东等人的保护伞。村里和梁红山之间只有每年1.4万元管理费的 关系，和牛海东等人没一点关系”。

玛纳斯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郭毅告诉记者，这是该县发生的第一起强迫职工劳动的案 件，强迫职工劳动罪是指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行为。6月20日，牛海东、钟锦铠因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故 意伤害罪被批捕，牛海存因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被批捕。他们非法长期限制工人人身自由，采取全天监管、殴打等方式，强迫其从事超体力负荷、超时间劳动，足以 构成强迫职工劳动罪。

为侦破此案，玛纳斯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公诉两部门依法适时介入侦查，在证据搜集和固定、被害人 调查等关键环节引导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在检察、公安机关的配合下，该案取证到位、程序合法，现已依法以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牛海东、钟锦铠，以涉嫌强迫职工劳动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牛海存。强迫职工劳动罪只能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此案中，牛海东、牛海存及钟锦铠是具体犯 罪的实施者，而砖厂厂长梁红山则不是，所以只追究上述三人的刑事责任。

黑窑案审理程序违法，部分受害者错过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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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就是黑社会：黑窑案审理程序违法 部分受害者错过开庭

新京报讯 山西洪洞县“黑窑案”前日在临汾市中院开庭，只有两名河南受害者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庭审。据悉，临汾市司法机关在开庭前并未按法律规定履行通知所有受害者的义务，致使部分受害者错过了开庭。昨天下午，陕西律师雒毅赶到临汾，要求临汾市中院将其代理的受害民工纳入此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洪洞县曹生村“黑砖窑”解救的31名民工中，有7人来自陕西。他们被遣返后，陕西媒体倡议律师报名参加义务维权团。雒毅是第一个响应的，负责免费为7名陕西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目前，雒毅已联系到其中5个受害民工，除一人尚不确定外，其他4人均表示愿意接受其法律援助。雒毅约这4位民工于7月4日来西安办理委托手续，住在陕南山区的三人因天气原因未能前来，只有居住在西安的王孟赶来，与雒毅签订委托协议。当晚，雒毅发现临汾市中院已在当天开庭审理。“公诉机关和法院没有通知陕西受害民工和代理人。这是违法的。”

　　据悉，两位河南受害民工的家属也是在开庭前几日接到紧急通知，才聘请律师匆忙参加诉讼的。

　　雒毅说，在与临汾市中院陈姓审判长交涉过程中，对方称没有民工的电话和联系地址，联系不上。雒毅反驳说，王孟都收到了洪洞县民政局邮寄过去的致歉函，而且其地址洪洞县公安局也有，怎会没有联系地址？

　　令人意外的是，闻听开庭，身陷黑砖窑94天的甘肃男子谷西平却以“干活时没有遭到包工头对他特别大的虐待和殴打”等理由，谢绝了法律帮助，他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相关政府能在给他补发上1000—2000元钱。远在礼县的另一名受害者杨福利家属表示，“给多少赔偿都可以，但我们无力打官司”。

　　亦有消息透露说，紧跟黑砖窑案的开审，官方渎职行为的究责结果也有望在本月内公开，“肯定是一批由上至下的官员承担责任，具体人数和最高级别的官员都处于保密状态。”

黑窑奴工事件为执政能力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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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 岩（原载《凤凰周刊》）

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奴工的遭遇之惨固然让人辛酸发指，但更加震撼人心的，或许是一手炮制了这种人道惨剧的当事人及知情公务员心态之淡定、坦然——他们似乎没有谁觉得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不正常，也没有谁打算改变这种悲惨局面。

对此，从道德上谴责、探因是必要的，但可能意义有限。道德是由多种因素综合积累而成的惯性，它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因为某种“惨痛教训”而遽变。舆论的热潮过后，或许一切又会回到原来的轨迹，大家原来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

在道德以外，黑窑窑主及包工头的动机很好解释，因为有利可图：奴工的待遇越惨，他们的成本越低，利润越多。但那些知情的公务员呢？利益只可解释其中部分动机，因为黑窑与这些管理部门的公务员或多或少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关连。而这些本来负有管理之责的公务员却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这至少说明了一点：现行体制对这些公务员的驱动力，小于黑窑窑主给他们的利益——虽然这种利益数额并不大，好在可以零星不断、川流不息，只要黑窑还在，利益就不绝。 (博讯 boxun.com)

由此，人们不能不对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执政能力产生怀疑：政府政策的贯彻及各种执政行为，最终需要具体公务员来完成，而现行体制对公务员的约束力和驱动力如此有限，以至稍稍一点物质利益就可以使他们放弃本职责任。公务员行使本职职能的动力如此之低，这或许是解释当前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内部贪渎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视角。

要解决这种行政系统“动力不足”问题，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渠道。现行体制没有为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留下足够空间，民众的自发行动，往往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因此，在制度未有大的变更的前提下，出路主要还在强化自上而下的压力。在现行体制下，政治稳定是一个关键性指标，它既条件苛刻又必须完成，强化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压力也不能损及政治稳定。但是，从人事结构而言，政治稳定的标志主要在中央最高一级。换言之，在任期内，中央最高一级不宜有过多变动。但同时，中央最高一级也应给以下层级（部省一级）施加足够的压力，才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使整个系统的有效运转获得足够动力。

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不可能及时掌握与下级同样多的基层具体信息，因此自上而下的压力只能根据下级工作的实际后果来设置，即对行政后果进行问责。这种行政问责制近几年已逐渐开始尝试，但普遍严重存在的公务员动力不足，充分说明目前的问责制力度太小，远远未能达到维持系统有效运转的要求。

问责制要产生效果，必须“动真格”，而且必须从部省一级开始。应该明确凡在职权范围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一把手（部长、省委书记）必须引咎辞职或者被免职。这种重大责任事故既包括矿难、环境破坏之类的安全事故，也包括黑窑奴工之类的恶性事件，还包括下属官员的重大腐败行为，这份清单应该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扩充内容。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可能有多种原因，甚至可能与部省一把手的行为完全无关，因此免职并不表明其人有过或有罪，但为了整个行政系统的效率，制度必须这样设计。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公平，与整个执政集团的执政能力相比，官员个人的进退荣辱轻于鸿毛。

中央只要确定了部省一级的问责制，这种问责就将从上到下层层自动传递，而且一层比一层严厉、完备。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制”表明，这种毫不含糊的问责制能够极大调动各级公务员的积极性，彻底改变其动力不足时的“不作为”状况。同时，问责的标准应该是明确的，并且公示于众，使民众可以检验、监督。近年来，曾有个别地方或中央部委的官员因重大安全事故而被免职，但并没有因此形成明确的问责标准并公诸于众，问与不问操之于上位者的一念之间，所以这种问责起不到多少正面效用。

这种问责的主要副作用是可能强化各级官员对重大事故隐匿不报的动机，因此有必要强化舆论监督。在网络时代，重大事故是无法真正隐匿的，但要形成舆论压力，必须有一定的政治宽容，尤其是对异地报道的容忍。由于官员对辖区内媒体拥有控制权，没有控制权的官员也能通过人情或利益交换间接实现控制，因此不允许异地报道实质是使舆论沦为某种类似于党内批评的组织手段，取消了舆论的社会监督功能，客观上鼓励了各级官员对上隐匿实情，最终使问责制形同虚设。在自下而上的压力途径阕如的情况下，如果还不能切实强化自上而下的压力，那么提高执政能力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虽然已作了多种尝试，但真正行之有效的问责制迄今未能出台。这不难理解。与西方民主制一样，仅仅从行政效率出发，任期制的每届政府也存在人事调整问题。由于没有政党更替的方便，人事调整只能一个个职位地进行，过程既长且必须平衡各种关系，人事调整在现行体制下是一个难题。如果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可能导致官员上下频繁，难以人为控制，影响人事调整的“战略布署”。

但从提高执政能力的需要出发，严格问责是必须的。某山西黑窑工头曾对媒体说：打击这个东西，就像一阵风，他们并不怕；现在风声虽紧，但可能20天后，该开工的又要开工了——如果事关各级公务员的职位，打击就不会只像一阵风；如果事关自己的饭碗，相关管理部门就不会因 “要求停工、约见，效果都不明显”，即转而以罚款了事。人事调整的游戏或许不可避免，但它应该在新的规则下进行。必须使行政问责成为新的规则，纵然这种新规则有可能增加游戏操作的难度，但它至少可以保证游戏能玩得更久。

从官员个人而言，“一票否决”的问责制加大了从政风险；从整个政府系统而言，问责制增加了干部队伍的不稳定性。对于这些被民间戏称为“一等公民”的政府官员来说，职业风险的增加并非坏事，压力会变成动力，至少可使他们的权责更相对称；对于整个政府系统来说，干部队伍不稳定性的增加，或许正是保持活力、减少暮气的最好方式。

刑不上七品，法不及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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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 贤（来源：太阳报）

山西现代砖奴大案昨在该省临汾市中院开庭审理，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宗轰动全球、由四名国家领导人同时批示、多个部委联手督办的大案，仅由一名黑窑主及十多名打手承担责任，至今没有任何县级以上官员被查处或引咎辞职，国人期待的严查幕后保护伞、整顿吏治并未发生。

看样子，砖奴大案即将草草收场，全体山西官员可举杯庆祝，又过一难关。然而，该案存在太多的疑点，堵不住悠悠万民之口。洪洞县是砖奴案件发生地，当地许多官员与案件的关系是说不清、道不明，理应回避此案，交给别的地方调查审理。可山西省却将该案交由洪洞县警方调查，再由其上级临汾市检察院公诉，明显无视利益冲突，有违司法公正。

十二名被告仅被控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故意伤害等三项罪名，也有大案化小之嫌。该案三十二名受害人，有人是被迷药蒙倒转卖到砖厂为奴，也有人年龄不够十四岁，但检方对“虐待儿童罪只字不提，”拐骗人口罪“也不在起诉范围之内。人们难免质疑当局是否避重就轻，以免引火烧身。

山西省境内存在黑砖窑问题逾十年，如果说背后没有保护伞，没有官员渎职甚至参与犯罪，是没有人相信的。山西省长于幼军曾就此案向全国人民道歉，省委书记张宝顺也承认案件背后存在腐败问题。可奇怪的是，案件被揭发至今一个月，没有一名官员因此下台，也没有听说有任何官员被查处。

中国政府多年前已建立官员问责制，山西省却是例外，这令人想起国民党时期阎锡山治下的山西省，那也是个地地道道的“独立王国”！

黑砖窑、黑煤窑：于幼军主政山西2年自承失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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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寿蓓蓓

在发达地区工作和在山西工作，于幼军感受不同。一年前于幼军接受本报访，一年后于幼军还是坐镇火山口，不过这次煤窑换成了砖窑。 “如果看到工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还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还配叫共产党吗？这种状况不但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请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善待山西人...”

“他们的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吗？都会想啊！为什么不去呢？穷啊！每念及此，我的心都隐隐作痛，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黑砖窑事件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对此，到山西主政不到两年的于幼军也始料未及，一心治煤治污的山西省长从未想到，砖窑所造成的“破坏力”竟不亚于煤窑。随即，省长作检讨成了媒体头条新闻。然而，基于种种历史积弊造成的事端，于幼军觉得自己冤不冤？黑砖窑事件可能会处理到哪一级官员？在外界质疑与愤慨的声浪中，政府为什么保持沉默？究竟是不是无所作为？

6月28日，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于幼军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此时距上一次本报专访将近一年，还是在省长办公室，还是“于幼军坐镇火山口”，只不过这次煤窑换成了砖窑，于幼军看上去有点疲惫。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今后我相信，还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想到和没想到的问题，那也只好面对它，出来一个，认真解决一个，再去面对新的问题。”

在发达地区工作和在山西工作，于幼军感受不同。

南方周末：现在大家比较关注“黑砖窑”事件最后会不会不了了之，什么级别的官员会受到处理？

于幼军：不会这样的！省委、省政府对此态度非常明确、坚决，在黑砖窑事件中，凡是被网络、媒体和群众举报涉及各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都必须有案必查，查实必处，根据事实和证据，涉及到哪一级干部的问题，就依法纪追究哪一级干部的责任，绝不姑息迁就；对“黑砖窑”事件中涉嫌拐骗、强迫工人劳动、非法使用童工和智障人员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决不让其逍遥法外。这两方面问题的查处，省委、省政府已责成政法委、纪检监察部门全面开始，查处情况将会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南方周末：你作为省长，为何要向社会道歉检讨，你觉得自己冤不冤？

于幼军：我就“黑砖窑”事件向国务院检查和向社会道歉检讨后，确有不少人电话或当面对我说，“这些是山西多少年积累的问题，你来山西工作不到两年，怎么能是你的责任呢？”还有人说：“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省长哪能都一一亲自发现处理？”网上还有帖子说：山西多年存在的这些问题总要爆发，现在“击鼓传花”传到你手上了，等等。

但我这段时间边指挥处理事件，边在反思：中央派我到山西工作，委以重任，人大代表选我当省长，寄予厚望，我理应守土有责，为中央分忧，替百姓解愁。只要在山西土地上发生的伤害百姓的事件，不管什么原因，我都负有责任。现在出现了如此严重、恶劣伤害民工、未成年人和智障人员的事件，我确实深感内疚和痛心，道歉和检讨是最起码要做的！进一步反思，到山西工作快两年了，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这类问题，这起码是失察啊，检讨是应该的。

我希望以我的道歉和检讨，能够教育、警醒山西各级干部今后要高度重视这类问题，不能漠视生命，不能怠慢人民！也以此向社会表明，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这种负责既表现在一经发现伤害人民的犯罪行为就坚决依法打击，也表现在由于政府管理不到位，使人民受到伤害，就要向人民检讨。当然，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全面反思、认真汲取教训，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切实改进和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和执政能力。

南方周末：那么你认为应该从“黑砖窑”事件中汲取什么教训呢？

于幼军：一是这类事件暴露出我省对企业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的依法监管不到位。省政府这两年多次下发了整治规范小煤矿、小砖窑、小玻璃器皿厂等劳动用工秩序的文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去年启动了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立法工作，今年6月1日，省人大常委会议颁发了全国第一部省级人大立法的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规。但近期发生的“黑砖窑”事件，暴露出山西在农村地区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漏洞和薄弱环节。

南方周末：是不是远远不是一部地方法规能够解决的？

于幼军：长期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对劳动用工和流动人口管理的注意力和监管工作主要在城镇和规模较大的工矿企业，对农村地区的小作坊、小矿山、小砖窑、小工厂等劳动用工问题基本处于失察和失控状态。公安机关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存在漏洞，工商部门对无证砖窑等无证生产经营的企业也疏于管理。正是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村地区社会管理的缺位和一些干部、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以及个别人的腐败行为，使一些农村地区非法用工尤其是拐骗民工、使用童工和雇用智障人员等犯罪行为得以长期存在，使得一些非法窑主得以为所欲为，滥施淫威，导致农民工流血流泪，遭受欺凌。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中，基层党的组织似乎已经瘫痪了，是不是如此？

于幼军：这类事件暴露出我省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未能认真履行职责，个别村干部甚至包庇纵容黑窑主，致使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这些村级组织和干部却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没有及时向上级政府和当地公安机关举报，耽误了打击犯罪分子和解救受害民工的时机。这类事件还暴露出我们一些党政干部政治素质不高，政治敏锐性不强，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健康和重大切身利益问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事件发生后，全国公众对受害者都极其同情，对发生这样的事件都很愤慨，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社会情绪？

于幼军：众多的网民和媒体对农民工、童工和智障人员受到伤害表达出极大的关注和愤慨，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在广泛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保护人权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不断增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我们各级党政干部必须自觉顺应历史进步的潮流，再也不能有丝毫怠慢，更不能漠视事关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南方周末：“黑砖窑”事件发生后，你有没有被这个事情触动？

于幼军：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感到难过、愤怒。像洪洞县曹生村的“黑砖窑”包工头这样用非常凶残的手段打骂农民工，强迫高强度劳动，特别是看到一些智障人员的悲惨处境，他们已经没有人的尊严了，确实非常愤慨，也更使我内疚和痛心，更增强了全面开展打击、解救和清理整治专项行动的决心和紧迫感。

南方周末：现在大家不仅是愤慨，还关心那些孩子，6月22日，国务院联合工作组公布了山西经出动4万多警力展开地毯式排查，查遍了8760处小砖窑、小煤矿、小冶炼厂等，解救了359人，但确认了童工身份的只有12个，但人们传言中，似乎有上千个童工，如果确实有漏查的，这些孩子该怎么找回来？

于幼军：我们也注意到网上和媒体报道说，在山西“黑砖窑”等处起码有上千个童工，现在这些童工已经被黑窑主转移到别处去了。我们非常重视这一信息，我多次交待公安部门必须继续认真排查、寻找、解救，同时要找出这一信息的源头，循着这一线索去查找可能失散或被转移的童工。有关部门调查后告诉我，这一信息最早是河南一位记者采访一位河南去山西找儿子的父亲，记者问，你看在山西有多少个来自河南的童工？这位父亲回答说估计有上千个吧。后来，“上千个童工”这一信息就被网上和部分媒体传开了。

就是对一个人说的信息我们也高度重视，决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国家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工作组经调查核实，在6月22日新闻通气会上确认童工身份只有12个。当然，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年在山西“黑砖窑”的童工只有十多个，很可能有些在我们展开地毯式排查前已经跑掉了。后来，我在网上看见再次贴出的400个父亲寻找失散儿子的呼吁书，我在6月23日晚上11点多批示公安厅长：

一是立即协调指挥公安部门与发帖子的投诉网民联系，循线索认真查找孩子；二是公安厅通令各市、县、乡(镇)、街道公安机关，凡有投诉、举报或要求帮助寻找失散亲人的，公安机关必须热情接待、记录在案、立即出警、认真查找。查明后对上门认领的亲属，必须核准其身份后，准予其带走亲人，或公安部门派人送返；三是公安厅立即在媒体及网上发布启事，公布联系电话、网址及书信联系地址、负责人姓名等，接受省内外群众投诉、举报和要求帮助寻找亲人等事项。

省委书记张宝顺同志也立即作出批示，要求认真查处，对其中涉嫌犯罪的要依法从快处理。接到批示，省公安厅当天就在媒体和网上公布了接受省内外要求帮助寻找失散亲人的电话、网址、信箱等，几天下来已接到了2300多个电话、信件和邮件，公安部门都有报必查。山西公安部门还派出工作小组到河南省公安厅请帮忙联系在网上发帖的那400位父亲，以寻找线索迅速查找。我们欢迎全国的媒体、网民和群众继续关注，有具体线索及时向我省公安部门提供，帮助我们寻找、解救失散或被困的民工、童工和智障人员。

南方周末：我们在采访中听说有些山西人觉得委屈，说“黑砖窑”最恶劣的案子都是邻近某省的人来山西承包经营砖窑干的，又是这个省媒体对“黑砖窑”事件炒得最热，觉得山西人替人受过、真憋气，要在舆论上反击，你怎么看这种意见？

于幼军：这段时间，我们也常听到山西的干部群众有这种议论。张宝顺书记和我都在大小会议上对干部们说，为什么个别外地人能在山西的土地上干坏事？这还是说明我们山西的工作没有做好，政府监管工作不到位，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没有战斗力，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认真汲取教训，扎实改进工作，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更不能因此影响了兄弟省人民之间的关系。

南方周末：我上次采访你的时候，大标题是《于幼军坐镇火山口》，你大概没想到火山会从煤窑改到砖窑里爆发吧，以前的工作有没有涉及到非法用工问题？

于幼军：到山西工作后，我最初注意的是小煤矿。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一般是不骂人的。但前年七八月我刚到山西工作就到市、县调研，我看到一些小煤矿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居住环境非常差，与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刘少奇在安源煤矿》里描写的上世纪20年代矿工们住的条件差不多。我那次骂了人，动情地对当地的党政干部说，如果看到工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还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还配叫共产党吗？这种状况不但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这也是后来下决心淘汰关闭几千个小煤矿的初衷之一。

2005、2006年，省政府三次下文整治小煤矿、小砖厂和小玻璃器皿厂等劳动用工问题，去年省政府提请省人大、今年6月1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布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法规。今年初，省政府又在煤炭行业准入标准里明确规定了煤矿工人要有较好的居住条件、最低工资是多少、要具备什么样的劳动防护设备等。但从“黑砖窑”事件可以看出，政府一些文件、规定等在一些地方并没有落实，农村地区小作坊、小砖窑、小工厂等非法用工问题还比较普遍地存在，政府对此见事迟，我应负失察责任。

南方周末：从洪洞县的个案来说，虽然警方一发现就查处了，但那个砖窑已经开工一年半，而且这类案件本来应该在乡镇一级，最多到县一级就解决了，不应该由你或更高层督办，“黑砖窑”事件是不是说明基层行政机关太薄弱了？

于幼军：在农村开个砖厂，开个小作坊，不经政府批准登记就生产、雇人，这种现象还不少。在我们这次专项整治行动发现的全省三千多个砖窑里面，三分之二属于无证照经营的非法砖窑，其中牵涉到拐骗殴打工人、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等刑事犯罪的，还是少数，多数属于非法用工。但就是这个“少数”已经说明这方面问题非常严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不能让这类黑恶现象存在、重演！

我前面总结教训时说过，之所以会在一些地方长期存在这类问题，说明我们对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存在漏洞，基本处于失察、失控状态，政府监管不到位，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针对这些问题，我最近带一个小组正在进行调研，争取尽快拿出今后加强政府经常性监管工作的对策措施，建立起长效机制，切实改进加强这方面工作。

南方周末：我去年采访你的时候，你说改革不能回避矛盾，但也不能一下子引爆所有的矛盾，而是要抓住时机、分阶段解决问题。现在有“黑砖窑”事件这样一个契机，行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不作为的问题，是不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于幼军：确实如此。这次“黑砖窑”事件暴露出我们一些干部素质不高、政府公务员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甚至贪污腐败等严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人民利益得到保护和增进的重要因素。去年7月初，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追究公职人员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纪律规定，召开了全省政府系统干部大会动员部署，在全省政府系统整顿机关作风、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今年省委又部署在全省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一年来，全省行政监察部门已处分了 783名干部，全省干部队伍的作风有所好转，但这方面问题仍然不少，离人民的期待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三尺之冰也绝非一二年之功，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要靠各级党委、政府长期努力，要靠人民和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要靠建立健全严密的管理制度和严明的纪律，等等，这就需要不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南方周末：除了基层组织建设问题，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包括基层官员在内的很多人，还有一些村民、村干部在这一事件中都表现得麻木不仁，其实这样的麻木不仅在山西，可不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道德机能在流失？

于幼军：这就要回到鲁迅先生当年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大声疾呼。鲁迅先生作品描写的吃人血馒头治肺病的悲剧，革命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牺牲，但当刽子手屠杀革命者时，围观的人却麻木不仁，有人还等着革命者被砍头后吃蘸他血的馒头治病；还有祥林嫂、孔乙己等，鲁迅都刻画得入木三分，令国人振聋发聩。我觉得，鲁迅当年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努力。

当然，从“黑砖窑”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亮色”的另一面。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众多网民、群众对素昧平生的民工、童工、智障人员受到伤害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愤慨，这表明我们国家正在不断走向文明进步，全民族的素质正在不断提高。

南方周末：说起国民性，可能贫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你从沿海开放城市到山西工作，是否体会更深？

于幼军：确实更普遍、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贫穷。现在有些人以为山西有钱，其实山西有钱的只是极少数人，广大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较低，吕梁山、太行山有五十多个县集中连片大面积贫困，全省还有三百多万贫困人口。这几年山西财政增收比较快，但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非常多，都要钱。贫穷落后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社会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贫困地区还有不少困难家庭的孩子，十五六岁就要外出打工，难道他们不想继续读书吗？他们的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吗？都会想啊！为什么不去呢？穷啊！每念及此，我的心都隐隐作痛，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为消灭贫穷而战，我们还需要艰苦奋斗十年、二十年。这是我到湖南、特别是到山西工作以后才有的体会。

常有广东、深圳来看我的同志问我，你觉得在山西工作跟在广东工作有什么不同？我苦笑地回答：在广东、深圳是长袖善舞，在山西是闻鸡起舞，要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啊。还可有一个比喻，在山西工作是在“沙滩跑步”，要以人一己十、人一己百的努力才能收到工作成效。但我对山西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决心和山西干部群众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山西的面貌一定会发生历史性转变。

最后，我还想借贵报告诉广东人民、全国人民：山西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民族生存解放、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为全国建设发展提供了重大能源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山西人民是朴实、善良、待人厚道的人民！“黑砖窑”事件极少数人的恶行，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善待山西人！